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东鲁迅学院
不 了 情
文 /刘开文
最是一年春好处，庭前石榴冠如云。庭院中的石榴树，从山东移植到宁海已经17年了，如今愈发长得枝繁叶茂、苍劲挺拔，看见它总觉无限亲切，仿佛我已故的父亲，依然慈祥的站在我面前……
跳下牛车 许身革命
1918年重阳节，我父亲刘广汉出生于山东省兰陵县庄坞镇瓦屋庄一户佃农家庭。父亲八岁那年随祖父牵着一头黄牛全家迁徙至涌泉村。据父亲说，迁居的原因主要是我家租赁的土地都集中在涌泉村，我祖母的娘家也在涌泉村，有亲戚照应总是不错的。父亲少年时在村里的私塾读书，闲时便习农种地。
1939年抗日战争进入最艰难的日子，山东济南、临沂先后沦陷。当时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政权临郯抗日政府的机关就驻扎在涌泉村，抗日救亡运动如火如荼。父亲从小耳濡目染深受影响，那年年底，父亲和堂兄一起往湖里（北方称田地为湖）送粪，在回家的路上父亲和堂兄说：“哥，我要加入八路军，参加抗日，我就不回家了，直接去徐家圩子（抗日政府设在离家15里的苏鲁边农救会训练班）。”伯父一听很支持父亲的想法，父亲就跳下牛车，告别堂兄直奔徐家圩子去了。伯父回家说了这事，爷爷奶奶很着急，父亲有一姐二妹，他可是家里的独苗啊！第二天爷爷奶奶急冲冲地赶到徐家圩子，找到父亲，父亲耐心地向爷爷奶奶讲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道理，如不赶走恶贯满盈的日寇，哪有安宁之日，并表明了坚定的态度。爷爷奶奶见此情景就只好顺应了父亲的意愿。
1940年4月12日，父亲经许如昂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后，在鲁南三地委巡回工作团苍山办事处棠栎乡等地工作，先后任团员、干事、民政助理、乡长等职。1941年12月，调至临沭县巡回区公所任民政助理员，特别支部书记，区委组织委员。1943年10月，被选送到中共山东分局滨海区委党校学习。1944年4月，学业结束后调任临沭县蛟龙区任区委组织委员、副书记。1945年11月，再次被选派到滨海区委党校学习，1946年7月结业调至临沭县青云区任区委书记。1947年12月，参加滨海区委党校“三查三整”运动。1948年2月，调任临沭县政府秘书科任副科长、科长。父亲在苍山县和临沭县接受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考验，经历了复杂而严峻的战争洗礼，在党的培养下，由一个农民历练成了一名革命战士。
1947年秋季，家人给父亲定下了婚事，新娘是本村的大姓人家。临近婚期，临沭正逢战事，任务十分紧迫，父亲不得脱身，最后采纳了民间习俗由我堂姑替代父亲迎接新娘拜堂成亲。
初到宁海 即担重任
1949年2月，父亲被抽调“南下”，编入“华东南下干部纵队第一支队六大队临沭中队”任民运委员。到杭州后，六大队即被分配至第六地委（即台州地区），临沭中队负责接管天台县，父亲被任命为副县长，尚未到职即被调至专署任秘书科副科长、科长。1950年2月，父亲又调往临海县任副县长。1950年6月，再被调至宁海县任副县长（县长由詹步行书记兼任），父亲自南下浙江一年时间里辗转四地终于来到宁海。
宁海是一个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地区，不论是大革命时期，还是土地革命、抗日战争时期均有着革命的火种，尤其在解放战争后期革命武装力量较为强大，坚持地下工作的干部较多，因此地委只派了20位竹庭中队（现江苏省连云港市赣榆区）的干部由李笑海带队参与解放、接管宁海。由于在宁海解放前夕发生了李笑海溺亡事件（李笑海被任命为副县长兼任组织部长、公安局长），解放后的南北干部关系一度紧张。省委于1950年调整了宁海县党政主要领导，选派了时任地委委员、民运部部长的詹步行（宁海籍）任县委书记兼县长。父亲和李高斗等一批南下干部在这种情况下调到宁海。父亲在宁海担任主要领导期间，努力贯彻党的方针政策，团结当地干部，竭尽所能、以身作则，稳定了干部思想，促进了政权建设，为巩固政权、发展经济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1951年，经华东局批准宁海组织围建车岙港，该工程是全国解放后重大的经济建设项目之一，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父亲被任命为围垦总指挥。由于条件有限，缺少围垦经验，第一次大坝合龙后又决堤，围塘失败，为此父亲受到华东局的通报批评。再次围堵时，詹步行书记亲送父亲至白峤岭，父亲向詹书记表态，不成功绝不回城。父亲就吃住在工地现场，与干部群众、技术人员一起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困难是巨大的，但是父亲有句口头禅：“现在的困难比抗日战争时期的困难还多还大吗？”父亲以必胜的信念带领干部群众克服了一切困难险阻，日以继夜奋战在工地第一线，战胜各种困难，二次围堵终获成功，受到华东局的通报表彰。车岙港堵港工程是浙江省建成的首项围海蓄淡工程，工程建成后使万顷滩涂变成良田，造福了宁海东部沿海人民，为当地农业基础建设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对稳定和巩固新政权起到了重要作用。我二弟宁建出生之时，正是车岙港大坝合龙的关键时刻，父亲顾不得回城，只派通讯员在长街买了10斤鸭蛋托人捎带给我娘。围涂成功后父亲回城，才第一次见到时了我二弟。而二弟的名字也寄托了父亲对宁海建设的一种纪念。
轿子鸡蛋 与前门烟
那时，父亲下乡都是步行。一次下乡，有一位留用技术员随行，
而他不知随县长下乡竟是步行，他不习惯又不敢乘坐轿子，一路走来
苦不堪言。县第二建筑公司的泥瓦工章尚良曾与我说过一事，解放初
建房少，他失业在家，一次应召随父亲等人担行李至长街。行至娘娘
宫渡口时已过中午，饥饿难耐，父亲叫通讯员买了些熟鸡蛋充饥，也
叫他同食。他害怕推诿着不接，经几番推让，最后吃了几个，吃完了
又担心会在他的工钱里扣除熟鸡蛋的钱，结账时发现分文不少，心中
甚是高兴。
1952年 1 月，父亲晋升县长。1950年6月至1958年4月，这
九年时间里父亲担任过县委、县政府的主要领导，带领全县人民剿匪
除霸、土地改革，支援抗美援朝，“三反五反”组织发展经济，尽到
了一个共产党员干部的责任，任职期间曾与詹步行、唐玉瑞、信明武、
冯书法四位书记共事。
1958年4月，父亲调离宁海至台州专署任办公室主任。1959年2
月，国务院调整全国行政区域，作出撤销台州专署的决定。期间父亲赴浙江省总工会干部学校短训了三个月，转行被调至冶金部所属的企业，兰江冶炼厂任厂党委常委、副厂长。这家冶炼厂是建在兰溪城外的国家大型企业，属苏联援华的156项工程之一，年生产能力50万吨铝锭，当时尚处在工程建设阶段。于是父亲举家迁往兰溪。在临海车站候车时，父亲拿出三角二分钱让我去买简装大前门烟。买回后，父亲一看是精装大前门，就又给我三分钱让我交给店主。我将这三分钱交还店主并说明原因，店主一脸呆愕的表情，让我至今不忘。
奋战兰炼厂 忠孝难两全
刚到兰江冶炼厂的时候，家属宿舍尚未建好，我们住在城里，父亲则吃住在工地。当时各路建设大军云集现场，厂区大跨度的冶炼车间，全省最高的烟囱拔地而起，子弟学校、生活区等项目日新月异，工地现场热火朝天。父亲受命分管基本建设，这对父亲是一项考验。虽然他经过三个月的企业管理培训，但父亲毕竟文化程度不高，又长期从事农村、农业工作，毫无工矿企业管理的经验。父亲就边干边学，发扬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深入现场第一线，虚心向一切内行人学习，与建筑施工单位的领导干部以及工人建立了良好关系。机缘巧合，我以后就读省建筑工业学校，从业于建设行业，接触到不少与父亲曾并肩工作过的同事。谈论起那段日子，他们都对父亲念念不忘。1960年冬，记忆中，一连下了好几次雪，那年的冬天来到特别早也特别的冷。父亲赴北京参加冶金部召开的会议，期间突然接到祖父病故的消息，因会议组有严格要求，不得中途换人也不得缺席，父亲强忍悲痛，指派我二弟宁建回山东完成丧礼事宜，并让其留守山东替父亲尽孝。1960年以后，国家进入困难时期，为贯彻落实党中央“调整、充实、巩固、提高”八字方针，1962年中央决定兰溪治炼厂工程停工下马，施工队伍纷纷撤离，厂方人员也分批调出。时任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唐玉瑞了解父亲情况，此时，恰逢宁海党政主要领导调整，于是就同李树平、孙子青等人一起被调到宁海。李树平任县委书记，孙子青任副书记、县长。父亲任副书记，这是父亲二进宁海。
父亲是一个不计名利、任劳任怨的人。回到宁海后就一心扑在工作上，他经常奔走在乡镇村及基层的路上，我就听说过“两根萝卜”的故事。有一次父亲和秘书邬民强下乡岔路，途中口渴，路过一片萝卜地，就向老农讨买。老农拔了两根萝卜给邬，父亲就递了一毛钱给老农，老农决意不要，父亲向老农讲了共产党干部必须遵守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老农方才收下。那时的大米是一角二分一斤（需粮票）。
待人以诚 心无挂碍
父亲自南下到浙江，除了在临海和兰溪工作了5年，有近50年生活工作在宁海，在这50年中与宁海的干部群众、知识分子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父亲所在的南下中队（山东临沭中队），到台州后大部分分在天台，1950年6月父亲只身一人调来宁海，在宁海的漫长岁月里，他不但与其他南下的北方干部团结一致、配合默契，还和当地的干部相互团结、相互尊重、相互学习，以高度的阶级觉悟做好南北干部的会师，从而有效推动了宁海各项工作的开展。
1953年春节，县委、县政府组织慰问知识分子，父亲带领慰问小组到宁海中学老师杨象富家慰问。象富老师时年十八岁，闻讯羞涩地躲了起来，只有其父母和兄长代受了慰问。这次虽然没有谋面，但这件事对杨老师影响极深。他深深感到党和政府对知识分子的关怀。从此励志一生从教。
父亲离休后有散步的习惯，一天晚饭时辰已过，仍不见回家，全家都很着急，直到天黑父亲才回家，这才知道是前几天父亲散步见一老农拉车上坡，父亲就搭手推车，车至平路，老农回头一望才知是刘县长相助，言谢一番。碰巧当天下午再次相遇，于是老农即邀父亲去他家小坐，父亲便欣然前往，还饶有兴致地吃了老农家热腾腾的番薯馏。
毅斗病魔 再回宁海
1963年夏季，父亲突发脑溢血，昏迷一周，经医务人员竭力抢救方脱离危险，后转杭州洪春桥浙江医院治疗。在康复期间，父亲积极配合医务人员，以坚强的毅力锻炼不懈。他还坚持洗冷水澡，冬天在南门大溪边上总能看见他的身影。1973年我陪父亲去往浙江医院复查，当时的主治医生见状连说：“你是恢复最好的病员，意想不到……”
1977年父亲被任命为县革命委员会副主任，觉得还有能力做些工作，他主动要求分管教育。他意识到“百废待兴，教育先行”的重要性，主管教育期间大力拨乱反正，狠抓教师队伍建设，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改善知识分子的生活工作条件，谋划发展规划，使宁海县的教育事业稳定协调发展，跻身于省市前列。1980年11月父亲转任县委顾问，他支持、关心县委工作，深入调查研究积极献计献策。这期间，父亲还对全县的冤假错案平反与“右派”的改正，做了大量的促进工作。
父亲南下后始终没有回过老家，1971年底经县委批准，派我陪同父亲回老家一次。1983年，父亲离休，也许是那次回老家勾起了父亲的乡思，就提出了回山东安居的想法。县委县政府批准了父亲的愿望，拨款在山东省兰陵县城郊建房异地安置。1989年，在临别的县委办公室支部民主生活座谈会上，父亲谈了自己的思想后，慎重提出了请县政府行政管理部门将1962年来宁海安家时配发的三件家具收回归公，参会的同志听了无不动容。
父亲回故乡安居后，仍情牵宁海，1990年宁海遭受洪灾，父亲得知后写信给县委书记陈启宏，深表关切并寄上人民币500元支持灾区，启宏书记感动之余号召全县干部群众自力更生奋起抗灾，重建家园。
1991年秋天，在我们兄弟姐妹的劝说下，父亲再次回到宁海定居。2003年3月父亲病故，安葬于绿水青山间的第二故乡——宁海。
二弟宁建在父亲病危时赶来宁海，带来了一株家乡的石榴苗，种在我家庭院里。17年了，石榴树早已亭亭如盖，碗口粗细的主干如桑似铁，侧枝虬结如龙。我看着石榴树，不由地想起南宋文学大师杨万里的诗句：“蒨罗绉薄剪薰风，已自花明蒂亦同。不肯染时轻著色，却将密绿护深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