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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莲：文本与题目之重与轻的平衡
原创 谢志强
参加作品研讨、阅读文献作品时，我遇到有价值、有趣味的情况是：引出一个有意思的话题。小小说《睡莲》就是这样的作品。我选择（作品中的人物也在选择）小小说的角度引发话题：文本与题目的重与轻、实与虚关系的平衡处理。从大背景和小小说，还要延伸出相关的大背景话题。
《睡莲》为丹麦作家安妮·凯瑟琳·博曼由38篇系列小小说组成的《阿加特》的其中一篇。版权页注明为中篇小说。当然，也可当成长篇小说。它由心理咨询医生——“我”一次一次为各种有心病的人咨询构成，有一种串珠为链的整体感，这是系列小小说创作的方法。当然，书名所示的人物出现频率多些，有数篇。按类型可归为治愈小说。此为她第一部小说，她还出版过两部诗集和一部心理学著作。“我”是心理学家、小说家、诗人、乒乓球冠军（她和病人的交流也像打乒乓）——几个身份，体现在小说里，心理与诗意使她的小说显示出独特的风格。她时不时将平常的物事赋予朦胧而美妙的诗意，表现出女性作家特别微妙的敏感。比如睡莲、蚊香、镜子、咖啡、望远镜等细节的诗化处理。
心理咨询，其中一个重要内容是病人说梦。恰巧我爱每日做梦，甚至清楚地记得学龄前若干个梦（我已转化为小小说）。我每天早晨养成了习惯，醒来忆梦，然后析梦：什么事件将要发生？将如何应付？这也许是平常生活中的一种危机意识。我还能将近日的梦与数年前的梦衔接，形成“电视连续剧”。其实，我过着两种生活和人生（白天和晚上都辛苦），我的许多小小说都来自梦。我用小小说自救、自度。其实梦也是一种现实。所以，我读《阿加特》，也参与其中的人物析梦。
不过，中外有些元素的象征意义各异。同一个符号可能意义相悖。我主要借助于中国古代析梦的元素和弗洛伊德、荣格等国外权威的心理学家析梦的方法，自娱自乐，苦中求乐。而当代心理学已发生了重大的转变：介入转为倾听。《阿加特》里的心理咨询医生——“我”只是倾听，不去分析。作为读者的我，还习惯性去介入分析。我发现，《阿加特》中的“我”和我一样，对“病人”不能做什么，也做不了什么。所谓的权威何在？只有像旁听者一样倾听的份儿，最后，也下不了结论，更不能“指导”。安妮的小小说特别之处在于，主人公对患者的心病没办法，她自己也有着心病，可敬的是她不装权威。我遇见过一类人，自己有心病，却摆起架子，貌似权威地对无病的人说“病”。
所谓权威，与视角和介入有关。这一点，跟当代小说精神差不多。作家和人物已成平等的关系，疑惑着同样的疑惑，唯有倾听和呈现。对心理咨询医生而言，只是记录；甚至，连她自己也感觉有“病”了。她和病人都“放不下”——不知如何放下。仿佛大家都是病人。现在，发生显或隐的心理危机的人甚多。安妮在她的小说中，就是这么无奈、无措的低姿态。她不再有十九世纪小说那种全知全能的高姿态。意识流小说的出现与弗洛伊德的心理学的发现关系密切。如今心理学的发展促使小说悄然转变：姿态和视角。俯视的权威是否该从小说中离席？
心理咨询行业，是小说的富矿。以《睡莲》为例，看一看女作家是如何开采心理矿石的？
一位从业近50年的知名心理咨询医生，在《睡莲》开头，就摊苦经，她与病人交流之焦虑，即丧失了所谓的“权威”。这也是当代作家的焦虑，面对现实之病“不知道如何是好”。
而且，存在着不确定。安塞尔·亨利这个病人“有史以来第一次迟到了”。有意思，放到历史之中来看异常——迟到了。惯常中出现了异常，“我”会夸张地认为：“还以为今天见不到你了呢”。医生的焦虑也是读者的焦虑。我们不也会把事情过度地往坏里想吗？其心理基础是对现实的反应——难以把握，难以确定。小小的迟到也引发了“心理风暴”，多脆弱，多敏感，神经有多么紧绷！病人患有强迫性神经病，医生的臆想何尝不带强迫性的色彩？
医生只能看表象：“穿剪裁合身、一尘不染的衣服，就好像是他那紧绷的身体的一部分。”又写“一副刚睡醒的样子”。没梳头，没刮胡子。
双方的心理都“紧绷绷”。但是，只写外表和行动。在平常与异常的对比反差之中，突然转入：他竟然哭了起来。一个文质彬彬的男子在医生面前哭——到底发生了什么？
在情绪的迷雾中层层推进，紧扣医生的无奈无措，于是，关键的细节——纸巾出现了。这是应付病人痛苦的无奈举措，仅能处理表面的泪水，触及不了心灵。读者看到了心灵危机：他的妻子昨天死了——这是“他在这个世界上唯一喜欢的人”（这里省略了恩爱夫妻的故事，只写难以沟通的医患关系）。
进一步写医生的无奈：“放在膝盖上的双手就像一对不安分的小动物”。《睡莲》由医生的视角展开，只是在表象的层面上推进。两人之间没有出现过有效的交流。就像打乒乓，隔着台桌和界网，唯有文学的乒乓飞来飞去——而纸巾成了纸团（浸着泪）。
“我盯着那纸团发呆”。结尾一个比喻：纸团就像光滑的红木桌上盛开的一朵遗世独立的睡莲。
作为喻体的“睡莲”被信手做了题目。仅一句比喻，还出现在结尾处。一篇小小说的题目，犹如一个人的帽子或发型，妥帖了，就为人增色增亮。雷蒙德·卡佛的小说《大象》，也是将父亲比喻为大象的比喻句中的喻体——“大象”拎出为题。记得我当杂志的编辑时，也将一句比喻中的“风筝”移为题目。三篇不同作家的小说，文本都很沉重，但题目轻逸；文本也很写实，但题目虚而有诗意。文本和题目都没有直接的逻辑关系，其效果达到了重与轻的平衡。故事之“重”，得有题目之轻来平衡。小说写暗，要有亮，写重，要有轻；同时，也平衡了实与虚的关系。
纸团去拭泪，睡莲浮于水，泪和水，即泪水。纸团经由一个比喻化为“睡莲”，它静静地浮在命运的水池之上。也浮在小小说这一池水上。我想，这也是小小说创作的一个隐喻，紧扣纸团，又顺笔幻化为睡莲，似乎不相干，却用“小”升华了、照亮了“大”——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象征意味。现实中有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我们的焦虑不也时常被不相干的微小事物所缓解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