城市与村庄
说“鄮”
（一）“鄮”，出现于战国时期
吾乡晚清大儒董沛认为，鄞县、句章县和鄮县均建置于秦，但作为地名，鄮是最晚出的。其撰《明州系年录》有说：“秦所创置亦惟一鄮县耳，鄞与句章犹仍越地旧名也”（卷一）。
《十道四蕃志》，是唐代武周时（690-705）梁载言所撰的唐代全国地理总志。但他说的“海人持货贸易于此”，却没有时代信息，所以不能据以推测“贸”的得名时间。
再早，那就是《汉书》了。
会稽海外有东鳀人，分为二十余国，以岁时来献见云。（《汉书》卷二十八下·地理志第八下）
东鳀诸国“以岁时来献见”，这差不多是说他们到汉廷来朝贡了，与贸易的本义还是差了不少。
《后汉书·东夷列传》沿用了《汉书》的头两句，却补充了一大块儿很有意思的内容。
会稽海外有东鳀人，分为二十余国。又有夷洲及澶洲。传言秦始皇遣方士徐福将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蓬莱神仙不得，徐福畏诛不敢还，遂止此洲，世世相承，有数万家。人民时至会稽市。（《后汉书》卷八十五）
上引文中出现了一句“人民时至会稽市”，也就是说东鳀人或徐福带到“夷洲及澶洲”的男女数千人及其后代，常常到会稽来作贸易（“市”）。这“会稽”，是指会稽郡的沿海，秦时会稽郡的海岸线从长江口以南到宁波的象山。
那么，鄮县是因徐福的那些人来鄮山脚下贸易而得名的吗？不可能。因为嬴政统一六国后才称“皇”，才“遣方士徐福”求蓬莱神仙，否则该说“秦王”遣方士徐福了。
所以，“贸”的得名，当在秦朝之前的战国时期。
（二），鄮，不可能是越语地名
“贸”字在甲骨文、商周金文中出现的频率，比堇、甬低得多，不过这个字出现得还是很早的，《诗经》里就有“氓之蚩蚩，抱布贸丝”的诗句，其义也直白明了。
清代曾出土有公贸鼎，被陈梦家先生认为是周康王时期的礼器。现仅存拓片，原物已不知所踪。其铭文曰：
隹十又一月初吉壬午，叔氏使［上父下贝］安?伯，宾［上父下贝］马、辔、乘。公贸用牝休鱻，用作宝尊彝。
这意思是说，那天，叔氏派［上父下贝］去慰问?伯，受到?伯的马、缰绳、一辆车的赏赐，公贸也就是［上父下贝］用一头母牛休赐给鱻，鱻于是制作宝尊彝来纪念这一荣宠[1]。贸与［上父下贝］，是该人的名与字，他应该是?叔的家臣。
公贸鼎拓片。图像来自曹锦炎编《商周金文选》，西泠印社出版社2011年10月第2版。
公贸鼎铭文中引人注意的，除了以贸为名，就是被称为叔、伯所属的“?”这个姓氏。“?”是一个商周之际的大族，有大批铜器传世，可见是个很富有的贵族或诸侯。有学者研究认为，纪、?、莱实为一国[2]。考虑到出土铭文砖表明纪姓是东钱湖地区较早的宗族这一历史现象[3]，我们是否可以猜测——
在育王岭下的璎珞海湾从事海外贸易的，是不是纪（?）姓家族的家臣公贸后裔呢？
再后来，在玉几山两麓、璎珞湾沿岸从事海内外贸易的，自然就是擅长贸迁之术的范蠡、计然们了。这里是甬东先人所共同依赖的地利，地名的私属性开始蜕变，一种不带私有权力归属意义的公共地名开始出现。所以，尽管最初此地之名为“贸”，或曾代表其地其利为贸氏家族所专擅，但到了战国时期，这里是甬东先人进行贸易的地方，“贸”是公地。
越涌君的上辈或其本人在甬东复建袖珍版的越国后，可能在这一带派员设署，也可能将这里设为他的国都。
这奠定了后来在这里设鄮县的政治、经济的基础。
从这个意义上可以推断：“贸”“鄮”不可能是越语地名。
（三）早期贸易及其港口的特点
鄮，贸邑，意谓贸易的地方。
贸易，本质上是一种通过非暴力过程而达成合意的互通有无的人类社会活动。
现代社会有着发达而精细的生产分工，互通有无的客体——商品，绝大多数是与人们生活不可分离的消费品及其相关服务。
但在早期人类社会，互通有无的，绝大多数是与物质生活无关而与精神生活密切关联的商品，确切地说，是奢侈品（饰品），是精神生活用品（祭器或礼器）。这种货品，是本地不生产的。而所谓的“不生产”，非不为也，实不能耳，——并非因买主基于成本的考虑而不生产，实在是本地根本没有生产这种货品所需要的原料乃至技能，甚至连货品本身都是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东西，也就是说货品中所蕴涵的文化信息，对于买方来说是新奇而陌生的。所以，早期贸易毋宁说是一种跨文化的交流，买卖双方在空间上相距甚远，在文化上差异显著，主要交换的商品对于买方而言都是珍奇稀有的。
这种跨文化的交易带有偶发性，且活动频度很低、规模很小，是一种被动性、偶发性的经济活动。
另一方面，从早期贸易所依赖的交通条件上说，陆上要远逊于海上，因为陆上还没有路，有路也不长，内河交通更谈不上，遇到山林沼泽便没法逾越，更有猛兽毒蛇出没，所以陆上交通风险要远远大于航海。相对来说，航海的风险是已知的，说白了就是知道会是怎么个死法——无非就是覆没于风浪，而控制这种风险的方法也很简单，就是沿着海岸航行，甚至可根据经验预测天气变化（如“看云识天气”）。看到岸上有人烟的地方，就是可能达成交易之处。
所以，航海，是人类社会早期贸易中最主要的交通方式，风险已知且相对易避，速度快，效率高。远距离的贸易交通方式由航海而改为陆上（包括内河），是大一统的成果，这一替代过程始于秦汉。
人们据汉武帝元鼎六年（BC.111）“遣横海将军韩说出句章”（《史记》卷百十一、卷百十四），将宁波古港第一，归于古句章（今江北区王家坝）。但其实，从早期贸易活动对港口的要求上看，宁波古港之第一，恐怕非古鄮莫属。
（四）鄮港的地理禀赋
大碶平原，又称大碶盆地，如同鄞奉盆地、宁海盆地等一样，是嵌镶在浙江东南沿海低山丘陵地区的一系列盆地之一，是一个相对独立于鄞奉盆地的地理单元[4]。
育王山与太白山朝着东北，向金塘水道张开呈50°夹角的双臂，将大碶平原揽入怀中。
研究表明，大碶盆地形成于中更新世时期，其后，距今约10万年以来发生了三次大的海侵，海平面的上升超过了平原的高度，使其接受了多次海相堆积，形成了三个海相层[5]。
大碶平原三个海相层的分布图。图像来自《浙江北仑港地区的第四纪海相地层及其古地理意义》
所以，大碶平原在全新世的大部分时间里是一个大海湾，湾底就在育王岭下。大碶平原成陆后，在两山之麓留下了沿山大河与岩河，两河的端点正是育王岭下的璎珞河头。
沿山大河与育山山前西支断层F7-1平行，岩河与北仑—育王断层F4和北仑—奉化断层F3平行，故其成因有构造性的特征。同时也可以推测，这两河，曾是海湾最初岸线的位置。
蓝线：沿山大河（左）与岩河（右），为海湾最初的岸线；育王岭外海相层等厚线分布情况，数字即为各海相层的深度。底图系1960年代的卫星地图，审图号浙S（2020）11号；叠图来自前引《城市活动断层探测方法与实践》图9-3-1。水银制图
这里，将这个海湾姑且称为璎珞湾。
如上图所示，从已知的第四系海相层等厚线分布来看，大碶平原中的等厚线密度较大。这是说，在海底淤泥沉积速度相同的情况下，海岸线退却同样水平距离所需要的时间更长，也意味着海岸线在长时期内比较稳定，港口不易淤塞。
现代地图测绘也表明，育王岭内外的水田高程相差少则0.6米，多则1.0米，同岙侧高而璎珞侧低。这意味着，当同岙口对出的港口淤塞时，璎珞湾至少在平潮时尚有水深0.6-1.0米。这可以说明，璎珞湾的港口存续时间要远远长于岭内的同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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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王岭内（西，上）外（东，下）的水田高程差异（放大图中的数字比较）
宝幢幅地图局部，浙江省测绘局1979年11月调绘，1982年出版。水银收藏
璎珞海湾的左翼，即育王山麓与沿山大河之间，是一条宽约550-600米、长约3公里（从岭下到林头方）的狭长地带，其上分布着界线清晰的坡洪积扇、阶地和陡坎等地貌类型，西靠大山，东朝大海，不仅宜于居住，而且岸线的利用也十分方便。假如璎珞湾在后世没有成陆的话，其港口的自然条件未必逊于象山的石浦港、舟山的沈家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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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王岭内外东西向剖面，詹家即莘峰。图像来自前引《城市活动断层探测方法与实践》
海侵时，鄞奉盆地是一个更大的海湾（不妨称之为“宁波湾”）。到了全新世晚期，鄞奉盆地开始成陆，海岸线逐步退离山麓，而在岸线与山麓之间，非湖沼即滩涂，且港汊歧出、芦深荻高，从船上一眼望去，要找到目的港殊非易事。
对于早期人类的航海活动来说，在宁波湾，宜于登陆之地或许荒无人烟，而山麓的聚落常常可望而不可即。真可谓——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诗经·蒹葭》）
但璎珞湾的情形却完全不同，只要进入了金塘水道，湾底人烟便一目了然。而且湾内还有几个小岛，如白石庙山（现不存）、凤凰山（曾经的凤凰山主题公园）、林大山（现不存）等，可以作为持货海人的临时寄泊点，同时派人上岸推销、谈判，交割则可以在小岛上，既方便，又安全。
早期人类航海是一种沿海岸的航行，除非遇到意外，其航行方向一般不受远离海岸的洋流左右。沿岸航行，既安全，也便于发现可交易的地点。但即使发现了岸上人家，那个地方也要靠得拢，离得开，所以那种以滩涂为岸的海边、江边，就不会成为持货海人眼中合适的交易港。也就是说，持货海人一般情况下，出于安全的考虑，不会深入滩涂型的海岸港，也不会深入内地的江岸港。所以，宝幢同岙山麓下的小浃江边，作为先秦时期的定点市场或鄮港的可能性，很小。
另一方面，当持货海人还在船上时所看到的岸上人家，是不是有足够购买力的真买主，也是个问题。不是真买主，空欢喜；是真买主，还得担心是否会一言不合打将起来，自己能否全身而退。
而对于买方来说，居住在由基岩与砂砾质构成的岸线附近的聚落，其自然地理条件上的防卫安全性上要低于泥质海岸，因为船靠得拢、离得开，固然提高了持货海人的安全系数，但对于岸上定居者来说，这种岸线却很难避免为海盗所侵袭劫掠，又很难追击聚歼入侵者以绝后患。
璎珞湾之所以在先秦时期就成为名闻海外的定点贸易市场，完全是因为此地人多而势众、经济的社会的实力雄厚之故，他既因此而具备了强盛的购买力，又自带众志成城的气场，有效地遏制了外来者的觊觎，从而保证了贸易的安全进行。
不过，早期人类并非为了贸易而聚居于此，而完全是因为此地背山面海、藏风纳气，既有农耕渔盐之利，又有舟楫四通之便，是早期人类的宜居之地。
近三十年以来，在璎珞湾沿岸发现了柴桥沙溪村史前—商周遗址，陈华浦两汉至六朝古墓群，璎珞村东汉早期墓葬与五代窑址；湾外则在与沙溪隔江（黄峙江）相望的大榭岛发现了史前制盐遗址。仅这几个考古发现，便足以证明璎珞湾是可以与王家坝（句章故城）、白杜（古鄞城）、洞桥（上庄山—蜈蚣岭）和姜山（马岭山）等处并举的宁波文明史的发祥地之一。而且春秋晚期的地名“富都”也出现在璎珞湾，从某种程度上也提示着此地社会经济发达的程度。
总之，在先秦时期在某地出现一个跨文化贸易的定点市场，绝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也就是说，尽管中国沿海各地在先秦时期都可能发生过与持货海人的交易活动，但真正形成定点市场的，恐怕也就一个“鄮”而已。
南朝梁陈时期的顾野王（519-581）撰《舆地志》有曰：
邑人以其海中物产于山下鄮易，因名鄮县。（《太平御览》卷一百七十一·州郡部十七）
南宋乾道《四明图经》说：
鄮山，在县东三十六里，高二百八十丈。东北峰上有佛左足迹，下瞰阿育王寺。按，《十道四蕃志》云以海人持货贸易于此，故名。（南宋乾道《四明图经》卷二）
本地地质史研究上的“育王山”，实为“育王—灵岩”山之全称，就是徐偃王传说中的“玉几山”、方志上的“鄮山”,山下贸易之地便被称为“鄮港”。
“鄮港”既然在“山下”，那么除了可能在南坡的宝幢同岙，也当然有可能在东麓的璎珞河头。但育王岭内区域的海相层等厚线分布稀疏（参见前引《城市活动断层探测方法与实践》图6-4-1），意味着水底坡降很小，海床浅平，到了先秦时期，宝幢同岙作为鄮山下的古海港，极可能已经漫淤成河港，已经不宜于作海人贸易的港口了。
大约在汉晋之际，随着岸线的后退，港址步步外移；尤其因陆上交通条件的改善，海岸港在当年交通上的地位也急剧衰落，于是育王岭外的鄮港沦为渔港，而岭内的宝幢同岙的水上交通开始热闹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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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碶海岸历史演变示意图
图片来自杭州大学地理系海洋地质地貌专业《北仑港地区海岸演变研究》（1978），水银收藏
但岭内的鄮港，充其量是个小区域的内河港，它在海外国内贸易的地位，与岭外的古鄮港并不宜于相提并论。
由上图可见，陈华—霞浦一带的岸线，大概直到北宋庆历年间依然完好如初。不过，整个璎珞湾作为海港的自然条件维持到北宋年间，并不能证明它在北宋年间还是贸易港口。其实璎珞湾海港的衰退原因并不全是地理上的，而是它在与日益发达的陆上交通竞争过程中处于下风之故。
另一方面的原因是，魏晋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的速度、质量与规模都大大超过了周边古国，不是对舶来品的需求减少，就是舶来品贸易规模在经济总规模的比重与地位微乎其微，这引致鄮县在魏晋之后将经济重点回归到农耕，并在期间或许发生了县治的迁移，即由岭外搬到了岭内。
西晋元康五年（295），陆云（士龙）作著名的《答车茂安书》[6]，这可以说是现见最早的关于鄮县人文地理学的专论述评，非常难得，尤其在文中还说到秦始皇“身在鄮县三十余日”，留下了一个千古之谜。在这篇美文中，陆士龙初云鄮县农耕之足，继言渔猎之丰；虽说其地“东临巨海，往往无涯，泛船长驱，一举千里。北接青徐，东洞交广，海物惟错，不可称名”，却已不及贸迁之利。而所谓“官无逋滞之谷，民无饥乏之虑，衣食常充，仓库恒实。荣辱既明，礼节甚备。为君甚简，为民亦易”云云，的是一派农惟政本的景象，则完全是务农崇本的结果。这虽不无夸张，但鄮县在魏晋之际已经完成从工贸专业特色经济到传统农耕经济的回归，则可以肯定。
（五）古鄮港的海外贸易特点
鄮山。按：《十道四蕃志》云以海人持货贸易于此，故名。而后汉以县居鄮山之阴，乃加邑为鄮。虽或以山或以县取义不同，其所以为鄮则一也。（南宋乾道《四明图经》卷二）
“海人持货贸易于此”，所以此地因贸易而名为“鄮”。这是什么年代的事？肯定是设鄮县之前的事，至于鄮县建置于秦或汉姑且不论。这种具有偶发性且频率很低的贸易活动，居然至迟在汉代就形成了国史级别的地名“鄮”，说明这里很早就形成了定点市场。
这其实是很令人惊讶的，因此值得深入探究。我们从贸易活动的几个侧面来作进一步的具体分析。
一是关于卖方。
这卖方，就是“海人”。一个“海”字，既表明了距离之远，也隐含着文化之隔，当然还意味着这种贸易所依赖的交通渠道与方式是航海。
在先秦以及更早的时期，“海人”是指北边的淮夷，东面的外越，南方的瓯越、苗蛮，后来有更大的贸易圈商人加入，如高丽、倭国和南洋诸国乃至西洋的大食、大秦。
海人所以经常持货贸易于此，一说明在这里除了能补充到航海所必需的生活消费品之外，更有海人所没有的东西；二是这里有强大的购买力，不但成交率高，而且货在此地能“卖”出一个好价钱。从而对卖方有着持久的吸引力。
二是关于货物。
在实物交换的早期商品经济阶段，货，就是以有易无、用来交换的物品。
从考古成果看，早期被交换进来的物品有玛瑙、玻璃、玉石、齿贝、铜器、铁器，等等。当然，这些海上舶来品的出土地，未必能证明出土地就是输入港口所在地，从鄞鄮地方近几十年的考古成果看，除了璎珞湾，如玛瑙、玻璃、金器、铜器甚至铁器等出土地还分布于鄞东的东钱湖、鄞南的白杜和鄞西的上庄山等远离海港的山麓，一则说明鄞鄮地方的先民“用得起”这类奢侈品的家族较多，提示此地社会经济的富裕程度，二则说明鄮港并不仅仅服务于璎珞湾沿岸的社会，除了鄞奉盆地的山麓地带，不难推想更远的内地社会也是以鄮港为输入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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璎珞村出土的玻璃耳珰[7]（上）和奉化博物馆展出的玻璃、玛瑙耳珰（下）
交换出去的物品，有陶器、原始瓷、越窑青瓷。还可以推测，富有河姆渡文化特色的牙雕、木雕、骨雕、漆器，乃至栽培稻、干栏建筑及其榫卯技艺，都可以是交易对象。
这当中，有段石锛竟然是传播区域极大、持续时间很长的输出货品，实在出乎意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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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宾出土的有段石锛。图片来自《浙江通史·史前卷》
现代研究表明——
有段石锛在距今7000—6000年前的河姆渡文化起源后，到崧泽文化及至良渚文化之时获得空前的发展。在它进入鼎盛时期的同时，也逐渐向四周传播，对太平洋本部沿海地区、东南海岛与南太平洋诸岛屿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及至青铜文化产生过巨大的影响，有段石锛堪称为海洋文化的代表性器物之一。其北传的路线经苏北到山东，横跨渤海湾直指辽东半岛；另有一分支则由山东半岛横渡黄海到达朝鲜半岛，然后南折，跨对马海峡传入日本。也有一支由苏北、安徽传入河南。西路则由浙入赣和晥南（包括江北的薛家岗）后，一支继续西进入两湖；另一支南折入粤，并与由闽入粤的南路分支和珠江三角洲的土著文化——有肩石斧相碰撞融合，从而产生了另一种（不是全部）独特形式——有肩有段石锛，并由此向桂、黔、滇西传。有段石锛的南传路线主要是由浙入闽，后越海传入台湾，及至菲律宾。然后再从菲律宾向周围辐射，西进印度尼西亚，东抵玻利尼西亚，南面直到新西兰。（林华东著《浙江通史·史前卷》）[8]
1987年11月，宁波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大碶平原东部的沙溪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发掘，也发现了石锛、有段石锛（《镇海县志（1994）》），可见璎珞湾是有段石锛输出港之一。
三是关于买方。
如前所述，既然此地能得名“贸”，说明海人与此地先民的交易活动并非偶一为之，而是较为频繁且持续，以至于此地形成了一个闻名海外的定点市场。否则，上古时期沿海地带有“贸”或“市”的地名，就会像蛳螺叮河磡一样地密密麻麻了。所以，这种需求与支付能力都处于当时较高的水平，而且能够长期持续。
有这种需求力量的，会是河姆渡文化吗？
恐怕未必。
此地河姆渡文化存续在距今7000—4900年期间[9]。相对于2000多年的时长，这种以有段石锛等作支付手段的交易频度还是很低的，并不足以催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