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东鲁迅学院
亲朋好友传阅本·定稿 谨以本文纪念父亲诞辰111周年
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感召下
——回 忆 我 的 父 亲 李 纪 佑
李 思 牧
晚春时节，市水文化研究会沈季民会长驾临寒舍约稿，冀希写篇回忆父亲的文章，颇我诚恐诚惶。因为早闻他主编的《宁波水文化》杂志的《喝水不忘掘井人﹒红色记忆》很有特色，是专登涉及浙东地地区的响当当的共产党标杆人物，为享誉全市的品牌栏目。而我父亲李纪佑只是个受人称道的共产党诤友，靠谱吗？为此我翻箧倒笥，查阅了原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谭启龙政委的相关回忆文字，如早期的：“我们进入四明山后，很快就能站定脚跟，一方面，由于慈南车厩乡长李纪佑跟我们了。他很有威信，通过他把慈南人士团结在我们周围。”在《谭启龙回忆录》里，被称为“群众中有威望的李纪佑乡长。”在《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在浙东的成功运用》专文中，开门见山列出了当年著名民主人士名单：“我们在浙东敌后，高举抗日的旗帜，巩固和发展浙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争取团结了许多开明士绅、爱国人士。如三北、四明地区的虞家芝、虞在璋，朱祖燮、叶志康、张志飞（后加入共产党）、毛契农（按：以上为三北地区,以下为四明地区）、李纪佑、邵之炳、朱祥甫等，金萧地区的吴山民、何燮侯、钱之芬等。”并引用刘少奇同志在绍兴对他说的话作结：“当年你们在这一带那样困难的条件下，能坚持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建立根据地，取得胜利并得到发展，这是和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搞好群众关系分不开的。”以上是谭政委对父亲的历史定位和珍贵褒奖。从而也改变了我的观念，充分相信沈会长的判断力，全新整理、充实尘封已久的对父亲的原始回忆文稿，并形成了亲朋好友（原文）和公开发表（删改）两个传阅版本。
父亲于前清宣统元年己酉三月十八日（1909年5月7日）申时（15—17时）出生在慈溪县陆家埠沿江仓前十九都李家四图朝东屋（今属余姚市陆埠镇郭姆行政村仓前自然村）的书香门第，取名纪佑系其生年干支纪年已酉的谐音。祖父李兰森（1874—1942），字芷庭，19岁即以案首（秀才第一名）入泮，被浙江学台陈乐山（他有《题岳王庙》联“一军难撼声威远/三字含冤忠孝全”传世）选中，送省深造，那位高中光绪甲辰（1904）恩科进士、鄞人高振霄（1877—1956）前辈，便是祖父同窗好友，互有诗词酬和。他曾以我曾祖父肝胆侠义，于咸丰十年（1860）毅然应邀赴湖州府协防两年，出生入死，击退太平军多次围攻为背景，赠联一副，祖父珍之宝之。待我初通文墨，父亲吟给我听时，毕竟还是蒙童，哪知对联的平仄规则，更不知当年战事之惨烈，当念到“枪林炮雨”时，竟自作聪明大嚷错了，应该是“枪林弹雨”，以致把全联反倒忘了。随着岁月沧桑，这副对联也不知所终。好在高前辈有237册《静远斋高氏日抄》存世（天一阁仅藏30册），一般能查得此联和有关祖父的信息。可叹，其时正逢国难日深、民族危亡之秋，中日甲午（1894）战争惨败，继而爆发八国联军庚子（1900）侵华之役，连北京贡院（科举会试考场——考棚）也被德军拆得断壁残垣，高振霄前辈所参加的清代末科的甲辰会试，只好移至河南开封府举行。这事在同侪八九十岁老人早已淡忘，更别提说辈晚生了，但对当年擅长举子业的激进学子来讲，影响殊深，刺激极大。祖父所走的道路，就与这位末科进士不同，终因目睹清政府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痛心疾首，绝意功名，不赴乡试，以教书为业，还无师自学英语、数学，略涉门径。正是祖父乃读书之人，不知理财套数，又好周济亲友，家道因此中落，而两位伯父分别于宁波浸会中学、四明中学毕业后，又都英年早逝，待三姑妈从宁波慕义女校卒业，已无力供给父亲上学读书，由祖父亲授成才。故而，父亲从小就深受祖国传统文化的熏陶，从他一生轨迹中透出的傲气、骨气和正气，讲义气、重感情、自命清高，无不折射出儒家文化基因传承、家学家风倡导的道德规范、家国情怀、处世之道的特质禀赋，直至影响于我辈。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祖父虽已年近花甲，双目几濒失明，仍无时不关注国事，天天命父亲读报。每当听到前线失利消息，总是忧心忡忡，伤时感事，夜不成寐。家有来客，纵论国难，必竭力强调民族气节，痛斥恐敌思想，有时争得面红耳赤，口焦舌燥，也不甘休，乡人目为爱国老人。慈溪名士凌近仁先生在耄耋之年，重书祖父墓碑时（原墓碑为凌先生年轻时所书，还绘有兰花，意蕴深邃。所惜毁于文革，用于建造山坑“车厩水库”），百感交集，据此欣然挥毫冠以“爱国老人”，一式三份，供父亲挑选（新墓地在雨花庵去我乌丹奶妈家道上的山冈向阳处）。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发生前夕，父亲从余姚同昶钱庄辞职来到车厩，接替外祖父叶兆淦（1878—1934）在“大同桥”未设踏步台阶的北堍（俗称“洞桥头”）开设的三层楼三开间“协甡祥”店铺刚满两年，过上了阖家团聚的安适日子。可抗战全面爆发，日寇长驱南下，车厩（时称“明中”）乡乡长陈积余即被吓破了胆，向慈溪县政府递了辞呈。为此，从金华县县长调任慈溪县县长不久的章驹（1904—1941）先生，亲临车厩，慕名造访父亲，敦劝接任。父亲以为生活甫得安定，面有难色。其时祖父在坐，听罢即沉下脸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汝不能执干戈以卫社稷，效命疆场，已愧匹夫之责。今连后方工作亦拒之，汝有何面目立邻里之间耶？”父亲聆训悚然，似梦初醒，当场向章县长表示愿受乡长之职，从此弃商从政，投身抗日。
车厩钟灵毓秀，物华天宝。濒临姚江南岸，江面开阔，均为200米；背负四明山，与山内七十二岙“岙岙相通”，控江枕山、进退有据，为兵家必争之地，史载为越王勾践牧马停车之地，明朝开国大将汤和、吴祯也经此攻入宁波的，为千年古镇。连朝鲜官员崔溥遇风暴漂流至临海获救，护送进京，于明弘治元年（1488）舟行浙东运河，也不忘记上一笔“（二月初二）至鸡鸣，泊于岸待曙。江边有驿，乃车厩驿也。”当年车厩乡的行政区域变动频繁，最大时东至河姆渡，西至支溪岙，南至虹赤岭（余鲍陈），辖今10多个行政村、30多个自然村共有十三个“保”的大乡，一半为平原（北部），一半为山区（南部），土地饴厚、物产丰富，民风淳朴、安居乐业，集市贸易发达、林竹植被繁茂，以种植水稻、蔬菜、竹笋、茶叶为大宗，外加美味河鲜，诸如野生青鱼、鲫鱼、银鱼、河鳗、蛳螺（宁波方言。即螺蛳）等等，丰盈齐备，向有“车厩陆家埠，丈亭蜀山渡”之称，并以车厩为起始。面积40平方公里左右，人口近万。只不过随着杭甬公路、萧甬铁路次第兴建，1956年以后四明山区逐步开通了公路，叠加1959年7月姚江大闸投入运行，直接影响河床演变、水上航运，致使浙东运河边上这颗耀眼明珠逐渐失去了昔日的光彩，凋零衰落，那是后来的事。因此章驹县长很看重车厩。父亲临危受命，事必亲躬。在乡长任内，他积极从事抗日救亡工作，克期完成募购救国公债，构筑沿江国防工事（碉堡），平粜粮食，按户征兵抽壮丁等等战时任务。虽说父亲为此贴进不少于1500元银洋，但由于国民党政府羸弱无能，不得人心，像获得朱洪山叔叔首肯的改买壮丁为抽壮丁等做法不仅得不到乡亲们的理解和支持，反而招致了乡亲们的不满，乃至非议，父亲感到“倒贴铜钿（当时乡长是没有薪金的）招气恼”满肚子委屈。因为父亲基于以往买壮丁服兵役不能提高兵员素质，且给以“卖壮丁”为业者有隙可乘，卖了壮丁拿了钱，在部队“混”上几天又“开小差”逃跑了，到别的地方再去“卖壮丁”，造成兵员素质低下，兵源难以保障，怎能驰骋疆场，战胜日寇？遂决定实行“谁抽中谁当兵”的措施来破局，招致殷实之家的怨声载道，煞费一番周章。【杨光前辈在《朱洪山传略》中记述：1938年底，朱洪山曾经慈北战时工程任务大队副队长的身份，针对不征有钱人家的子弟当壮丁，根据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原则，决定经国民党的兵役，安抽签挨次序服兵役等规定，进行合法斗争，取得了反抽壮丁作弊的胜利，引起了顽固势力对他的仇恨。试看朱叔叔与父亲的做法，两者殊路同归，何其相似乃尔，但不晓这是谁学谁】。
但父亲的抗日是真心实意的，我生于1938年3月，阴历戊寅年，从虎从武，取名思牧，字如虎，意谓要学习赵国李牧将军那样抗击匈奴（指代日寇）；弟弟生于1940年，阴历庚辰年，从龙从文，取名思纲，字如龙，意谓要学习南宋李纲丞相那样抗击金兵（指代日寇）。在祖父、父亲眼里，只要全国民众同仇敌忾、一致对外，何患日寇不灭？正因为如此，父亲毁家纾难的举动，最终还是获得了乡亲们的谅解和好评。就连黑白颠倒的文革浩劫期间，专案组几次窜到车厩煽风点火，父老乡亲们也没有跟着造反派起哄，幸灾乐祸，有的还予以点赞。特令人震惊的，面对造反派满纸上纲上线的黑材料，谭政委在其标题上方针锋相对地挥毫写上“伪乡长不伪”5个刚劲有力的大字，再郑重地签上自己大名和日期。面对造反派咄咄逼人的气焰，何司令同样不屑一顾，反而掷地有声地替父亲“摆好评功”起来：“李纪佑做过很多好事情，我一时也说不完。现在概括一句话：李纪佑是一个真正抗日者。”谭、何两首长，一位书面评语、一位口头夸奖，好如两张打鬼驱邪的“护身符”，使父亲逃过一劫，最终幸免于雪上加霜、难中添难的临头厄运。像这样的大恩大德，我们全家岂敢忘怀？理所当然地永铭心间，永续传承。
1941年春，日寇发动宁绍战役，宁波局势告紧，章驹县长又一次到访我家，直言不讳意有所指地向父亲试探：“浙东快要沦陷，你作何打算？”锣鼓听声，说话听音。父亲明白这话中的话，不假思索地断然答道：“请章县长放心，我不但不会做汉奸，就是‘顺民\\\\\\\\\\\’也不做。誓死不当亡国奴，抗战到底，死而后已。”4月19日，宁波落入敌手，慈溪县城（今慈城镇，时称孝中镇）沦陷在即，父亲带领乡公所全体人员空室清野，转移好替慈溪县政府保管的军公学谷，然后偕同母亲叶纪芬（1917—1987。原名金凤）毅然告别车厩，扶着年近70高龄、双目失明的老祖父，带着5个子女，来到离车厩1公里多、深藏于后岸徐家岙底青山绿水掩映之中的雨花庵，继续抗日救亡。因此6月1—2日，日寇兵分五路侵扰慈南，奸淫烧杀，硬抢强夺，不少乡镇为县政府保管的食谷悉数被劫，损失惨重，唯独车厩等个别乡镇颗粒无损。一直受父亲尊重的章驹县长也在4月22日慈溪沦陷前夕退入毗邻车厩的孔岙一带活动。直至县政府退至奉化，是年12月31日章驹县长督率警队抵御从相量岗突击进扰北溪的日冠，不幸饮弹殉职。噩耗传来，悲痛不已，常常提及章驹县长“生在汤溪，从政兰溪，调任慈溪，遇难北溪”的一生写照，足见情之真，意之切。
当时日寇在车厩驻扎一个小分队，共20多人，设岗放哨，检查过往行人。敌伪通缉父亲之令不绝于耳，风声很紧。我们一家老小全仗乡亲们保护，每每得以在日伪频频“清乡”行动中，从其眼皮底下脱险。特别乡保尚未设立递步哨、交通员之时日伪军队几次悄悄循姚江而来，乡亲们一闻声，就会冒着生命危险，抄小路跑来通风报信，使父亲及其同事们和我们一家老小及时避入山中，化险为夷。以后随着局势的恶化，雨花庵已非安全之地，祖父也在历经七八个月东躲西藏的折腾后病逝。祖父弥留期间，没有家事遗嘱，唯念了陆放翁“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毋忘告乃翁”的诗句，溘然长逝。此后，我家化整为零：大姐静娟去开寿寺、二姐静贞去小隐庵扮小尼姑，妹妹静益由岭脚下奶妈领养，弟弟由杜徐岙小姑妈抚养，失去了家庭的温馨。由于我是长子，一直跟随父母辗转于车厩乡辖下的石弄、山坑、姆岭、岭脚下、余鲍陈等小山村。特别1944年1月春节过后最困难时期，连群山环绕、俗称“出门三条岭，冷饭挂头颈”的余鲍陈，也不时遭敌伪的大扫荡，顽军的（大清剿），母亲只得带着我伺机跳出山窠窠，逃难到余姚邵家渡叶家埠头，曾一度投靠大姑妈家躲避。她家虽是大户人家，在那兵荒马乱年代里，即使处于敌占区的势力范围内，粮食也紧缺，每天能用砻糠在火缸里炖“粥甏年糕”招待我们，还用“慈菇烧肉”给我们过元宵节，其味犹胜当今的山珍海味。经过4年多漂泊不定的艰难流离生活，直到抗战胜利前夕，局势好转，才最终摆脱居无定所、担惊受怕的日子。
不知怎的，日寇进驻车厩后，因恐日而辞职的陈积余又出任伪乡长（乡维持会会长）。敌后的车厩乡出现了国民党和日伪两个基层政权。父亲作为国民党政权的乡长，进入四明山后，一方面仍与原保、甲长保持密切联系，教育引导他们要有民族气节，不做汉奸。另一方面即与陈积余约法三章：只可敷衍日寇，不能真心事敌；敌人行动要随时告诉抗日乡政府，不能把抗日政府情况泄露给敌人；乡维持会重大行动要得到抗日乡政府同意，听从指挥。如能做到这三条，将报请慈溪县政府委任为车厩乡特务股员，抗战胜利后不作汉奸处理。这是陈积余巴不得的，怎敢怠慢，同意照办。同时，父亲积极招聘人员，购买枪支，筹建乡自卫队，武装抗日，痛惜最终因慈溪县国民兵团从中梗阻而半途夭折。
而当时，群众的抗日热情十分高涨。1942年5月，钱新炎（1921—2004。当时父亲并不知道他是共产党员）叔叔联络3位热血青年，在石弄活生生的擒杀了姓何的日寇密探。石弄离车厩仅1.5公里，当地群众目睹耳闻这血淋淋恐怖一幕后，生怕日寇报复，惊恐万状，收拾行装，准备逃离。钱新炎叔叔见状，左右为难，无计可施，急忙赶到山坑找父亲商量。父亲听完情况介绍后，对他们的抗日爱国之举深表赞赏和感动，安慰他们要镇定，不可自乱阵脚，还是赶紧去找部队出面干预。说罢，自己也同步起身，独自赶到石弄，向乡亲们宣传杀汉奸是为民除害的抗日正义行动，理应得到大家支持，绝不能抱怨。要求大家安定下来，照常生活。否则自己骚动起来，反要引起敌人怀疑，惊动敌人。在安抚好群众情绪后，父亲责令陈积余严密封锁消息，蒙骗日寇。过了几天，钱新炎叔叔捎来了第三战区淞沪游击指挥部（三五支队的公开番号）饬令陈积余的公函。此事也就巧妙地对付过去了。
时隔不久，日寇发动浙赣战役，盘踞车厩的日寇小分队调防，开赴战场。平日里横行霸道的汉奸周翻译要带走两船赃物滞后一步。愤怒的车厩群众，在钱新炎叔叔的带领下，赶到渡口，把他活捉，并接受石弄教训，押到离车厩2公里外临近禅悦寺的荒僻处枪决，得到应可耻下场。熟料慈溪县政府励志卿中队长得此情报后，率武装人员突然从里山来到车厩，要接收这两船赃物。群众不答应，双方争执不下。励志卿要众人推派代表与他谈判。大家推选钱新炎、钱阿二为代表，但他俩不便露脸，神色焦急，又不好开口拒绝。父亲见了这般光景，想必另有隐情，便亲自出马，从中斡旋调停，提出:“群众自发除奸抗日，政府应予鼓励，绝无挫伤之理；政府接收敌伪物资也有道理，大家也不能置之不理。因此，应将一半赃物奖励犒赏杀汉奸的勇敢爱国青年，另一半由政府没收充公。”父亲的建议得到双方认可，皆大欢喜地把争执摆平了。只是处理过程中值钱细软却被当局先下手掏空了。
这两次锄奸行动，具有极大的社会震慑力，到抗战胜利时，整个车厩乡没有一个乡亲卖国求荣当汉奸的。但却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警觉和注目。一天，慈溪县国民兵团周中队长率4名士兵突然拘捕了钱新炎、钱阿二两位叔叔，押至设在雨花庵的中队部。父亲闻讯后，立刻派人把执行拘捕任务的周中队长请到乡公所，并要求把钱新炎、钱阿二同时带来。父亲特意笑问周中队长何以扣人？回答说是“据说他俩有枪，要缴枪。”父亲一听“据说”两字，心里有了底，马上接口说：“他们没有枪，我来担保证明。”并从民族大义的角度好言劝阻：“你们这样做，打击了抗日热情，造成不好影响，我看还是把他俩放了”。周中队长见父亲把此事与抗战联系起来，又毫不犹豫地当场作保，给自己留了个台阶下，就不得不买账，只好知趣地当场将他俩释放。
父亲在车厩乡乡长任上，与共产党人打交道不可谓不多，但他们都是灰色隐蔽搞地下工作的，从表象看，三教九流都有，哪能明了他们共产党员真实面目？过从最密的，除了1939年11月入党的本地乡亲钱新炎叔叔外，首推时任慈溪县政府兵役科长的朱洪山叔叔。朱洪山叔叔虽然戴着一副深度近视眼镜，为人却很幽默风趣随和。母亲信佛，一天，提着香篮上天王殿（在车厩下街。乡公所设在这里）烧香点烛拜佛求签，适逢朱洪山叔叔也在那里与父亲商议事情。他见母亲抽了个中中之签，也随手拿起摆在供桌一旁的签筒：“看看我的运气”，装着很虔诚的样子，结果却抽了个下下之签。对此，他非但不介意，反而呵呵地笑将起来。试看他的一举一动，谁会觉察到他竟然是位戴着“红帽子”的无神论者？直到1942年冬露出“庐山真面目”，父母亲惊奇过后，才把此事当成茶余饭后的谈资笑料，及至1946年12月传来朱洪山叔叔壮烈牺牲的消息，又沉痛地回想往事，竟成谶语，无比怀念。最奇特的是钱新炎叔叔的入党介绍人杨根石(洛丘)先生，1939年春以和尚为掩护，法名达赞，云游车厩，行医治病，但比“半路出家”（大多沉郁寡言）、“江湖郎中”（善于察言观色）要开朗、儒雅得多，但有一股令人难以名状的既似科班出身、训练有素，又如行侠仗义、深藏不露的书卷气和玄虚感，身世迷离。平时他下榻离车厩1.5公里的钱夹岙永庆庵，每逢一、六集市在车厩鲍品棠先生所开的万春堂坐诊。万春堂中药铺与我家只隔了朱鸿泰洋布店，过街便是。因此，达赞和尚也常来我家小坐，漫谈闲话，交往融洽。只可惜不晓这位神秘人物乃何方神圣？直到解放后，钱叔叔也仅向父亲透露一二，语焉不详：达赞和尚此行目的，是奉命来车厩调查研究和发展党组织的。钱叔叔就是那时入的党。云云。【按：本文定稿后10天，暗自庆幸从《宁波晚报》获悉：达赞和尚原本慈溪名刹白洋湖畔金仙寺青年僧人。1939年8一9月参加慈北战时服务大队夏令营训练后参加革命，复名杨根石。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只是与父亲和钱叔叔在时间节点上的回忆存在一个季度的出入，未知孰是？】
有话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父亲与共产党实质性接触，是在1942年深秋，谭启龙政委、何克希司令率部渡过姚江，挺进四明山，控制慈南部分地区过程中。一天，有两位不速之客来访，说是“三五支队（当时对第三战区三北游击司令部的俗称）魏部长久仰贵乡长抗日大名，特来晋谒请教”，还详细介绍了三五支队坚决抗日的宗旨和战绩，要求代筹军粮（实质是征收公粮，解决部队给养）1万斤。父亲一听是抗日队伍抗战所需，慨然应允，如数以付。还有一次，两名持枪者来找父亲，其中一人自称陆埠区委指导员（当时实行军政合一体制。规范称呼为第三战区三北游击……）陈法森，责成父亲交出慈溪县政府委托父亲代管的车厩乡5000斤军公学谷，并要求刻时移交给他们。此时慈溪县政府已退至宁海，父亲严加拒绝：“慈溪县政府是抗日的政府，国共合作抗日，不能将好不容易保护下来的谷子移交给你们。”陈法森则称：“慈溪县43个乡镇的谷子我们都接收过来了，只差你一个乡，快点交出来。”父亲也毫不退让：“43个乡镇谷子移交与否，我管不着。但车厩乡谷子不能交。现在国难当头，能做‘兄弟阋于墙\\\\\\\\\\\’那种亲痛仇快的事吗？”可出人意料的，陈法森同志对父亲的严词拒绝，非但没觉难堪、下不了台，以牙还牙、强迫命令，反而闻而改容，连声称赞：“你说得好，我们不拿了。”这样，双方的争执以尊重父亲意见而告结，使5000斤军公学谷“完璧归赵”，悉数解缴给慈溪县政府。如果前述结交的只是风闻而没有得到证实的打着国民党部队番号的共产党人马，波澜不惊，这次是父亲头一回与公开亮明共产党身份的人面对面交锋，条件反射敏锐，便感受到共产党人言谈举止与国民党部队飞扬跋扈、盛气凌人确有天壤之别。百闻不如一见，共产党以礼相待的实际行动赢得了父亲的信赖，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随着，父亲与共产党接触频繁，了解加深，打破了共产党不近人情、不讲道理的传言，对共产党有了更加全面的认识，产生好感，坚定地走上了一条不归的亲共人生道路。
1943年春以后，罗白桦、王剑鸣、王槐秋、朱洪山、陈山、陈爱中、徐卫平、陈子方、余也萍、丁炎、胡林、翁惠珍、徐德明、夏炎等同志时来我家，由母亲承担招待联络事宜。他们深入车厩乡各村庄发动贫苦群众，组织抗日救亡。父亲见他们纪律严明，抗日意志坚决，不仅在口头上，而且在行动上欣然接受共产党的领导，积极配合柳青阿姨等动员组织农民反派谷、反抢粮、保卫秋收，实行“二五减租”、督促地主交纳爱国公粮，成立担架队、送粮队，支援前线……柳青阿姨对父亲更是尊重有加，凡是她要召开群众大会，不但事先与父亲进行沟通，统一思想，一般情况下都请父亲出面，作大会召集人，向群众作主题讲话。柳青阿姨对外公开身份是“民运同志”，实际职务是陆埠（慈南）区委委员、车（厩）郭（姆）地区中心党支部书记，既是位摇鹅毛扇的幕后指挥者，更是位身先士卒的前沿排头兵，长住在我家，与母亲同床而眠，以姐妹相称，情同手足。1943年2月，与刘少奇同志离异不久的谢飞同志调四明山工作，任浙东区党委党训班主任，也住到已迁至山坑的我家。记得壬午除夕，在物质生活极其困难的环境下，我家杀了二三只鸡过年，这在当时算是相当奢侈的。而我年幼不懂事，竟餐餐嚷着要吃鸡肉。谢飞同志见此，就写了一首打油诗：“李思牧，天天吃饭要鸡肉。没有鸡肉饭不食，妈妈拿来鸡肉给我食，还要叫我好宝宝。”
毕竟父亲是国民党员，与共产党人的思想观念、意识形态在很多方面是格格不入的，需有一个磨合、转化、适应过程。对此，父亲是没有任何思想准备的。父亲深知民运工作在战争年代是一项社会管理的基础性、经常性、根本性工作。在父亲眼里，国民党与共产党是同门师兄弟，连公文的套话“内开”“等因”“奉此”等等都分毫不差，只不过工作思维和方式方法上，一个从上而下，一个从下而上，所以共产党是做民运工作的高手，善于根据实际需要，得心应手地灵活运用各种形式，把握和调动民众情绪，团结发动民众，宣传引导民众，组织武装民众。这是国民党望尘莫及的。他哪里知道这就是国共两党阶级观、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根本区别所致。因此，1943年春第三战区三北游击司令部南山总办事处在岭脚下张家祠堂举办了一期有六七十位贫苦乡民参加的历时半月余的农民积极分子训练班，由大隐乡民运同志刘光元任班主任，总办事处民运科王剑鸣科长作动员报告，四明地委罗白桦副书记作总结报告，鄞慈县委王槐秋书记、总办事处陈山副主任等都曾到会作专题报告，规格很高，并组织开展“谁养活谁”分组讨论，启发阶级觉悟，物色培养人才。鲍纯甫叔叔就是从这个训练班上脱颖而出的。与父亲互为左膀右臂的柳青阿姨同样忙碌，走村进庄，不是组织召开群众座谈会，就是挨家挨户访贫问苦，串门子，拉家常，宣传党的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宣传团结一致、坚决抗日的重要性，宣传八路军、新四军对日作战的捷报……父亲对这一切的一切，看着听着，不持异议，还痛感国民党在这方面真的不及共产党一根汗毛。但是随着民运工作的深入，摩擦也随之而来。有几次，父亲无意中发现柳青阿姨他们与为乡人所不齿的懒汉二流子陈阿华过往甚密，顿起反感，拍案而起。父亲认为抗日主要依靠有识之士，把他们发动起来，团结一致，才有力量。现在把一个懒汉二流子当作抗日主要依靠对象，亲密同志，真太荒唐了。想到这里，愤愤然立刻展纸提笔给罗白桦副书记写信：“贵党宗旨固为团结工农大众，但工农大众中也有贤与不肖，应该区别对待。现今贵党良莠不分，贤奸并蓄，亲小人而疏君子，我深为抗日大业忧，敢以披肝沥胆直陈愚见，请贵党详察，迅速纠正这一错误做法，贵党幸甚，抗战幸甚。”话说到此，尚须铺垫一句，共产党则不然，他们在进入车厩之前，已对父亲“通过深入调查研究”做足了“功课”，从抗战态度、开明程度、是否反共到有无劣迹等等早都摸得一清二楚，知根知底，了然在胸。所以此信去后数日，罗白桦、王剑鸣、王槐秋三位专程来到我家，不需转弯抹角、问清情况，便能举重若轻地精准设定话题，不落纠缠在就事论事的窠臼，单刀直入、推心置腹地顺着父亲思路从理论务虚视角深入探讨起君子与小人的标准是什么，即从谈话一开始就跳出了三话二句说不清、道不明的对具体人和事的品头评足，紧紧抓住了从大处着手，高处着眼的交锋主动权。这样你一言，我一语，几个回合下来，讨论很快就有了结果，达成共识，一致认为当今衡量一个人的主要标准只有一句话，那就是：“坚决抗日的是君子，做汉奸的是小人。”于是罗白桦副书记趁势直切主题，直捅父亲“心病”，接口说道：“大汉奸汪精卫、小汉奸洪调丞（慈溪县维持会长）他们在未做汉奸以前，都是道貌岸然，君子人也；现在当了汉奸，堕落为小人了。陈阿华过去是懒汉二流子，是小人；现在他抛弃恶习决心抗日，参加抗日队伍，表现不错，应该是君子，不再是小人。看一个人不能光看过去历史，主要看现实表现，这才不会看错人，不会做错事。这就是唯物主义辩证法。”父亲听了罗副书记语重心长的一席话，恍然大悟，把心中的问号（？）拉直了，变成了叹号（！），也就打消了顾虑，欣然接受慈南区陈子方区长委为车厩乡第一任民主乡长职务，合作得更好、更愉快了。
奇怪的是，父亲晚年每每遇到书刊上发表他的回忆文章时，当事单位编辑们总是“灵犀相通”“所见略同”，不谋而合地都把上述这个精彩事例大刀阔斧地删了个不留只言片语的尴尬，曾不无感慨地叹道：人生其实是一场历练，有变好的，有变坏的。世界上一成不变的人和事是不存在的。过去我不懂，如今写将出来供后人借鉴，丝毫不会给共产党减分，只会增色，韩信“一饭之恩、胯下之耻”的典故流传了两千多年，不是还在当作美谈，有什么可以左顾右盼的呢？而且能更生动形象地突显出共产党是真正为劳苦大众翻身得解放和引导人民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政党，又何乐而不为呢？退一步说，如果不从政治高度，仅就人文层面说开去，这也不是单纯的父亲与柳青阿姨两人在思想认知上的分歧，实则是当年暮气沉沉的国民党官僚文化与生机勃勃的共产党草根文化的碰撞。搞“此地无银三百两”，客观上也在掩饰否定历史真实的另一面——共产党化腐为奇、变坏为好的“改造人”的能耐，实可彪炳千秋的一大奇迹。因为这方面教训，对父亲来说并非孤证不立，而是刻骨铭心，终生难忘。若前述属底层的，那再说高层的，国军挺进第五纵队司令张俊升于1945年7月11日率部起义，担任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副司令员。两个月后的9月底，父亲与何司令北撤握别、互道珍重时，特意提醒说：“张副司令是反复无常的小人，一路上你们要随时提防、多加注意他……”其实，父亲担心他半路反水也言之成理。在当时敌伪顽我纵横捭阖的大变局中，各方互相渗透潜伏、窃取情报、分化离间、策反倒戈，不就是尽人皆知的公开秘密？在道德观念上，父亲一向鄙视不忠不义之徒，而“挺四”田岫山与“挺五”张俊升两个“胡子”同是行伍出身、国民党杂牌军，一对“难兄难弟”，犹如宁波话中的“阿青阿黄”，一会儿亲共，一会儿反共，反来复去，难以捉摸。据父亲事后反思：田岫山几次投敌，几次回顽，与日伪我“眉来眼去”，从中渔利，国民党毫无办法节制他，待1945年5月26日第三次投敌，反倒是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忍无可忍，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于29日发起讨田战役，打得他落花流水，于7月6日只率少数随从落荒逃走（解放初在梁弄被镇压），5天后张部宣布起义。父亲的失眼在于既忽视了张俊升副司令没有投敌记录，比田有文化、有节操、有底线这一与田的本质区别，更在于父亲此时尚未彻悟共产党在合纵连横的角斗中要比国民党“内斗内行，外斗外行”高明多了，既能审时度势、灵活处置突发事件，又能严密组织、付诸铁的纪律、强力政治工作，娴熟运用化腐朽为神奇，管控风险，这就是为什么国民党的残兵败将改编为共产党军队后，一个个都成了精兵强将的奥秘之一。因此，当他从国民党当局泡制的满天飞谣言中，解读出谭、何两首长及张副司令已率部成功突围北上，不禁长长地松了一口气，并再次使父亲自叹不如，又带着有色眼镜去待人接物，多虑了，看错了。但他对自己的行为，自始至终并无任何反悔的迹象。他说：我向自己敬重的领导在不知何年何月再见后还能重逢的语境下，道出的肺腑之言，现在追记在自传（1988年手工打字油印本，共印80册，分送当年的领导和同事们）上，即使张副司令看到了，一定会宽恕体谅我的性格脾气的，至多笑骂几句罢了。话再回转到1949年1月，淮海战役（国民党称“徐蚌会战”）结束，父亲又旧事重提，感慨万千、浮想联翩：“国民党八百万军队实际上是被曾经是国民党军队打垮的”。但这句言简理尽、只有亲历过的人才能道来的话，是否是父亲原创，还是当时已有了蒋介石“国民党是自己把自己打败的”名言，被父亲拿来借用了？待考。
再说日寇小分队撤离后，车厩一带由伪（俗称“和平军”）十师三十九团接防，团附王廷光专管征收亩谷，隔江沦陷区各乡镇被强征去亩谷，每亩已达22公斤（当时早、晚稻谷合计亩产才150—200公斤），群众苦不堪言。而仅一江之隔的车厩乡，任凭日伪几番催征，多次恫吓，甚至下最后通牒，扬言如若再不缴纳，要武装抄村，捉拿父亲归案。父亲仍置之不理，一粒不给。敌伪恼羞成怒，千方百计要拔掉这枚眼中钉、肉中刺，四处张贴布告，并在伪《慈溪日报》刊登，悬赏万斤谷子通辑柳青阿姨和父亲。然一段时间下来，敌伪见所有抓捕措施毫无作用，便采取军事行动。1943年9月的一天，父亲和柳青阿姨在新桥头第八保张南祥保长家里开干部会议，部署反抢粮斗争。猎户岑炳水突然破门而入：“和平军渡江来抓你们了。”大家听了，马上散开，父亲和柳青阿姨他们迅速从钱夹岙撤退到山里。待敌人进村，已是人去楼空。同年11月，敌伪汲取教训，再生一计，分兵两路奔袭：一路仍由车厩渡过江，正面袭击；一路从梨木渡经小东澄直插石弄孙家，侧面偷袭，迂回包抄，企图截断进山后路，满以为可以一网打尽。殊不知共产党与群众情同鱼水，当敌伪准备下船出发，当地群众已经飞驰来报，使父亲他们得以从容进入里山，安然无恙。敌伪大包围的计划又落了空，便迁怒当地群众，掳去数十人，受尽拷问、勒索之苦。敌伪第三次偷袭是在岁末，父亲和柳青阿姨在第九保牌门头孙瑞意家开干部会议，部署春节前后工作。会议一直开到深夜12时左右。谁知敌伪再次变换策略，深夜行动，且从东江沿渡江，抄小路翻过下洋岙，神不知，鬼不觉，直扑孙家。其时，父亲和柳青阿姨已离开孙家，返回山坑，可惜宿在孙家的副乡长徐炳祥、官路沿、一保长徐基兴被捕，备受敲诈折磨，后由家人出钱赎回，才保住了性命。时至晚年，父亲仍为保护自己而受苦受难的乡亲们，深感歉疚，并为乡亲们的崇高民族气节而自豪。因为经过这三次较量，直至抗战胜利，车厩乡始终没有向敌伪缴过一粒谷子，取得了反强征亩谷的彻底胜利。
车厩是慈南抗日根据地前哨，隔江长期有伪军宋庆云部盘踞，虎视眈眈地紧紧盯着车厩动静，敌我对歭、犬牙交错，斗争形势异常复杂严峻，工作生活环境非常残酷险恶。做民运工作，远离主力部队，单枪匹马，东奔西忙，既要时时准备与张牙舞爪的日伪周旋，以防突袭；又要处处提防吃里爬外的叛徒汉奸，以免不测，提着脑袋干革命。父亲逝世8周年后，我有幸奉读柳青阿姨1995年5月写于广州刊在2010年11月出版的《车厩记忆》一书上的回忆文章：“（在车厩）有了（李纪佑）这么一个可以信赖的一乡之长，我工作起来就方便多了，在生活上也得到他的关心和照顾，在安全上更有了保障，”进而她举了一个近300字的父亲自传里没有的故事。说来也有点怪，时至今日，连我都还清楚记得这件事，为何父亲避而没谈呢？或许真的遗漏了。一天，陆埠区武工队得到情报，宋庆云用5000斤谷子买通车厩乡公所乡丁孙根宝，命他设计将柳青阿姨抓去宋部。阴谋败露，人人咬牙切齿，孙根宝被五花大绑带走。父亲眼见乡公所出了败类，如雷轰头顶，怒不可遏，一面拍桌怒斥孙根宝“你为什么要做这种丧尽天良的事，加害柳青？人家年纪轻轻，投笔从戎，背井离乡，来这里抗日，我们只有好好保护她才是。你要向柳青好好讨饶，求得她宽恕，保证今后绝不再做这种伤天害理之事。”说罢起身就走，一面去找上级领导，代为孙根宝求情，请求从轻发落，放他一条生路。在那个刀光剑影、你死我活的血与火年代里，上级党组织给了父亲一个不能再大的面子，交给父亲全权处置。父亲遂私下给他同样数目5000斤谷子的钱，千叮咛，万嘱咐，叫他远走他乡，改恶从善，重新做人。事后，父亲还不忘向柳青阿姨解释自己为什么要这样做，以取得谅解：既要保护民运同志的安全，又不伤与跟随他多年老部下的情分。只是应了俗话所说：江山好移，本性难改。利欲熏心的孙根宝劣性不改，又偷偷跑了回来，继续从事破坏活动，再次被抓捕归案。这时父亲只能长叹一声：“自作孽，不可活”，任由陆埠区武工队千刀万剐了。
走笔一此，循着柳青阿姨回忆文章的思路，把“二五减租”之事提前到此叙述。她说：“车厩、郭姆两乡的田地多为李姓大户所有，户主多在上海、宁波经商，收租等事由一名管家全权代理。实行‘二五减租\\\\\\\\\\\’，农民最初面对的就是这些地主代理人。而这些人较刁蛮，不大好对付。”柳青阿姨在文中没有直接提到父亲，父亲在有关回忆文章里也是概括性地一笔带过，没有展开。直到2018年6月，鲍纯甫叔叔夫人、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原副会长李坚阿姨交给我由鲁刚前辈编写的《鲍纯甫传记（1918—1971）》书稿，从中拜读到了颇为详实的记述，竟与我3月25日在纪念鲍纯甫叔叔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上发言的第三段内容不谋而合，高度吻合，且更加全面完整，大可顺手牵羊，拾遗补阙：1944年8月初，慈南区委候补委员、当选区农会理事会理事长不久的鲍叔叔，亲临车厩，经与父亲磋商，决定在都神殿（车厩乡国民中心小学校设在这里。此时正值暑假）召开“二五减租”会议，由乡公所发通知，指定李××（地主兼资本家）、丁××（大地主，坚决反对减租）、孙××（小地主）参加。会上双方唇枪舌剑，你来我往，争执不下；各持己见，互不相让，僵局难解。鲍叔叔为防矛盾激化，适时提出：会已经开得很长时间了，既然你们（指地主代表）不同意，谈不到一起，那好，我代表农会，请乡长裁决。主持会议的父亲，接过鲍叔叔的话，有理有据地开导地主代表：“二五减租”是国民政府颁布多年而一直得不到实施的法令，如今共产党帮我们贯彻执行，天经地义，没有拒绝的理由；有碍有些地主拒不执行“二五减租”，农民兄弟纷纷向乡公所告状，我们不能不受理；今天乡公所召集各位坐在一起，目的是想让大家各退一步，海阔天空，达到认识上一致，消弥分歧。现在既然如此，那只好由乡公所决定“二五减租”必须不折不扣执行，并不得对农民兄弟威胁恐吓。同时，话说两句，租户也要根据“议租协议”交足租谷，不得无故拖欠。地主们见父亲说得头头是道，两头又都照顾到，觉得没话可辩，大势难挽，也只能顺水推舟，表示同意。父亲顺势请出席会议的人，一一在会议纪要上签名确认，以为后凭。从此慈南各乡就以车厩为样板，很快打开了局面，都实行了“二五减租”。自嘲 “事后诸葛亮”的父亲，直到此时才意识到共产党人聪明绝伦：他是国民党营垒里的人，自己也有三四十亩土地，所有地主全是非亲即故，不少还是宗亲，用父亲现身说法，不露声色，借势发力，事半功倍，只有具备非凡领导艺术的超人才想得出这一高招、妙招、绝招。
1944年2月11日，随着梁弄前方村（1958年被淹四明湖下）激战结束，第二次反顽自卫战第二阶段告一段落，谭启龙政委、何克希司令率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此番号1月5日在梁弄横坎头正式对外公开）主力部队转移三北途中，两位于14日特意从芝林（事后才知13日在芝林继续举行总结前方村战斗失利经验教训干部会议）绕道来到车厩，专程探望父亲，征求意见（实际上是做父亲思想政治工作，打“预防针”，只是父亲没有意识到而已）。陪同前来的还有大岚乡乡长李志标先生。父亲设便饭招待，以尽地主之谊。饭间，何司令忽然提出：“国军就要来了，两乡长抱何态度？”李志标先生慨然先答：“国军来后，我同他们斗争到底。必要时，牺牲亦在所不惜。”何司令转而问父亲：“愿闻你的高见。”父亲说：“志标先生的意见我不同意。国军如为抗日而来，我箪食壶浆以迎；如为打内战而来，我定劝阻。我不忍见亲痛仇快之事在我乡演出。至于国军强迫我反共，就是杀头，我也不干。”面对国民党当局反共声浪甚嚣尘上，频频制造摩擦，军事冲突不断，仅前方村一役我方伤亡达近百人，是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在四明山最为艰难时刻，父亲不但不表明立场，表态谴责，反而寄予不切实际的幻想。谭、何两首长听了当然高兴不起来，出于礼节，只能闻而默然。次日，从石塘渡过姚江去三北。【证之《谭启龙回忆录》，这几天他都写得非常详细，独缺14日活动记录，似乎从一个侧面印证了此时他对父亲失望的心境和感受，但并不想回过头来伤害父亲，避谈了。这亦反证父亲当时也察觉到此，所记不谬，只是无有自责之意】
形势发展不出谭、何两首长所料，就在谭政委、何司令看望父亲后的第四天，增援前方村激战的国民党曾参加过缅甸远征军的精锐部队突击营趾高气扬、锋芒毕露地步步为营、尾随而至，4名荷枪实弹士兵，闯入乡公所，要父亲参加他们组织的、正在召开的群众大会。那时，晒场上已站满了群众，还搭起临时讲台，突击营司令陈士瀛正在声嘶力竭、杀气腾腾地训话，对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竭尽“抗而不战，游而不击”之类诽谤污蔑之能事，高嚷攘外必先安内。父亲匆匆走上讲台，没有与陈士瀛打招呼。待陈士瀛训完话，凶神恶煞、不容置啄地转身便命站在一旁的父亲办理设置情报网、清查共匪、取缔非法组织、奖励自首、筹办军粮、征集民夫、宣传攘外安内等七件大事。父亲听后不仅不屑一顾，不作直面回答，反而争锋相对，跨前一步，向父老乡亲们慷慨陈词：“当前大敌压境，国势危如累卵。国共合作抗日，最后胜利尚无把握。如再兄弟阋墙，亡国灭种可以立待。我不忍见亲痛仇快之事在我乡发生，请陈司令收回成命，与共产党合作抗日，争取最后胜利，我万死不辞。”平时里骄横傲慢惯了的陈士瀛，一听父亲竟敢在大庭广众之中同他顶嘴唱反调，当面交涉，恼羞成怒，厉声地反问：“你不执行我的命令？”父亲答道：“我不忍执行打内战的命令。”陈士瀛火了：“不执行命令就枪毙。”4个士兵立即端起枪，咔嚓一声，将子弹推上镗，枪口对准父亲胸膛。父亲也火了，挺起胸脯，上前一步，抵住枪口，大声说：“国共合作抗日何罪之有？你开枪好了。”陈士瀛怎么也想不到父亲会来这一着，便迅速避开父亲炯炯目光，又转向台下群众，恶狠狠地说：“共产党口蜜腹剑，趁今天力量尚小，及时消灭他，否则坐大了，后患无穷。”说毕，他无可奈何地挥手示意4个士兵收枪退下，拉父亲到晒场旁史丕扬家。陈士瀛毕竟不是草包司令，立马变换手法，以退为进，态度来了个180度大转弯，变得很温和，居然会因人成事，同意父亲提出的共产党要服从政令、军令统一；划地驻防，互为犄角，共同对敌；政府要给共产党军队发饷械，增强抗日力量等三项主张，还要父亲同何静（即何克希）去讲。直到此时此刻，父亲才松口气，如释重负。当夜，陈子方区长得报后，紧急带领18名武装，冒着倾盆大雨,摸黑护送父亲渡过姚江，越过长溪岭，顺利通过日伪封锁线，赶往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司令部驻地三北洪魏，找谭政委、何司令接谈。
父亲忘了劳顿、满怀信心地彻夜向谭、何两首长报告事件经过，陈述国共合作抗日建议，谭、何两首长在戎马倥惚、战火频仍之际，不顾疲惫，仍挤出时间，耐心细听，但似乎对前景并不看好，没有当场表态，只是淡淡地说了句：明日将此事交付群众大会讨论，以听取三北群众的意见为意见。三北是我的外婆家（观海卫鸣鹤场叶家），父亲对这里的情况非常熟悉。次日早上8时，三北群众大会在洪魏空道地召开。首先由父亲向大会报告来意：“我这趟三北之行目的，是为了国共合作抗日大业，与三北乡亲来讨论的……”待父亲阐述完毕，何司令未加评语直接把父亲来意提交大会讨论，主战、主和两种意见分歧严重，争论激烈，不能统一。挨到傍晚4时许，天色渐渐暗淡下来了，洞桥虞家绅士、国民党员、时任淹浦乡乡长虞在璋（1895—1951）先生站起来发言，愤怒指责国民党推行三民主义三十三年来（按：实际上国民党直至1927年北伐胜利后才成为执政党，以前都是在野党），一民不民，我们三北人民要武装起来，协助共产党把国军打回去。于是何司令作总结，希望三北人民根据虞在璋先生意见武装起来，协助共产党把国军打回去，并宣布散会。会议结局完全出乎把“国共合作抗日”奉为圭臬的父亲对国共两党所玩“磨而不破，擦而不裂”游戏规则的意料，强烈地预感到大事不妙，双方从擦枪走火的态势升级到兵戎相见的架势严重凸现，决不能容忍再“火上加油”了，一定要竭尽所能扑灭自相残杀的“火并”念头，何况这也有违日前主力部队为避顽锋芒、主动移师三北的初衷，就不顾一切，心急火燎地立即要求何司令暂缓散会，并向大会再度发言，严厉驳斥否定“合作”、激化“对抗”的怪论，力图化干戈为玉帛，并尖锐地反问道：“我是国民党员，在国军面前没骂共产党；我也是共产党诤友，今天在共产党面前也不骂国军，拍共产党的马屁。虞在璋先生在浙东沦陷后，三年多时间里一直蛰居沦陷区，不闻发一言以救国，今天大言不惭说，三北人民要武装起来，协助共产党把国军打回去。这种怯于公战，勇于私斗，破坏国共合作抗日大业，导致亡国灭种的谬论，其言是否可取，其行是否可信，请何司令与三北乡亲三思。”虽然父亲知道，何司令与虞在璋先生私交甚笃，而且父亲与这两位关系也不赖，
【定稿前检阅到由罗白桦专员指导、鲁凡平前辈执笔的《四明抗日斗争史略》称第二次反顽自卫战第二阶段结束后，于2月15日渡江去三北前‘（第四次发出呼吁团结抗日的《告各界同胞各抗日友军书》通电）……建议三项：（1）调来进攻本军的内战军队，立即停止对我军军事行动，归返原防地，坚持抗战。（2）一切有关浙东敌后的军政诸问题，由各级政府、各界人士、各抗日友军推选代表。召开会议，以团结抗战，公开合理的政治方式解决之。（3）有关全国性问题，提交两党中央协议解决。’以上，由当地士绅叶志康、李纪佑、于家兰（应是虞家芝）、郑含芳等代表各界人士，前往突击营谈判。但顽军误以为前方（村）战斗之后，我已被大大削弱，软弱可欺倾其全力向我进逼。”按：本书与拙作记述因置身视角不同，可存在不小差异，但并不矛盾，以互补】但为了抗日大业，也就顾不得那么多前后左右人际关系、台面上的客套应酬说辞了，无情地豁出去了。好在虞在璋先生很有雅量，听了如此刀刀见血、箭箭穿心的刺耳话，不动声色，而且终父亲一生，也从未为此向他表达过一星半点的歉意，但他并无芥蒂，着实难能可贵。事隔半年后，父亲还曾登门邀约他担任要拿出真金白银的惠民医院董事会董事，他欣然应诺。而今补此一笔，以唏嘘他解放后为何没有得到善待，遭遇坎坷,乃至不幸？话再说回来，双方经过几番针尖对麦芒般的大论战，终于在天黑之前出现转机，何司令宣布收回自己成命，要求大会继续讨论。此时群众意见迅速取得一致——国共合作抗日，并当场推派以父亲为首席代表，包括叶志康、虞家芝、郑含芳、金××（忘其名）的5人和谈代表，与国军谈判。然终因国军仗势压人，误判已将三五支队逐出四明地区,设在大岚峙岭(今称柿林)的三十二集团军前进指挥部也撤回天台国清寺,留下(突击第一总队)及“挺四”“挺五”等“清剿”，毫无诚意，想从谈判桌上得到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而未果。直至8月下旬，随着日寇发动第二次浙赣战役，国民党当局调突击第一总队5个突击营参战，浙东反顽斗争形势转趋缓和。
经过这次事件考验，浙东区党委认为父亲是一位言行一致、可以信任的真正抗日爱国民主人士。朱洪山叔叔奉命要父亲去鄞慈县办工作，并愿介绍加入共产党。而父亲认为国民党虽问题多多，但只有向党诤谏的责任，没有背弃之理，有着浓厚的正统观念愚忠思想，当场予以婉拒，并向谭、何两首长写了陈情书：“我生不逢辰，早入国民党，现今背之则不义。然共产党为吾所爱，愿我子女长大使其参加共产党。我愿以在野之身，协助抗日工作，虽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两首长成全了父亲之志，并充分发挥父亲“非党”身份之所长，1944年9月24日（农历八月初八），四明行署罗白桦专员（按：时称四明特派员办事处，1945年2月才改称四明行政专员公署。为行为方便，以下依照父亲生前习惯，统称“四明行署”“专员”）在车厩西明庵召开慈南各乡镇干部会议，宣布父亲为四明惠民医院副院长，并参加四明行署行政会议（意为享受县级政治待遇）。院长为四明行署周思义秘书长兼。散会后，父亲急忙找罗专员坚不受命：“我是商人，不懂医术，出任院长，岂非笑话？”罗专员却说：“你不懂医术，我们知道。要你当院长，是经过详细研究的。当院长不等于当医生。而是要发挥你的社会地位作用，运用你的社会关系，联络各地抗日爱国开明士绅，共同来办慈善事业，广招医务人才，扩大医疗队伍，提高医疗水平，为群众防病治病。”听完这翻话，父亲不再推辞，次日就到惠民医院所在地裘岙报到。
为什么要创办惠民医院呢？1944年春，袁马、陆埠、上庄、樟村、蜜岩等地爆发流行性脑炎。因缺医少药，疫情蔓延，时有人死亡。四明工委决定创办一所医院，起名“惠民”，以父亲个人理解：这与明代遍布全国州县乡野的惠民药局一样，都是语出《国语﹒周语（中）》：“以和惠民”，含有祛灾除病祈福，惠泽贫病民众之意。父亲很喜欢这个普惠性名字，很热爱这项公益性工作。惠民医院原是一所部队医院改建的，经费由四明行署解决，起初院址设在干溪一个庙里，行署文教科长商白苇负责行政领导，邬承儒兼管财务，规模不大。父亲到任时，医院已转移到裘岙，人员也只有陈育英、徐益民、张德馨、陈一青4位医师，配药傅妙英，会计是鄞奉县办主任严式轮同志爱人，总务徐甲乙，还有一名炊事员。未几，周思义秘书长辞去兼职，由父亲接任院长，惠民医院正式公开对外挂牌服务。为提升医院品位，父亲通过叶志康先生从三七市聘请金川医院院长陈逸陆夫妇（分别工外科、内科）和女儿（护士）及该院10余名医务人员成建制到惠民医院工作，并由行署任命陈逸陆为业务院长。同时，父亲根据罗白桦专员的指示，奔走各乡镇，广泛联络，邀集到李苇初、袁伦美、叶志康、虞家芝、章启斌、邵之炳、朱祥甫、谢子勃、马生成、夏芳林、虞在璋等70地方知名人士为董事，募集基金田300多亩，包括父亲率先捐出的外婆遗产36亩、自有10多亩，还有热心公益事业的非董事雨花庵安华和尚、弥陀庵阿慈和尚等的自捐或代募，并于1945年1月在翁岩瞭舍（瞭，现作“寮”，盖误。1986年前简化为“了”，其后不再简化。今称惠民村，系为纪念本村人、1947年9月就义的郑惠民烈士命名。（与惠民医院同名，纯属偶然巧合）召开四明惠民医院董事会成立大会，公推父亲为董事会主任，行署文教科长商白苇为副主任，医院性质改为公办民助。接着，医院又成立由父亲、商白苇、严式轮、陈亦洛组成的院务委员会。因此有些回忆文章，把1945年1月视作惠明医院正式成立日期。
同年同月，父亲作为通过普选产生的三十几位四明地区代表之一，光荣地出席了在梁弄正蒙学堂召开的浙东敌后各界临时代表大会。来自三北、四明、三东、会稽、浦东5个地区各界共108名代表济济一堂，共商浙东抗日根据地政权建设、争取抗战最后胜利大计，并被选为以谭启龙为议长的浙东临时参议会参议员（共60名），履行对政府工作的审议、监督、弹劾和咨询等职责，父亲很认同史称，这是浙东历史上第一次具有民主意义的大会。
随着战局变化，惠民医院又先后移至樟村、石潭、长沙潭，并获得长足发展，医疗条件大为改善。最后迁至鄞西大皎细岭时，医院已有门诊、病房、药房等较为健全设置和设施。那时抗战胜利在望，为使四明山区更多乡亲生病能够得到及时医治，除勠力同心办好惠民医院总院外，经父亲积极筹措，又设立了陆埠（袁马）、梁弄、樟村3个分诊所，分别由章启斌、邵之炳、马生成先生任分董事会主任。1945年春，医院又调入孙吟月、孙吟娟、徐一呜、陈国久、冯珏模、邓惠民、黄行远等20多位医务人员，分别由冯珏模、陈育英、孙吟月任分诊所所长，为抗战服务，向群众开放。医院还创办护士培训班，有学员70多人，陈洛宁同志任指导员。惠民医院的创办，为四明山区缓解医疗资源短缺、阻断疫情传播扩散、替群众防病治病做出了卓有成效的贡献，也有力地支援了战时创伤急救，减少指战员伤亡。可能因此故，如今有些老同志误把设在细岭的惠民医院总院说成是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后方医院分院，全属无稽之谈。后方医院始建于1943年，1945年6月迁至离细岭不远的鹿亭晓岭（又称小岭，今名晓云）洞桥西侧。可惜遗址业已按照仿浙东古民居风格迁址重建，未知还保留了几多原有风貌？【恕我唠叨，话再回到原点，插科打诨：五里不同音，十里不同俗。想当年来自四面八方操着不同口音的人，凭借各自听觉感受、人文理解、思维习惯，没有一个把惠民医院总院当作后方医院分院的，正好相反，恰有将细岭（xì lǐn g）说成西岭（xī lǐn g ）的。因为它是原鄞县最西边的一道峻岭，且在其西面（大岚）尚有一个叫“西岭下”的村落，何况西岭更有韵味——“窗含西岭千秋雪”“关头落月横西岭”“西岭云霞色满堂”等等都是唐诗名句。同时，也不乏有人将细岭写成细邻（xì lín）的，这大概是受到我国古代乡村建制“五家为邻，五邻为里”的影响吧。而这两种说法，也无需旁推侧引，父亲就是把细岭写成西岭的；老家离此不远（余鲍陈）的鲍纯甫叔叔他们则将细岭写成细邻的。只怪自己因足疾，无缘到访细岭及其周边村庄，未能实地踏勘父亲所说确否？望请指正】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全国人民日夜企盼的最后胜利终于到来。国耻已雪，大功告成，父亲也就准备急流勇退，解甲归田。正在高兴之际，形势却急转直下，于9月下旬忽闻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北撤消息，父亲跋山涉水兼程赶到当时上虞县治丰惠镇，向何司令请示今后惠民医院去向。何司令指示，要以慈善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