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宁波帮
1970年代的往事
徐志明
上世纪七十年代，我在鄞县一家队办胶木厂跑外勤，一年中约有三分之一时间在外地接洽业务。那时宁波长途交通，大致是每天一慢一快两班火车，和一天一班有时两班的“上海轮船”。慢车直达上海，宁波站上午始发，全程耗时十余小时，票价6元；快车下午2点多发车，终点站杭州，到杭州无需出站，马上可衔接去上海的快车，到上海全程不到七小时，票价7元2角。而当时上海轮船通常傍晚开船，在船上睡一夜，次日晨到上海。轮船票价：五等统舱3元6角，四等舱4元7角，三等舱5元4角，二等舱7元2角。后来“繁（新）荣（新）昌（新）盛（新）”类新船加入申甬航线，多了一种五等卧铺，票价4元4角。宁波人讲实惠，火车与轮船比较，多数宁波人会选择乘轮船。
宁波这种交通格局，注定上海是宁波通向外省的跳板（那时宁波没有民航），无论去外省或返回宁波，人们多数在上海中转。
因为一年中有十数次往返沪甬间，我这个外勤，每次从上海返回宁波，肩挑手提像“跑单帮”，为别人捎带“上海物什（甬音为meshi）”。那几年，我为别人捎带的东西形形色色，啥脸盆热水瓶碗盏，糖果味精布料等等。其实，这些东西宁波也能买到，但是人们就是喜欢上海货。那年代上海货几同优质商品同义词，比如脸盆（宁波人叫面盆），宁波只有单料货，拿在手里轻轻的没份量，远不如上海双料货脸盆“扎至（结实意思）”，且花样既多又漂亮。所以，村里有人嫁女，常托我到上海捎带“好看一眼”的双料脸盆。再比如糖果（宁波人叫小糖）村里小店就有，但是遇到婚嫁喜事，熟悉我的村里人常托我到上海捎买什锦糖。那时上海什锦糖有三种：1元2一斤的什锦硬糖，1元4一斤的什锦软硬混合糖和1元6一斤的什锦软糖。多数人选择1元4一斤的什锦软硬糖。捎带沉甸甸的糖果较累，但是只要别人相托，我是不会拒绝的。因为我知道，但凡托我捎带这类东西，他们肯定权衡过与我关系的，认为关系笃厚才开口的。
那些年，让我捎买最多的是布料，这是因为浙江省布票在上海可以通用的缘故。当时，上海买“的确良”类的化纤布要上海工业劵，肥皂食糖凭卡计划供应，这些东西村里人是不会开口让我捎买的。所以，大家让我捎买的都是用浙江省布票可买的棉布。如果是捎买卡其布好办，只要问清颜色数量，明确是纱卡还是双面卡就行了。不好办的是女人们让我捎买的花布。女人们买花布没有具体要求，只是笼统提出花布“要好看一些”。这个要求，对我这个未婚后生来说是难题。在推托不掉的情况下，我只能“赶鸭子上架”了。到了上海布店，眼瞅着眼花缭乱的花布，我只能随便挑几种，按照各人给的尺寸剪买了。当时我想，挑的布花样让人不滿意，下次大概沒人让我捎买了。哪晓得“随便挑”的花布到了女人手里，她们个个都很喜欢，称赞我“挑花布生话好”。这一来我捎买花布的“业务”越来越多，有时竟达二十余款。遇到这种情况，我每次回宁波时，早两个小时到十六铺码头，就近在小东门“信大祥”布店，随便理出一大堆花布布匹，让营业员按我给的单子剪布——我只遵守一个原则：每种花布决不重样。即便这样，花布拿到村里，女人们还是很满意。当然，我知道我哪会挑花布，女人们满意，是因为上海花布设计得好。
我给人捎买东西是有原则的。比如捎买上海货问题不大，但是让我捎买外地核桃花生葵花籽之类的土特产，我只能谢绝。这东西宁波紧缺，即便有价格也贵。如果口子一开，恐怕我难以承担，这是其一。其二，有的东西长途携带还有风险。比如花生，安微六安农村每斤只三角左右，差不多只是宁波价格的一半。不过那东西属油料，当地管得紧，不让随便流通。一次，我们一行人去安徽出差，大家买了不少花生，结果被查抄了，最后三角一斤买来的花生被以二角四一斤的收购价收购了。这还算幸运的，只是亏了些钱。如果把你当投机倒把关上几天再罚款，那就麻烦了。
俗话说“管闲事淘闲气”，我为别人无偿捎买东西应该是“管闲事”，偶尔受点“闲气”也是有的。当时别人让我捎买东西，有不少人让我先垫钱，东西捎到后再算账。某次，有人让我捎买脸盆，谁知在码头上绳子断了，把脸盆给敲坏了。破损脸盆咋可给人，于是我只能闷声“吃进”。这件事不知咋地被托我捎带人知道了，他一定要付钱给我拿回破脸盆。最后，我钱倒是没亏，但无端欠了人家一个大人情。
还有一次，一个女人让我捎买一副女式大衣钮扣，为此，我专门跑了一趟上海城隍庙。谁想带到后，那人对钮扣不中意，说不要了。弄得我只好“吃进”这副对我一点没用的纽扣。虽然，一副钮扣值钱不多，但心里肯定郁闷，当然，该人也被我列入了“黑名单”，以后甭想让我再捎买东西了。
写下这些文字，突然感到那些我们曾亲历的往事恍若隔世。这些事情，莫说现在年轻人不晓得，就是我们有些老人，差不多也忘记了。这些经历，广义上大概也可以算作历史吧，历史是不应该被人忘记的。这就是我写这些文字的理由。
2021年2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