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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人：小小说中的一道闪电 －－我看土耳其作家帕慕克和艾尔干
谢志强
费利特·奥尔罕·帕慕克
Ferit Orhan Pamuk
2020
土耳其与我曾经生活过二十多年的新疆，有一点共同之处，都是东西方文化的交汇之地。新疆的丝绸之路古道，至今仍滋养着我的小说精神。
《山雀》 塞恩.艾尔干
土耳其有两位我喜欢的作家：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奥尔罕·帕慕克，只写长篇小说－－大的；而塞恩·艾尔干，他的《山雀》有23篇小小说，或说是系列小小说集，2017年获欧盟文学奖－－小的。艾尔干是80后，1982年生于伊斯坦布尔。两位年龄相差近30岁的作家，同在一座城市生活，是否见过面？相见了怎么交流？当然，双方都知道对方的存在，这就够了。大的和小的，我都一视同仁。作家各自有着规模意识。比如，契诃夫的日记、卡佛的创作谈，都多次声称要写大东西——长篇小说，却没写出来。我看是“憋”不出来，硬憋是憋不出的。规模意识决定了他们只能写短篇。但是，两位均以写短篇小说成为经典作家。两位还写过多篇小小说。
奥尔罕·帕慕克的新作《我脑袋里的怪东西》
我觉得，我们民族向来崇大轻小，图大贪大。其实，像物种，长颈鹿和蜜蜂都是有生存智慧的生灵。蜜蜂、麻雀可比喻为小小说。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西部、江南，都有麻雀，我在沙漠里见过麻雀，不由得对它生出敬意。
通常，获奖后作家创作会走下坡路，但是，帕慕克获奖之后，其作品在往上升，长篇小说《我脑袋里的怪东西》，把个人命运与时代变化融合在一起，沉着推进，又稳健又结实。其实，作家就如同那个人物，脑袋里有怪东西。艾尔干的“怪东西”，以碎片化的形式出现，应对了现实的碎片化。这可视为小小说对现实生活作出的灵敏、快捷的反应。
《山雀》里的23篇小小说，好像23只山雀。以童年的“我”的视角为线，串起了芸芸众生的情感之珠，串珠为链，构成气息相通却又独立成篇的系列小小说，从中发现人生的秘密。同时，“我”也在成长。我在2018年10月23日阅毕，记下一段体会：“写小小说，其实写观念，所谓观念，就是作家对人生的理解、发现，如何看人阅世的视角和方式，统帅着作品，即使写系列小小说，亦如此；当然，观念不能显露，不能硬塞，那会损害小小说，而是通过人的生存境况体现，就是人物怎么说，怎么做！”
因为，我读出《山雀》里有“统帅”或笼罩的东西，权且说是观念吧。难得的是艾尔干很克制，叙述简洁含蓄，节奏明快。我读出了冰山那水下部分的大基座。那是有底气的“省略”，露出的只是冰山一角。丰富着的省略是胸有成竹，而稀缺着的省略是故弄玄虚。
《外人》中的外人是祖母，这是一个逃离的故事。寻找和逃离是小说的一个母题，但是，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逃离方式和结果各异，记得日本古典名著《伊势物语》里有篇小小说《露珠》，也写夜色中的逃离。《外人》中，逃离家乡又被找回来的祖母“精神”上出了些问题——疯了。被众人视为疯子的祖母却对孙子说了其逃离的故事，黑暗、迷路，记忆也如此。不过，祖母清晰地回忆起被找回后，母亲给她洗澡，“可能跟变相的打骂没区别”,“生活不会有任何改变”。逃离是要改变生活境况。结尾一句，祖母说：“我在家里就像个外人。”孙子认同了她的处境：点了点头。
清晰地写了孙子——“我”由怀疑到明确的转变。此作，省略了祖母在家的境况——那是隐掉的故事。每句话背后都隐藏着话，写到她在家像个外人，如同乌云笼罩的天空，突然出现一道闪电。又如从茂密的记忆树林里，突然惊飞起一只山雀。这是有力度的一笔：外人，就是祖母在家中的窘境。
再看祖母与孙子“我”的关系，＂我＂是怀疑者，最后认同了祖母，有了温暖。小小说写冷和暗，更要显示暖和亮。有意味的是，不确定的表达－－“在我七八岁时，还不到九岁的时候”（连自己的年龄也确定不了），却明确地记住了祖母的回忆；祖母被视为疯了，她自己说自己：“也许是装的，也许不是”（这种肯定加否定的表述，说自己装，那就是意味着不疯）。这种肯定加否定的表述是作家对难掌控而又不确定的现实的一种谦卑态度。
《山雀》像是一棵茂盛的小小说之树，落了一树山雀。还有《大麻与失望》《大鸡和小鸡》《法规》《皮带的入侵》等篇什，均可圈可点，有象征，有寓意，其中可感受到80后作家艾尔干的精神的丰沛，同情、怜悯、尊重、勇气等等可贵的情感底蕴，正是这种情感照耀着人与人的关系，使得冷中有暖，暗中有光。那曾是福克纳在诺贝尔文学奖答谢辞中所强调的维系着人类共通的情感。我想，小小说无论长短、大小，含有高尚的情感，就能引起共鸣，因为，存在着恒定的人性和情感。这也是小小说存在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