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东鲁迅学院
如水流年：永不消逝的“四明之光”，朱伯伯，您会在天堂遇上许多人……（一）
作者/时雨
一
敬爱的朱之光伯伯走了，享年100岁。他走得慈祥安泰，脸露微笑，仿佛说：“再见，我深深挚爱的这片土地，我所挚爱的人民……”
朱伯伯，您在晚年写过《战斗在四明山上》传记，说：“我的家乡在四明山麓，原为余姚县左溪乡弄坑村（现为余姚市梨洲街道雁湖村），那时村里有100多户人家，村子被群山环绕，三条山涧汇合后流经我们村子，溪水潺潺，山上茂林修竹，风景优美。”这村子现在建设得更加美丽了，尤如撒落在群山之中一颗明珠。人们都知道，从这村子里走出去一位闹革命的“大官”，在省里担任领导职务。但在解放前，您继续回忆说：“这里人民的生活很艰苦。因为是山区，粮田很少，主要产茶叶、地瓜、玉米、还有手工编织竹篾，摘采山货等，山里的老百姓就是靠肩挑竹笋、木柴到二、三十里路外的余姚城，去换些粮食将就着过日子。那时候弄坑到余姚城里并非一件容易的事，缺劳动力的人家往往生活困苦，尤其凄惨的是遇上生病，无医无药，只好听天由命，劳动力较多的才能过上不愁衣食的日子，只有茶商、地主和外出做生意的人家，他们的生活是富裕的。在村里也有造高房子的，那是极少数。”
朱伯伯，现在组织与家人把您“送”了回来，因为您爱这片土地，爱这片土地上生活的人们。您的许多战友都是外地的，现在都长眠于此。这是一片红色的土地。八十年前，在您年轻力壮时就协助何克希司令、谭启龙政委共同汇聚了一万多名抗日志士组成革命武装力量，开辟出浙东抗日根据地。这儿是被沦陷时浙东人民的希望，也是浙江与全国人民心中的希望。是您与您的战友们饥餐露宿、厉兵粖马，与日寇浴血奋战的中心，也是您人生扬帆启航之处……
人生的道路看若漫长，其实关键时只有几步。朱伯伯，我们虔诚地翻开您那份蕴藏红色史诗的人生“档案”，知您出生于1918年2月，1938年4月就参加革命工作，同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而在此之前，您参加了由国共两党合作举办的余姚政工队培训班，接受了革命的教育。也就在这年4月后，您先后担任余姚北海自卫中队政治指导员、余姚政工队区队长、四明山南进中队队长、姚虞慈总办事处副主任、南山县县长等职务，参与中共浙东区党委的创建浙东抗日根据地的领导工作。1945年10月新四军浙东纵队奉命“北撤”，您留下坚持敌后斗争，先后任中共浙江四明地工委副书记、会稽山地工委副书记等职；1949年5月宁波解放后，您担任宁波专署副专员、专员；至1956年9月，您调任浙江省委统战部副部长，后出任浙江省政工组统战办公室负责人；1977年12月起，先后任浙江省政协常委、副秘书长、省政协机关党组副书记、省委统战部副部长兼省政协秘书长；1981年5月至1988年1月任政协浙江省第四届、第五届委员会副主席；1990年12月离职休养，2004年2月享受省长级医疗待遇，是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
朱伯伯，与您同时归来的，是早走一步，骨灰盒在您身边贮存了五十年的战友、妻子黄亚奋。您知她的灵魂早归故里，可就是放不下。有她陪伴身边，您的心就不会寂寞，眼前就会升腾起新的希望。多少年多少次，您在前行路上碰到困难，她沉稳、挚爱的微笑就会出现在您眼前，那翕动的嘴唇仿佛在说：“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只要勇敢地闯过去，眼前就会出现光明。”您和她朝夕相处，生死与共地过了三十年……
您俩原本约好，百年后同归这块土地。现在，您们一起回来了。
二
朱伯伯，在您的追悼会上，有一个极为普通的花圈，可又极不普通；因为它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志呈送的。在追悼会现场，还陈列着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送的花圈；这是全党、全国人民对一位老战士的缅怀，也是您百年人生应得的一份荣誉。
朱伯伯，我们都不敢相信：您就这样真的走了；但我们相信，您的肉体虽然走了，灵魂却永留在人间。是的，您在天上俯瞰着我们，与我们同呼吸、共命运，为着国家、民族的繁荣富强共同努力。我们知道：您这辈子都像“夸父逐日”，朝着一个伟大而又神圣的目标匆匆赶路。没有忙中偷闲，也没有回首凝望；您只是累了倦了，只是想停住脚步稍稍休息一下；然后又像当年那样精神饱满、意志坚定地向您的老部下、后辈年轻的人们下达前进指令。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都知道您是“老县长”、“老武工队长”，是您在上级党委指引下，帮助与指导“老区”人们翻身解放，为实现革命目标不屈不挠地进行战斗。您是老区人们的“指路人”，也是这块土地的革命精神所在……
我们看到：您的英魂在四明山上空飞翔着，仍与以前一样神采奕奕。您之所以暂时离开我们，是因为您想念已逝去的父老乡亲，想念比您先走一步的战友们了。但这不妨碍后辈人对您的追思之情，因为我们觉得您永远不会离开我们；就像比您先走一步、您那些老领导、老战友们，尤如四明山中傲霜斗雪的松柏一样万古长青；您们的革命精神，犹如淙淙东去的姚江之水，世世代代地流淌在我们的心里……
站在天堂入口处迎接的，是您心中惦记已久的父亲；还有在战争或和平年代先后奉献热血和生命的朱氏亲人——妻子黄亚芬，二哥朱晓明、二嫂金引素、妹妹朱小英和妹夫吕民烽等，这时他们也跟随老爹出现在您面前。老爹如果活着，应是137岁高龄，可他在66岁那年（1947年8月2日）提前进入天堂。那年部队“北撤”四明山处于“白色恐怖”时期，留下坚持“地下斗争”的您，在他的鼓励下重建革命武装。那事对地方“开明士绅”老爹来说，已然不是第一次；早在您年少时，他就指导您举民族大义走“正路”。有两桩事您记得特别清楚：一桩是作为早期同盟会员的他，总想不遗余力地为当地百姓做些事，在任左溪乡乡长时（1924年）：“家乡遭受百年未遇的狂风暴雨袭击，大雨连续下了二天二夜，山洪多次爆发，不少桥梁被冲垮，从岭厦到南庙二、三十里的道路全部冲毁、塌陷成为沟壑……”，“父亲作为乡长，亲自发动募捐救济灾民；他先从自身做起，捐出许多粮食与物品，还发动社会互助互济，帮助灾民共同渡过难关。在这次洪灾中，没有一个灾民饿死或生病死亡，这在当时是了不起的大事。洪水过后，他决心发动大家重新整修道路修复桥梁……从弄坑村到金岙村的一座大石桥，也在半年内修造好了……完成这些工程后，父亲在岭厦凉亭里立了两块石碑，一是记叙灾后如何修建两大工程，二是捐款名单、金额及支付账目。”
另一桩是老爹理解和支持共产党的抗日救国活动，早在1939年2月，以王平同志为首的中共宁绍特委设在您家。是他把您送进共产党人杨思一领导的陈巴岭抗日训练班，说：“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从此后您就义无反顾地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后来创建了独立大队；又是老爹开放乡里的积谷仓，无偿供给当地抗日武装力量所需。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政委谭启龙在《浙江党史资料通讯》（1984年第四期）关于《党在浙东地区坚持敌后抗战的概况》中提到：“我们在浙东斗争的几年中，统一战线起了很大作用，朱之光同志的父亲朱祥甫先生，他掩护我们，使我们能够在四明山上坚持斗争，控制左溪乡一带。”
站在天堂门口的老爹，仍是一袭长衫，胖墩墩的身材尤如生前，目光炯炯，微笑地望着您，好像在说：儿呀，你这一辈子，为了山里贫苦的农民兄弟，也算是值了……
您清晰地记得在那个血雨腥风的年头，国民党反动派没能抓到坚持地下斗争的您，却抓捕了您的老爹强逼他来找您。他自然不能“从命”也万万不能从命；您是他心头的宝贝疙瘩，是山里人翻身求解放的“指路明灯”：于是，他带着他们山里山外到处走，坚决不吐露您的藏身之处。敌人最后没办法，欲把他就地“正法”，老爹在知道他们将对他下毒手后，用笔饱蘸墨汁在纸上写下“得道则存，失道则亡”八字遗言；在梁弄镇的前山坡英勇就义。当时您隔山相望，万箭穿心却无计可施，眼睁睁地强忍悲痛看着他为保护您而英勇牺牲……
革命需要付出代价，为了使农民翻身过上好日子，您全家在父亲的榜样下前赴后继，一个个地卷进革命的洪流，做出了太多的牺牲……
您说：“爹，我没忘您的教诲……得道则存，失道则亡。”
他点头说：“是呀，得道则存，失道则亡。这是天理呀！”
三
“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褐石有遗篇。”
朱伯伯，那些站在余姚城里龙泉山上王阳明讲学院中的，是昔日“政治工作队”的领导与战友们。他们是：支持“抗日救亡”运动的组织者余姚县长林达、中共宁绍特委书记王平、杨思一，以及领导过“盐民运动”在当地很有影响的著名共产党人郭静唐；还有从陕北公学受训回来的熊达人、马青、楼明山、唐敏鹿、陈子放、俞震、陈鲤和当地名流孙子鸣、陆飞、姜枝先、童泉如，还有与您一起“受训”的鲁也愚等三十多名队员……
您见到他们自然特别高兴，有说有笑地缅怀往事，仿佛重回到当年的磋砣岁月中……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新成立的“政工队”由林达任队长，郭静唐任副队长，熊达人、孙子鸣任干事长，鲍曙林任副干事长，杨小梅负责妇女工作。一年后在林泽、郭静唐的支持下，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全面铺开，“政工队”学员编成四个区队，后来又按行政区划分成六个区队，在全县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现在的龙泉山早已旧貌改新颜，周围高楼林立、车水马龙地热闹非凡。当年，这儿曾是传播革命“火种”的地方。面对着许多老领导、老战友，您有太多的话想说。朱伯伯，当年您才二十岁，正是血气方刚、热血沸腾的时候。在这个集体中您经受革命大熔炉的熏陶，为以后革命活动打下了坚实基础。可惜的是世事沧桑，前程叵测，在这革命熔炉中锤炼过的许多人，大多没等到解放那一天，在落花有意、流水无情中英勇献身、韶华逝去。宁绍特委书记王平，病逝时才三十七岁；随着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实施，三年后郭静唐被国民党以莫须有的罪名逮捕关押到上饶集中营；县长林泽为此愤而辞职，县“政工队”由此“解体”；许多优秀的战士都纷纷倒在敌人枪口下：熊达人同志牺牲于“皖南事变”；陈忆姜同志在海口被日寇杀害；许振武同志牺牲于国民党“赤水集中营”；楼明山同志在舟山与日寇战斗中牺牲；严重同志在临山战斗中牺牲；陈大盛同志、盛坤同志、王志祥同志在梁弄战斗中牺牲；打入顽军工作的张忠民同志在游源山牺牲；项信齑同志在姚北战斗中牺牲……您们在天堂相拥而泣；深感革命胜利的硕果来之不易。
您说：“战友们，我想您们，想得好苦呀！”
他们回答：“朱之光同志，我们也在想你哪！”
您说：“记得解放后‘政工队\\\\\\\\\\\\\’在杭州有过一次聚会，参加者仅八人。”
众人笑道：“错了、你错了……其实我们也参加了……只是我们能看到你；而你却看不到我们……”
如水流年：永不消逝的“四明之光”，朱伯伯，您会在天堂遇上许多人……（二）
作者/时雨
四
“执君之手，与君偕老”；在战争年代，那是一种多么奢侈的向往。
现在妻子黄亚奋又陪伴在您身边，带您向白云深处走去。她的脚步仍是那么矫健，笑声仍是那么爽朗。边走边介绍说：“我都在这边等了你有50年，比我们相处时还长……”“是吗？”您惊讶得说不出话来。虽然黄亚奋已离开您50年，可您从没有觉得分开过；在您的感觉中您俩是不会分离的。您总挽起她的手臂在情意绵绵地诉说：
亚奋，那时我在“政工队”第四区队工作，当时你还是个小姑娘。我俩由于共同的信仰走到一处，与老爹、张中民、张敏鹿、谢汝昌等13位同志发动抵制国民党苛捐杂税、强“抽壮丁”发国难财的“茶民运动”。你与我穿梭在崇山峻岭中访贫问苦发动群众。那次我俩在南黄村了解到38％的农户断炊，饿死160余人的惨景。其中有一户叫黄铭湖的农民，全家19口人，有13人在这年饿死了，梁弄区这年饿死有二千多人。你是农民的女儿，深知农村疾苦，义愤填膺地握拳说：“这样的世道，农民不革命就会饿死。”我们把大家组织起来，向县政府请愿抗议。特委杨思一同志也参加了这次行动，我们把各村都组织起来了，与国民党展开斗争。这次运动我们赢了，接受进步思潮影响的林泽县长，规定一斤茶叶换三斤米，拨三万斤救济粮缓解茶农“燃眉之急”……
您说：这次斗争我们胜利了；但接下来的斗争显得更为艰苦卓绝……亚奋，你一定记得1941年初，日寇侵略我浙东地区，余姚随之沦陷。当地10余万国民党军不但不抵抗，反而变本加厉地积极反共推行“白色恐怖”。你记得，我想你一定是记得的……在我最困难时，你以战友身份留在我身边。那时我得了肺病在家疗养，不久失去了组织关系。为了重新与组织取得联系，你与我几次冒险与曾熟悉的同志联络，可惜都没有下文。与此同时国民党顽军出重金悬赏我的人头，是你与乡亲们保护了我的安全。我在左溪隐蔽了大半年后身体没愈痊，父亲同意由你和二妹珍珠陪我去上海亲戚家，以看病为由寻找地下党组织。我俩是通过十五岙（今余姚陆埠镇南雷村）罗姓亲戚，从后海小安街（今慈溪周巷小安村）渡船去上海，途中我晕船吐得一塌糊涂，你和二妹也吐了。在上海我的病情有所缓解，却仍没与组织联络上。当时我想去天津，你与珍珠都阻住我，说那儿人生地不熟的，找组织就更难了。你说革命的火种是不会熄灭的，只要我有心，在当地也一定能找到组织；经反复思考，我让你和珍珠先回梁弄，单独去了姚北，听说那儿还有党组织在活动……
您又说：亚奋，你一定没忘我在姚北樟树庙（今慈溪匡堰樟树村）联络上留在的“政工队员”岑万尧与历山陈小平，还有周巷镇的赵继尧和张忠民；我们同去马渚见了施先生（郭敬唐夫人），在泗门找到了严重同志，共同商量组建抗日武装，并与“南渡”抗日部队朱司令（朱人俊）挂上钩。正当我们秘密起事时，我接到你来信，说顽军调防家里平安了。于是我回家与陆埠王履丰同志取得联系，与“三北”后海的几个同志“十八结拜”成“兄弟”，缴了顽军留在当地东岗保长处的30支枪和四箱子弹，召募山民（约五、六十人）组建了四明山抗日武装“独立大队”。也就从那时起，我由朱孚若改名为朱之光直至今日……
亚奋，您当时不明白我为何改名朱之光？那是我立志献身革命的意愿呀！我要像四明山上一道光亮一样，照亮贫苦山民的人生。你总说我薄情，为革命工作舍弃家庭……你不明白在我心里你占有多么重要的位置？除了人民的解放事业，我心中就只有你。革命生涯常分手……那年‘北撤\\\\\\\\\’我奉命留下坚持斗争，怀有身孕的你却要随部队去山东。我也想和你一起‘北撤\\\\\\\\\’呀，可是为了已经开拓的革命根据地，我丢不下我的父老乡亲们……我俩的爱情、婚姻是在战火中锤炼出来的。在分开的近半个世纪中，每当想起这些逝去的岁月，我心头总会热浪翻滚，思绪万千……
五
“谭启龙政委、何克希司令……朱之光向两位首长报到来了！”
朱伯伯，您的英魂在天堂的云彩里飘荡着。那是一个没有时间概念的世界，聚集了现世中许多英雄豪杰。您遇到了谭启龙政委、何克希司令，还有刘亨云参谋长、张文碧主任以及好友和同事，想起初见首长们的情景。
1942年3月，由您组建的“独立大队”经整编后编入由蔡正谊（群帆）任大队长、华一鸣任副大队长的“达谊部队”，在他俩指挥下由您“打头阵”摸清诸暨枫桥国民党顽军“奋勇队”情况，迅雷不及掩耳地收缴了他们的枪械……事后蔡大队长说您立下首功。您谦虚地说：“首功不敢当……我只是深入顽军中摸清楚他们的兵力与枪械情况，是蔡大队长指挥恰当取得了胜利。”通过“枫桥缴枪”，您的“独立大队”整编为“六中队”全都换上了新枪。正当您雄心勃勃想打几个漂亮仗时，由于连续劳累您的肺病复发了，只得离开由华副大队长和您进行的“统战”工作，以至几次战斗都无法参加……直至半年后部队筹措新衣，蔡大队长派您回余姚采办18担土布，并给三北司令部写了一封密信，向谭政委、何司令作口头汇报。在嵊县王宅您被国民党部队扣押，费尽周折才设法逃离，经临山转慈北宓家埭（今慈溪鸣鹤镇）找到“娘家”……
由此您见到了何克希司令。他给您的第一印象不是一位驰骋疆场的将军，而是一位平易近人、满口四川话的知识份子。您把密信交给他，并汇报了“达谊部队”的情况，他握住您的手一迭声地表扬说：辛苦了，为抗日做出了贡献。接着他详细询问四明山梁弄的情况，问您是否认识政工队的朱孚若？您说您就是呀！这下他更高兴了，让司务长特地炒了一碗蛋，送上一碗白米饭。在当时生活条件十分艰苦的环境中，谭政委和何司令都与战士一样吃杂粮与喝稀的。后来回忆起来，这碗炒蛋与白米饭，是您这辈子吃过最香甜的饭……这次何司令向您布置新任务，要您离开“达谊部队”，帮助开辟四明山革命根据地……
您清晰地记得：半年后，由谭政委，何司令率领的大部队挺进四明山。他们进山前在姚北阳觉殿（今慈溪横河镇）和日寇打了一仗，消灭日本兵约三十几名。这是浙东沦陷后鬼子兵第一次吃败仗。当您把这消息告诉老爹与亚奋时，他俩高兴得手舞足蹈。老爹连声说：“仁义之师呀……这下我们有希望了！”您回乡后带病工作，发动群众，筹集粮草，与父亲、亚奋和倾向革命的群众一起，为大部队“落脚”在四明山区做好了准备工作。
不久，何司令带“四支”一大队、教导队先到石门村。那是初冬的一日，石门村一位50多岁的农民手拿着一张条子找您老爹，您看到纸上面写着：“朱之光来石门一叙”八字，就知是组织上通知您了。随即您随他到设在石门村的司令部。在一间简陋的石屋里，您见到了正在埋头工作的何司令与“胡秘书”（谭启龙政委），何司令简单地介绍过您的情况后，谭政委就上前紧握住您的手问：“好呀，这里是您的家乡了……”您心上顿时穿过一阵暖流，深感组织上对您的重视与关心。正当您向两位首长详细汇报迎接大部队“安家”情况时，忽然外面枪声大作，国民党顽军闻讯追赶来了……
您很快引领部队安全转移……从此，您就在谭政委、何司令领导下，与刘亨云参谋长、张文碧主任相处，协助他们工作，成为一名英勇的“抗日战士”，踏上新的革命征途。
六
朱伯伯，现在您碰到了当年的入党介绍人、“政工队”指导员、宁绍特委书记王平，还有后来继任宁绍特委书记陈洪、陈布衣；副书记兼组织部长罗白桦等同志……
岁月回到了当年艰苦环境，身穿长衫的王平瘦骨嶙峋地握住了您的手。当时他的肺病已非常厉害，一边咳嗽着，一边频频点头地听完您的工作汇报。他知您与组织失联后一直在寻找党，重病中经历了曲折与坎坷。不由赞叹说：“不简单……我了解你。朱之光同志……两年没过组织生活，却为党做了许多工作……”接着他说：“我改名王文祥，仍在特委工作。我把你的情况介绍给罗白桦……欢迎你回到组织怀抱……”
朱伯伯，您恢复组织关系后担任南山县领导工作，担负起创建四明山革命根据地的重任。那时，地方干部调动极为频繁，往往相互间还没熟悉就分手了。您“安顿”下来没多久，书记王平调别处工作；其实继任者陈洪同志也没与您共事多久。在王平同志调走约几个月后，一次他打扮得如一个老农民似地在梁弄横街向您道别，说：“朱之光同志，我俩要分开一段时期，我就要到鄞县开辟工作；这儿的工作就交给你了……”您惊讶地问：“形势这么严峻，您怎么不在身边带个同志？”他哈哈大笑道：“正因为形势严峻，我一个人来去方便呀。”当时他爱人舒文在南山县委宣传部工作，告诉您关于陈洪书记的情况，他是浙江浦江人，学生时期就在宁波四中入了党，曾在茅山地区被敌人逮捕，浩气凛然被拷打成重伤，没口供才被保释出来；眼睛却在监狱里损坏了，视力很差。不幸的是这位和蔼可亲的领导人，半年后在紫龙庙战斗中英勇牺牲了……
宁绍特委在陈洪、王平相继逝世后，由刘清扬同志担任书记，他是老红军，坚持过三年游击战争，经受四次牢狱之苦。但他在此岗位上工作也不长，第二次“自卫战争”爆发后，宁绍特委由五支队政委邱相田兼书记。就这样，您担任南山县长的上级领导，四年内换了四位书记。直至部队“北撤”，才由留下坚持斗争的刘清扬和陈布衣同志先后出任书记……
这就是战争年代的残酷。朱伯伯，现在您在天堂与这些老领导相聚；您们有许多话要说。是共同的目标，使您们相遇在一起，有过一段刻骨铭心、朝夕相处的岁月；又是共同的目标，使您们胆肝相照地留下一段深情的友谊……
从云端里走来的，是一大批与您并肩战斗、浴血奋战过的战友。在这支庞大的队伍里，许多都是您心中铭记却已喊不全名字的“献身者”；少年江湖转眼老，无奈英雄两鬓霜；不管您是否认出他们，他们可是与您共同经历过这年代、出生入死的英雄豪杰呀……
您一定记得1942年10月，由谭、何两首长率领浙东游击纵队主力挺进四明山、组建抗日政权和开展民族统一战线，保障部队后勤供应的日子。那时您作为“娘家人”义无反顾地投入其中，和汪文元、张杰、马承烈、黄亚奋等人，以最快速度在左溪乡成立半政府性质的姚慈办事处；随着部队向宁慈、上虞地区发展，又建立了宁慈、姚虞办事处；半年后，根据需要成立了由您与罗白桦先后任主任，驻地在南王村（后搬至雅贤乡）的南山县总办事处。一年后，随着特派员罗白桦向鄞、慈、奉开展工作和上虞等地区的发展，再成立了由陈山担任主任的上虞办事处；姚虞县办事处更名为由汪文元任主任的姚南办事处。接着建立由您任主任、陈法森、马承烈、周文宪（后房君廉）、胡野擒、薛诚等为科长的南山县办事处（革命政权南山县前身）。下辖大岚、梁弄、沿江三个区（后增加陆埠区与梁弄镇、左溪乡）……
那段日子里，您总是不辞劳累地忙碌着，组织有地方民主人士、国民党顽军和我方组成“三三制”秋收委员会，制定由人民合理负担，废除苛捐杂税，落实收租政策，加强抗日民主团结的政策；解决水利纠纷和维护社会治安。因处于战斗环境，政府机关既是工作队又是武工队。办事处组建了八九十人参加的警卫队，配合主力部队行动与维护特委安全。
您不会忘记1943年春，顽军88团、89团（“挺四”、“挺五”）又加“挺三”，共万人之多部队“集结”，对刚开拓的红色根据地进行包围与挑衅。您配合协助谭、何两位首长指挥主力与地方部队，对来犯之敌以打击。在条件极为困难的环境中坚持八个月，直至顽军疲惫不堪狼狈撤离。1944年初，浙东敌后临时政府行政委员会在南山县左溪乡茭湖村成立。主席由连柏生担任，委员由有朱人俊、罗白桦、黄源、张文碧、王仲良组成。接着成立专区政权，由罗白桦任四明山专区特派员，王仲良任三北专区特派员；同时正式设立县、区、乡三级政权。当时四明特区辖有上虞、鄞慈、鄞奉、南山四县，您担任南山县县长。
您不会忘记1943年底，宁波、余姚、奉化、嵊县的日寇1500人分路对四明山根据地大扫荡。南山县境内被日寇烧光、抢光的村庄就有八个，其中大岚乡、白鹿乡七个村庄的房子几乎全被烧光，在万太坞村妇女被集体强奸，您老家弄坑烧掉了朱家祠堂；凡敌人路过的村庄都遭到不同程度的洗劫。与此同时，梁弄镇被汪伪军第10师37团1营占领（3个步兵连，配有轻机枪8挺）。为了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您向何司令汇报拔掉这颗“钉子”。战斗在4月22日打响，您带南山县自卫队配合刘亨云参谋长、张文碧主任带领的主力部队作战，敌人利用坚固的工事顽抗，战斗进行得异常激烈，我军利用街道实施连续突击，不让敌人有喘息机会。大约下午四点时分，余姚日军20余人、伪军150余人前来增援，进至青源山被阻击。至23日黄昏，我军又一次发起进攻，顽抗之敌终于土崩瓦解逃往上虞百官。此战毙伤敌军40余人，俘虏20余人，缴获轻机枪一挺和步枪数十支，致使革命根据地巩固和发展。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朱伯伯，您在《战斗在四明山上》一书上记载：仅创建三年余以四明山为中心的浙东抗日根据地，曾有3万强敌“压境”，发生大小战斗600余次。抗日武装由渡海过来时的几百人，迅速发展到至奉命“北撤”时的1．5万人。当时浙东地区形成“敌、伪、顽”三股势力，联合对付共产党抗日队伍的复杂局面，为了巩固根据地，您和战友们一起几次出生入死，深入顽军队伍中鼓动抗日，打击顽军的嚣张气焰；发动群众，保卫秋收，保障主力部队的后勤供给；尽了抗日战士的一份责任……
如水流年：永不消逝的“四明之光”，朱伯伯，您会在天堂遇上许多人……（四）
作者/时雨
十
朱伯伯，您在1956年9月起离开宁波，到浙江省委统战部担任副部长，主要负责党派和民族宗教工作。此间您以党的大局出发，准确把握党派工作的政治方向，引导民主党派参与大政方针和统一战线重大问题的政治协商，注意团结民族宗教界人士，积极宣传和落实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加强对少数民族干部群众和宗教界人士的社会主义、爱国主义教育，为我省统一战线工作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在那10年中，您不断地以您那颗对党和人民赤诚的心，努力做好本职工作；被党内外和民主人士称作为：“我们的好部长”。
然而，您是有委屈的；您在那场“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冲击，所谓“罪行”完全是欲加其罪，何患无词；原因只为您性格耿直说了“公道话”。当时以江华为首的省委班子受到“冲击”，后担任常务副省长、时为卫生厅长的王博平和省委组织部副部长杨源时与胡祖椽同志到您家做客，聊了些对“运动”不理解的话题，有人就借题发挥寻找“茬子”，莫名其妙地被宣布“隔离审查”，把您扣押在北山街114号；后来升级定性为“苏修间谍”代号“5·13”专案，由省革委会副主任陈励云负责，并有海、陆、空、公安厅、省级机关造反派组成联合审查组。关押您的地方有三道岗哨，轮番审讯，还不断地对您拳打脚踢，有时被打得晕头转向。那段时期您真想不通，自己赤胆忠心干革命，没出过国，哪儿和“苏修”有什么联系呀？但您头脑是清醒的。一、这事情一定是冤案；二、党和毛主席一定会把情况弄清楚；三、自己不能死，死了就更弄不清楚了。
所谓“苏修间谍”案，现在看来完全是空穴来风、无稽之谈。早在1964年秋季，中苏关系破裂撤回专家，撕毁156项经济协议，中共对苏联发出“九评”表示态度；而在这时，原籍浙江余姚的郭静唐弟弟郭肇棠（留苏中国学生、斯大林时被打成“国际间谍”流放西伯利亚，赫鲁晓夫上台后“平反”留居莫斯科，为“研究中国专家组组长”）时从苏联回国探亲，因与北京孙治方和浙江陈修良是留苏“中大”同学，探亲期间走访了孙治方，与浙江沙文汉（曾任省长）、陈修良夫妇取得联系，您作为统战部副部长参与接待并陪同他到余姚观光。郭肇棠回苏联后，组织上对您实行了“控制使用”。而这一切，您自己是不知道的，到“文化大革命”清理阶级队伍时，党内那些“极左路线”的代表人物，就对您无限上纲置于死地而后快了。
您在被关押的六年中，写了10多万字的交待材料；但都没有说清郭肇棠的事，因为您根本没与他有什么联系，更谈不上有出卖祖国的行为。这期间专案组也没掌握实质性的“材料”，只在您宁波的老战友陈布衣那儿“抄家”时，发现他夹在日记本上您为郭肇棠写的一封信，信中只谈工作而无“私交”……
这事一直折腾到1972年林彪机毁人亡后，才以“查无实据”的结论把您释放出来。而这时，妻子黄亚奋已逝世离您而去，家里只有保姆与三个孩子，小女儿朱小奋还在读小学。那时您自然有些想不通，咋几十年出生入死的革命过来，最后还革命到了自己的头上？但您很快释然了，“红的就是红的，黑的就是黑的。”您把这事看作是党对您的“考验”。您总是这样教育子女：“我们党内有些走‘左倾极端\\\\\\\\’的人，想当然地处理革命队伍里的同志，缺乏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和精神……”从此，您更加刻苦地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相信党相信人民；以加倍的热情投入工作中，表现出共产党人不计个人名利得失的高风亮节……
十一
朱伯伯，您总是那么信仰坚定，意志坚决，对党对人民无限忠诚；无怨无悔地表现出一名共产党人的意志和风骨。您在浙江（特别是浙东的宁波、余姚）都享有很高的威望，在战争年代，您是一个让敌人闻风丧胆的战士；在解放后的和平环境中，您是一个严以律己、宽以待人的忠厚长者，尤其在七十年代中、后期，您重返浙江省政协领导岗位后，更加清晰地认识自己肩负的责任和担子，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把工作重点转移到为现代化建设服务上来，积极落实党的政策，调动政协委员和各方面人士的积极性，有力地促进了政协工作的恢复和发展。您在担任省政协副主席期间，经常与老同志们一起，围绕党的经济建设工作、改革开放和人民群众生活中的重大问题，广泛开展政治协商、参政议政和民主监督，关心和支持浙东革命老区经济发展，大力支援“老少边穷”地区建设，组织开展“三胞”和文史资料征集出版工作，建立健全政协工作机构，不断完善各项规章制度，促进了我省政协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建设。无怨无悔、鞠躬尽瘁。您离休后仍不顾年事已高，仍以极大的热情关心党史和老区建设，撰写了《战斗在四明山上》一书，为浙江革命斗争留下了弥足珍贵的史料。
现健在的老人与下一代子女们，对您对党的统战工作和对老区人民的关心支持，至今记忆尤深。余姚市委领导和市党史办的负责人，经常想起您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亲临老区视察，对革命老区“红色文化”继承和发展做出重要指示。他们说：“朱主席对余姚革命根据地特别关心，常常亲自过问烈士遗属的生活状况。说饮水不忘掘井人，战争年代他们做出牺牲，一定要创造条件让他们的后人过上好日子。他对民主人士倾注深情；省文史馆员姜枝先先生在世时，他来余姚必登门探望。嘱咐我们一定要实事求是地看待历史遗留问题，还历史原本的面目……”
朱伯伯，您此生兢兢业业，把时间和精力都化在工作上，却对家庭和子女很少关爱；您在他们心目中，是一个不近人情的“严父”形象。您总是强调革命原则，教育他们以“普通一兵”的姿态，在革命的洪流中锻炼成长，做一个对党和人民有“用”的人。
七十年代未与八十年代初，《人民日报》与《浙江日报》还有《中国青年》杂志，从不同角度，分别刊登过“部长之子进饮食公司卖大饼豆浆”的报道。而报道的主人公朱小光，就是您钟爱的二儿子。在您的子女工作履历表上，没有一个因您的地位而决定前途；他们都是凭自己的学识与能力，在社会上付出过艰辛的劳动，才收获自己应得的成果。您的小女儿朱小奋可以自傲地告诉世人：“我们下一代人继承了父亲的善良与正直。我们用自己的双手创造未来，没一个躺在父母的‘功绩簿\\\\\\\\’上享清福的……”她说：“从我记事起，父亲就向我们灌输劳动光荣的道理，身传言教，以实际行动告诉我们怎样做人。非但我们这代，就连下代人也没有仰仗父亲的资历功绩，向社会索取过什么？我们都像每一个平凡的劳动者一样，在平凡的岗位上为人民做出贡献！”
朱伯伯，您的弟媳妇张旭群也在缅怀时说：无论战争年代还是和平环境，您在家庭生活中都是个原则性很强的人；什么时候都把党的事业放在第一位。党和人民的事最再也是大事，个人和家庭的事再大也是小事。她说：“我在48年6月以上海女工代表身份来四明山参加革命武装，亲眼目睹当年阿哥怎样在艰苦环境下不顾个人、家庭安危，对党和人民的一片忠诚。解放后我随丈夫‘支内\\\\\\\\’去了东北，在来往信件与交往中，深刻地感受到阿哥与亚奋姐在家庭教育中，对子女和家人的严格要求。他对留在老家的亲朋好友虽然倾注一片深情，却绝没有为谋私利而做出不利于党和人民的事……”您的一位侄女说：“每次我回余姚老家看望父老乡亲，他们就会向我讲伯父的故事。说每当他们有困难时去找他，他都是笑脸相迎地招待大家吃老酒，吃过老酒知道‘困难状态\\\\\\\\’后，拿出自己工资补贴他们；但为职务待遇和对子女求职事，他一般都笑着拒绝；说他当的是新政府的官，不能为家人和亲朋好友谋私利……”
十二
朱伯伯，我们从一滴水里窥见大海的秘密。您是一个善良厚道、存有大爱的人；同时您又是一个党性坚定、纯粹透明的人，像您这般的领导干部，在现实社会中已然不多，但正因为有您存在，我们的党和国家，我们民族才能继往开来、发展强盛。
朱伯伯，浙东老区的人民怀念您！您是我们后辈前进的方向，学习的榜样；心中永不熄灭的“四明之光”。您这辈子始终坚定共产主义的信念，对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充满信心。您以实际行动体现了党在战争时期与和平年代的理论与实践。您这辈子对党对人民无限忠诚，饱含深情；紧跟党前进的步伐，认真学习马列主义、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始终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您的一生光明磊落、襟怀坦荡、克己奉公、坚持原则，具有高度的党性修养。您在工作中总以“普通一兵”的姿态出现，任劳任怨、干事担当、求真务实，继承党在战争年代的优良作风，密切与群众打成一片，团结同志，廉洁自律、艰苦朴素、作风正派，坚守共产党人本色。您心里始终有组织与人民群众，甚至在住院治疗、生命垂危之时，仍念念不忘党和人民的恩情，感谢省委、省政协和有关部门、有关单位领导和老区人民对您的关心照顾，顽强地与病魔抗争，表现出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与大无畏的气魄。
您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是对党和人民事业孜孜以求、不懈奋斗的一生；是值得您健在的老战友、老部下和我们下辈学习、致敬的一生。我们一定要化悲痛为力量，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切实增强“四个自信”，锐意进取、团结奋进，为高水平地谱写“浙江篇章”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努力。
“斯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
朱伯伯，一路走好！请您放心，您未竟的事业后继有人。我们——您的下代人和下下代人，正沿着您走过的路整装待发。我们的事业一定会成功，我们的前途充满光明。这世界上没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挡一个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民族崛起，也没有什么人能够阻挡一个日趋强盛的国家前进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