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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鑫森笔记小说的方法和精神
一、谱系
笔记小说，表达上，自由、自在，随性、随意，不失为一种妥帖的中国式表达方式，这与我国悠久的文化传统密切相关。尤其是写人物，能够拔出萝卜带出泥。当人物怎么做的时候，会带出地域特色的风俗、民情等积淀已久的传统文化，从而使人物的精神有了丰沛的文化含量。我认同聶鑫森之说：当下，热衷于笔记小说创作的作者多矣。
《大观》杂志2020年第1期，推出了蔚然大观的7位作者的“当代笔记小说专题”，彰显了该刊的一种倡导。国内还是第一次以如此阵容推介笔记小说。它延续了源远流长的“笔记”传统，又表现出当代“笔记”的新意。笔记小说实为当代小小说的创作现象。
限于篇幅，我仅以聂鑫森笔记小说入题为例，锁定3篇细品，其余5篇，均为扶贫题材——外来的扶贫和内在的脱贫。扶贫题材非聂鑫森之强项，亦可见其拳拳之心，采用小说方式为“扶贫攻坚”尽一份绵薄之力。就文学本体而言，我期待前3篇奇与趣的基调，此后5篇略显乏力，似乎没有够着。毕竟奇与趣，是悬着的文学境界。
《大观》杂志组织此专题，每位作家有一组作品和一篇创作谈。这样能够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我想，每个作家应当有自己的小说理论（或想法），这与评论家的小说理论有差别。作家更在乎操作性。聂鑫森提炼出他的小说追求：奇、趣。他确实在3篇作品中安放妥当了，印证了他的这一理论。
品读小说也要有方法，怎么与作家气息相通？涉及到怎么读就会怎么写。每位作家都有自己的“先驱”（博尔赫斯语，而海明威称为＂师父＂）。当代作家的创作，有一个显著的特性，就是有谱系。聂鑫森的笔记小说，融汇古今，从容扬弃。
我曾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生活过，那里生长着一种特别的胡杨树。胡杨树，一树长两种形态的叶子，上端杨树叶，下端柳树叶。可引为当代笔记小说的比喻——两种形态。汪曾祺将“奇”降为日常，冯骥才在日常中渲染“奇”。而聂鑫森居中，将日常有趣和传奇融为一体。
我与聂鑫森有过数次交集，曾几次约过他的笔记小说。当时我在《文学港》杂志。印象中，他多有文化小小说，主人公多为文化人，情节展开，多含“文化”，叙述的文气足且浓，恰与他的学养吻合，文化人写文化人。他给我写信，以画代语，至今珍存。我一向喜欢跟有趣的人交往，甚至，那怕怪，怪得有趣就可。聂鑫森不怪，很谦和，这在其小说的人物中有投影，文如其人。
此番，他呈现的是另一个阶层的小人物——小手艺人，多了趣味，强化了情节之奇。奇和趣，他两手抓，两手硬。我边阅读边作笔记。顺其自然，读笔记小说，用笔记方法——采取笔记体评论，增强评论的趣味性。不预设理论的套子（套子能行方便）。细读是硬道理。我是个细节主义者，细读细节。聂鑫林的小说不能“跳”着读。
二、选择
《织补人》前三个自然段，使我立刻想到汪曾祺的《陈小手》。
不妨对比。织补人是将衣服修破如新或修旧如旧，有各种各样的“破”，织补就是“立”，这种织补是穷人家的中老年妇女的营生，但是甄法嘉（针法佳之谐音）是唯一的男织补人，而且是个小伙子，男人干女人的活。《陈小手》也写了接生婆的风俗，然后一转，写陈小手是唯一的产科男医生。
先平常后异常，先普遍后独特，此为汪曾祺笔记小说的一种表达模式，《陈小手》为典型代表。模式是双刃剑。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关键是须用得妥帖。汪曾祺小说，文化趣味浓重，他放（铺）得开，收得拢，他不让读者察觉或厌倦所谓的汪氏模式，其妙处在趣，而不在奇。
聂鑫森采取了这种表达，是自己对生活的发现。是背靠背的表达，还是一对一的套用？这已不要紧，关键是形式与内容的和谐。
背靠背的表达，我想起何立伟。汪曾祺与湖南有缘。他曾给湖南作家何立伟的《小城无故事》写过序。汪曾祺的小说不编制情节，多为“无事”。聂鑫森创作谈里说：“日常生活中，毕竟惊世骇俗的奇人奇事鲜少……波澜不惊成了当下生活的常态。”他也看出日常生活的“无事”。我认为，他张扬小说中的“奇”（有事），是文学概括（或把持）现实的一种方法（或想象）。每个作家都有一套自己的方法。或有事，或无事。
汪曾祺看好的是何立伟小说中的“无事”，发现何的小说与废名的小说有些相似之处。但何立伟当时尚未读过废名的小说。何立伟复信汪曾祺：“找到废名的书细细读，发觉我与他有很多内在的东西颇接近，便极喜欢。”于是，汪曾祺引申出“相似”的概念：“一个作家，没读过另一个作家的作品，却彼此相似，这是很奇怪的。”
这种相似，我称为背靠背的表达，不约而同采取一种表达方式，可见其原生的内在的生命力了。聂鑫森则是“面对面”的内化，其标志是不刻意。他不避汪作的影响，谈其小说如数家珍，说汪曾祺小说让人百读不厌。由此，强化了“趣”的意味。
同时，也强化了“奇”。《织补人》有四奇。一奇是男性的织补人；二奇是等候迟迟不来的刘大姐——失信；三奇是失信为了考察；四奇是选其入馆，有了稳定的饭碗，却不到位——避到另一个城市去当织补人了。
聂鑫森把“奇”推向了极致，一波三折，情节线构成个圆，还是干“个体”。呈现出一个形象：自在随性而又守信遵规。将传统与现代的精神集于一身。这样的年轻人，我熟悉，而时代有了这样的空间，自在选择。这是社会进步的标志，有选择的自由。人物似乎在织补物件的同时，也在织补精神。而且，等待中见精神。其难能可贵的是选择，显示了自信、自足、自在。
由结尾的选择，反观前边的场景：父子之间关于织补人的对话，可增加些伏笔，与后边的选择呼应，形成因果关系。
三、契约
《黄精酒》里的主人公归去来，也是个小伙子。将未来的老板与推销员设计在夜来香炒粉店偶遇，使得戏剧性的情节展开，转折集中，其细节是黄粘酒，酒中的药料为黄精。归去来推销黄精酒，而陌生的厂长生产中药。
我警惕小小说中出现“说明书”。此作插入了三段“说明”（黄精的功能、蒸制的方法、合同的期限），以对话方式交代。说的是知识，写的是人物——人物的讲究。由此，赋予人物以精神：一是工匠精神，一丝不苟；二是契约精神，一诺千金。具体锁定的时间：今晚十二点合同中止。
归去来有精神，有礼貌、有信誉，中药厂长当即聘任。聂鑫森古典诗词功底深厚，信手拈来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其他篇什之中，写到匾牌，对联，也能见识他的功底。
一头解聘，另一头聘请。结尾就这么逆转。归去来倒也没流露出“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的自豪，他有为人姿态的低调。此为中国式传统的圆满结尾：好人有好报。
我则不愿轻易使用，因为，好人常没有好报。所以，聂鑫森的小说有温暖。这一点，与汪曾祺“送一点小温暖”还不一样。聂给人物以好出路，但想象力情节的思维定势是来个逆转：出奇。意料之外，却又在情理之中。
两个人物，是作家让双方进行了文学性质的巧遇。特定的时间、地点、行业，对上了号，属于偶然，但从大的社会环境来讲，这样的人物必然受青睐。我将这样三一律式的巧遇设计，作个比喻，聂鑫森不撒网，只抛钩。钩上有香饵。
核心是主人公归去来的契约精神，最后的几个小时也不放弃。
四、规矩
织补人、推销员，都是小伙子。《司小刃》中，司小刃只有18岁，却是知青“上山下乡”年代的小伙子。
3篇小说，3种开头。切入的角度各异。《黄精酒》从“秋风萧瑟的子夜”进了炒粉店切入。《司小刃》则从时代变化的大时空切入——首段51个字，简洁，浓缩，抛出个矛盾化的悬疑。巧妙地亮出了人物关系、手艺，“下乡当知青后，他爹的话应验了”，讨厌剃头手艺，最终还是成了一个剃头匠——子承父业，带有宿命感。司小刃所处的时代没有选择余地，恰与《织补人》《黄精酒》里当今的选择不同了。3篇连在一起的是关于选择的主题。
51个字的开头，像蜻蜓点水——此语常为贬意。我移为褒意，那一“点”，点活了面，引起随后人生的涟漪。活了一池小说的水皮，由皮及肉、及血、及经、及骨，小说层层深入。
司小刃如何从事了曾经厌恶的剃头手艺？还竟然成就了他的存在感。有了首段的概述，聂鑫森从司小刃的初中、高中写起——父子关系，又如师徒关系，手艺的传承。然后，转入知青生活。3篇小说，《司小刃》铺得最远，像写人物史，给剃头匠立传。不过，我读出了一个主题词：规矩。父亲教儿子行当的规矩，这规矩牵动的是传统的民俗。偏偏那个时代要“破”这种旧东西。小说的人物一旦跟习俗、风俗这类文化纠结起来，就有趣了，但与当时的主流相悖。
老话说：行有行规，家有家法。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小说这个文体的意象，是现实缺什么，小说补什么。《司小刃》补的是规矩。正是这种约定俗成的规矩，千百年来，风云变化，它在底层的运行，维系着人与人之间的温暖和稳定。
司小刃在知青点，天高皇帝远，已割了“资本主义尾巴“，可他露出了尾巴，而且是官方要求他操起剃头手艺，解决偏僻农村剃头难的现状。终于有了施展手艺的空间——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作者写了司小刃的算计、变通。那个年头，有句话：不破不立。其实，不该“破”的也给“破”了，而想“立”的却“立”不住。司小刃让破了的重新“立”起来。结尾那个情节——给男婴剃个“满月头”的场面很出彩。连邀请方也没有料到他掌握了那么地道的一套老规矩。
其中，道喜诀、吉利词，以及剃胎头的一系列程序、仪式，足见聂鑫森传统文化的常识。
结尾结得好，司小刃完成了剃胎头，找了个僻静之处，“痛痛快快地大哭一场”。是压抑，还是宣泄？这是有文化含量的大哭。放空了结尾，却趣味深长。
我写到此，意识到，聂鑫森是有谱系的写作。奇是概括世界的小说方法，趣是作家的活着的人生状态。小说要有精神，选择，契约，规矩－－不就是当代精神吗？！套用汪曾祺小说的《陈小手》中的一句话：聂鑫森活人多矣！
［刊于《大观》杂志2020年6月中旬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