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东鲁迅学院
宁波红色记忆
刊于《宁波市水文化》杂志
2016第04期（总第十一期）
难以忘却的历史印记
——记念朱人俊诞辰100周年
文/朱抗美
今年是父亲朱人俊诞辰100周年，他离开我们已经有23年了。
父亲晚年，因眼疾双目几乎失明，无法看字。那次搬家，他很珍爱地抚着几包资料和我说：“这是我的宝贝”。我后来知道父亲他们是在抗战初期，弃笔从戎，投身抗日救国大业。他和战友们在党的领导下，在敌人的眼皮底下，团结地方爱国士绅,巧妙周旋掌控了驻南汇的伪十三师50团的人脉，并将其改造成为支部建在连上的白皮红心革命武装。为了将部队顺利拉往浙东，在祖母的支持下，几乎卖光了家产，终于在浙东站住脚，为建立浙东革命根据地做出了重要贡献。
千金散尽义无反顾。父亲从未将金银珠宝当做过宝贝，他和妈妈，几乎一直保持着过去部队的作风，生活简单，把钱看得很淡，喜欢分享也接济过许多人。他的宝贝是什么呢？我郑重地答应过父亲，等我空了，一定去看他的“宝贝”。
这些“宝贝”，就是他战争年代留存下来的一些笔记和日记。经过几番整理，今年告一段落，并结集发表，了却了一桩心愿。
在整理过程中，我的心理也经历了从枯燥乏味到兴趣盎然的过程。本来和爸爸一起生活了几十年，朝夕相处日日面对，然而回首往事，却感觉既熟悉又陌生。也时常问自己，你真的了解他吗？好像未必！我觉得我们之间隔着的不仅是代沟，也是历史。
而今网络连通古今中外，有关的各种“内幕、真相、丑闻、八卦”……演绎编造、戏说穿越、漫天飞舞、真假莫辩。相比之下，细细品味这些“宝贝”史料更觉得弥足珍贵。它们清楚地留下了这位当年的“少爷”在革命熔炉里磨炼的部分痕迹，尘封的单纯炽热的青春岁月。
“宝贝”里还珍藏着爸爸妈妈的初恋印记，原来爸爸和妈妈是1946年在特务团工作时相识相恋的，那时我妈妈田井在纵队政治部工作，妈妈送爸爸亲手制作的日记本，并在扉页上题词：党要你到哪里去，你就要到哪里去。党要你果敢地去死，你就要果敢地去死！果然是个女汉子！
父亲出身工商地主，家境尚可。所以他在日记里不断地提到自己的剥削阶级意识和改造。他在1947年的土改教育报告中曾极其深刻地剖析了自己的剥削阶级家庭的罪恶，被作为一纵队的典型到处做报告。经历了文革浩劫，我本来一直觉得像我爸爸这种少爷，参加革命真是受罪，文化太高，身体不好，易受猜疑，也很难提拔。次次运动还要当靶子，就是飞蛾扑火自讨苦吃。但他自己倒是乐在其中，不仅时时警醒自已，还和同道的战友交流学习。在日记里他特别记下了“宋日昌同志谈到他自己克服冲动的经验，当要生气时，警惕是自己的剥削阶级思想作怪，此话颇为深刻，吾就是此病难医。”宋是他们南下支队的领导之一，可见革命队伍里这样的人还很多，但信仰共产主义，改造自己，是他们这批人的共同心愿。
父亲做部队政治工作，是自北撤任职二旅始，1945年7月先在二旅当政治部主任，以后到特务团、炮兵团等当政委。从笔记日记上看来，他在团结教育改造部队的同时，更多的也是在磨炼改造提高自己。
革命队伍里人人平等，他的警卫员潘文远也给了他很大帮助。他记录：“路上闲谈，文远的意见定当，上级必须要少管事少说话，问题考虑慎重，发言全面，态度有涵养，任何时候应要不生气．信任人家优点，原谅人家缺点，不为对方接受的话，尽量少说．我的大病在此，要再三注意．”在他的笔记里，也保留着几次民主生活会的记录，看上去都是真刀真枪，平等互对，不论官职大小，刺刀见红，不留情面。那种发自内心的民主和平等作风，现在是很少见了。日记中，自我反省也是随处可见。在写我看到南下征程行将结束各人面临分配时，他的记载：“下午到支队部，正值整个建制人员大变动。晚饭后至李(步新)处谈工作，回来后与张光等畅谈至深夜。不胜依恋。一支队经九个月的教育，在思想上已开始融合为一整体……此次分散，大家都感可惜。这一次的留恋，不仅是个人情感，主要是在一种新的思想基础上形成的，第一：都有自吾批评精神，严格检讨自己，尊重领导，原谅别人，因此转变了埋怨成见的风气，变抗拒力为吸收力。第二：能从党的立场，客观的发现同志的优点长处，对党的忠实贡献，产生对同志的器重与阶级情感。”读到此处我不禁会心一笑，战友情谊不仅是战场上的生死相依，也是在革命熔炉中坦诚批评与自我批评铸造的特种合金，他们是肝胆相照携手共进结成的浓情厚谊啊。
父亲日记里总是再三提醒自己“在同别人相处的时候，不要想胜过别人作为自负，而要想发挥别人的长处，才是美德．模糊中好像是母亲在向我教训这两点，对于我的确是终身要身体力行的．”他还一再提到“与人为善”。传统美德和党的教育,在他身上已融为一体。对战友和领导同志的长处，他像海绵吸水一样，涓滴入怀。譬如南下途中看到王仲良，感叹:“今天在高邮碰到仲良同志，作长夜谈，确有极多收获。仲良同志的思想深度广度，都比一年前有极大提高…。”警醒自己要加强学习以免掉队。
渡江前夕，又记下“晚上朱讯同志漫谈对饶（守坤）政委的印象。有两个特点，使吾很深刻：一是考虑问题的冷静、明智。真正能把辩证法具体运用。二是追求真理的民主精神，所谓修养，不是涵养，考虑问题的欢迎反面意见，不自以为是，考虑成熟了以后，则不是盲目的自信，而是真知灼见的把握。”进而检讨自己：“吾到现在还是轻率的，容易相信自己的意见，对别人的意见忽视，不从正确的方向去理解别人。思想方法上的偏面，是过于相信自己的意见的正确，与别人意见的不正确。思想意识的根源是相信自己不信别人。必须要从方法意识同时锻炼。最近对今后工作分配问题颇为关心，未尝没有个人前途的得失在作祟。有时把这一问题能抛开，就觉得愉快冷静得多。”
在南下的一路上，历时9个月，跨越五省区，河南、山东、安徽、江苏、浙江。他们不仅要参加各种战斗，还积极介入了沿途老区新区的反顽、减租减息土改等工作，看得出来，党的农村政策之制定执行之良否，是决定彼时战场胜负之关键。而且一路上，都有内部不坚定成员时时想脱离部队，好回家分田分地、甚至有老区的县级干部，也一心想回家去开豆腐店。怕苦怕难怕累怕死的，就更常见了。而且还得随时准备战斗，一路走一路打一路想一路说，这政委当的，好不容易。
1949年，注定会被历史永远牢记，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解放、接管城市，迅速恢复城市功能，发展生产，是中国历史上翻天地复的巨变，一方面依靠党中央正确的大政方针指引领导，另一方面，这批在战争中培养锤炼出来的知识分子领导干部也是功不可没。从父亲记载的合肥解放到杭州解放接管恢复工作，就能看到杭州解放明显准备工作充分得多，事先的资料收集和人员、政策准备都有预案。而且正好他在合肥军管会也是担任交通处长工作，好似预演，对许多问题事先都有过较多考虑。南下的一路上,中央和华东局文件指示密集下达,包括济南徐州芜湖等城市解放接管经验等材料均及时发放，谭启龙同志边走边学边想，及时提点各部负责人关注考虑政策（有信为证）。所以他们5月3日进入杭州，7日成立军管会，父亲先秘书处长后交通处长，各种棘手问题均群策群力攻坚克难一一化解。军管会里，二谭（谭震林、谭启龙）、杨思一、顾德欢同志是他们敬重并熟悉的老领导，所以我想杭州解放初期的恢复重建工作必定开展较为有序。
不过也许是太忙了，父亲这段时间留下的日记很少，空缺了许多天，即便有写，也只是寥寥几笔，可见当时的忙碌与艰辛。他们用智慧和心血，为新中国奠基加油。
很期待能看到有关这些方面更多的回忆和记叙。
当然，朱人俊是共产党员，是组织之一员，我们今天回忆他，纪念他，并不是因为他个人有多么优秀，多麽突出，而是在这个组织里，当时的确是聚拢了社会上最优秀的先进分子，最忘我的一群人。他们既在战火中锤炼,也在组织的教育以及批评和自我批评中氛围中彼此磨砺，星光璀璨，集合在鲜红的党旗下，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赢得了祖国和人民的尊重！
（作者系朱人俊女儿）
学习的楷模 工作的榜样
文/刘金平
革命老前辈朱人俊同志，是我父亲刘集中的老领导。今天，纪念他诞辰100周年，对于弘扬、继承党的历史传统和作风具有重要现实意义！1949年5月3日，杭州解放，我父亲随部队进驻，分配到杭州军管会交通处工作，处长是朱人俊同志。他们在同一个大院里工作，朝夕相处，共同战斗，直到1953年底，朱人俊同志又一次奉命北上，到东北阜新矿务局任职为止，前后近5年。
朱人俊同志比我父亲年长3岁，在父亲的心目中，他既是长者、好领导，又是良师益友。我们一家人在杭州团聚时，朱人俊同志刚奉调离杭，当时我10多岁。此后，朱人俊这个名字便耳熟能详，每逢听到大院里人们谈起他时，总是念叨着他的好，称赞说：“他不摆架子，党性强，讲团结，有能力，水平高，是难得的好领导。”我父亲从与他密切的工作接触中，更有切身体会、受益良多。父亲生前引用毛主席的话说：“在他身上处处体现了共产党人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表现在他对工作的极端的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极端的热忱。”父亲晚年谈起那个阶段的工作时，总是说“工作得很舒心很顺畅噢”。对朱人俊同志的为人处事，表示由衷钦佩。
在杭州军管会，朱人俊同志每天工作到深夜。父亲在早些年悼念朱人俊同志的文章里对此有记述：“我们当时刚刚从农村进入城市，对军管会各项工作、各项政策，皆生疏不懂。他（朱人俊）每天晚上听汇报，很耐心地作指示，每天晚上工作到深夜”。接管过程中，严格按照党的城市管理接收政策进行，严格遵守解放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同时认真执行政策，注意策略和工作方式方法，处处体现我党我军的优良思想和优良作风。在朱人俊同志细心指导下，经过艰苦工作，查出了暗藏的叛徒和敌特，团结留用了绝大多数处室管理人员和职工。
在省交通厅（局），朱人俊同志善于团结来之五湖四海的各方面的干部，信任鼓励他们大胆工作。父亲回忆说，当时，朱人俊同志担任局长兼党组书记，他被任命为人事科负责人。1950年5月，省交通厅成立，朱人俊同志任厅党组书记兼副厅长。他担任组织工作。这时父亲感到机关里文化高的人多，自己文化水平较低，怕工作做不好，有顾虑。朱耐心地做其思想工作说，我们都是部队下来的，大多数同志都是工农出身，文化较低，但是可以学习么，边学边干。朱厅长是个高级知识分子，能文能武，但他没有架子，平易近人，知人善任，团结南下工农干部一道工作，他是我的良师益友。”此外，朱人俊同志还是深入一线的工作模范。解放初的浙江省交通、公路破坏严重，是一副烂摊子。当时战争还在继续。部队向南开进，物资运输，保障民生军用，打通被破坏以及年久失修的各段公路，成为当务之急。当时国民党还集结了不少兵力在舟山顽抗，敌机轰炸频繁，为保证修路进度，朱人俊同志往往奋不顾身，不顾自己身体有病，到一线和干部职工一起日夜奋战，现场指挥。对怕死的东躲西逃的延误工程的人严格执行纪律。就这样保障了桥梁公路的修复进度，及时完成了解放舟山的支前任务。
朱人俊大公无私，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关心群众。1950年定级时，组织部门已经给了朱人俊同志的定级指标，人事部门也按规定上报了，他知道后，坚决不同意，要求撤回来重报。他要把定级指标让给民主人士（注：指交通厅长吴化文），他自己保持低一级不动。这种先人后己的精神，深深地感动了干部职工和民主人士。当他得知干部群众生活有困难时，总是让我适当去解决。1952年，朱人俊得知我祖父在山东病情危重，叮嘱我父亲一定要去看望老人家。父亲离别家中老幼南下4年，才在朱人俊同志亲切关心下，第一次抽出时间探望亲人。这也是父亲和祖父的最后一面。
他善做统战工作，有着丰富的工作经验和高超的工作艺术。如对厅长吴化文的团结帮助就是生动的一例。吴是济南战役起义的国民党将领（中将），过去长期和共产党老百姓为敌，担心被清算，再说也没干过交通，起初很小心，不敢大胆说话做事。朱人俊同志亲自做他的思想工作，尊重他，支持他大胆工作。还利用星期日，陪他去西湖游览湖光山色，观赏古都人文景观，与他推心置腹地谈心。每逢开大会，总是让他先出面讲话。特别是‘三反五反\\\\\\\\’时 ，让他作报告，现身说法，他开口就是：兄弟我是有罪的，现在人民政府还让我当省人民委员、交通厅长。你们要老实坦白、听政府的话，----。他讲话有感召力，效果不错。
在我父亲的心目中，朱人俊同志是坚定马列主义者、有很高理论水平的、忠于党和人民事业的、难得的好领导，是新中国浙江交通事业的奠基者、杰出的领导干部。朱人俊同志一生两次北上、两次南下，南征北战，历尽艰难困苦。但是，任何困难的时候，都始终保持着坚定的理想信念，坚持真理，斗志昂扬，不屈不挠，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为共产主义而奋斗不息的坚强战士。
革命老战友的深情回忆
——老战友丁公量说朱人俊
文/朱抗美
在纪念朱人俊同志诞辰100周年纪念会议前，朱人俊同志的女儿朱抗美，去华东医院拜望了父亲的老战友丁公量叔叔。今年95岁高龄的丁老思路敏捷，言语清晰，他向晚辈介绍了他与朱人俊同志70多年的战友深情。他几次提到与朱人俊同志像亲兄弟一样，是亲密战友。
朱：丁叔叔，今年是我爸爸诞辰100周年，浙东浙南分会要召开一个纪念会。你们俩认识70多年了，能说说您对我爸的记忆吗？
丁：今年是朱人俊同志诞辰100周年，开这个纪念会完全必要。我同1943年初，我到浙东就各你爸爸认识了。我同他的关系，像兄弟一样，亲密战友。我印象中，我们工作中就没有争执过，大家一直谈得很投机的，我们工作上正好互补。
有几件事情印象特别深。我是1943年初到浙东的，在敌工委工作，他是书记，谭启龙同志让我去当副书记，同他合作。工作上他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关键性的作用。他在重要的、关键性的问题上做了正确的决定。比如张菊兰的事情。张菊兰到浙东的时候，我觉得她不适合在浙东工作，不准备用她。张菊兰很傲的，我们不准备用她，她就走了。我向朱人俊同志汇报了此事，朱人俊同志说，这样好的同志为什么不用啊！田胡子那里不是正需要人吗？这样，我又派人去把张菊兰追了回来。后来通过地下关系，通过在伪军中担任总队长的王三川（王与田胡子关系很好），把张菊兰安排进田胡子部，田胡子要办一张报纸，张菊兰很能写，因此田胡子很器重她。张菊兰到田胡子部队以后，就介绍她和林一新联系了。林一新是司令部侦察科长，军事上他负责。张菊兰进去后，把地形，碉堡等都画出来了，给了我们很多情报。最后在攻打田胡子的时候，很快取得了胜利。消灭田胡子，张菊兰是立了大功的。
像这样的事情不少，关键时刻，朱人俊同志都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老战友袁啸吟谈朱人俊
文/袁啸吟
人俊同志比我大六岁，他100年，我94岁了。认识人俊同志大约是在1942年底43年初的样子。
我原来是在马青同志领导下工作的。当时我们的武装斗争刚起步，一直想从敌伪那里探情报搞武器拉队伍，马青同志给我的工作也是主要做敌伪军内部的工作。一段时间后，我们在上虞绍兴已经发展打入了一批同志，工作已有成效，这样区党委成立以后我就顺理成章地归敌工委领导了。开始时敌工委书记是金子明，后来是朱人俊和丁公量。我主要搞绍兴上虞方面的工作。我觉得我参加革命的引路人应是马青，但朱人俊等浦东来的同志文化高、待人平等工作严谨细致，给予我兄长般的温暖和关爱，同样也令人铭记难忘。
举个例子，有一次有报告说我们打入上虞伪政府内部的何畏同志被捕了，要把已经派入城里的联络小组撤回来，但是何畏同志处有一批12个同志办理良民证的照片资料，不处理掉会有危险，董静之同志就自告奋勇要去跑一趟。人俊和其他同志研究再三，仔细推敲每一步行动方案，又把董的良民证仔细改了名字，嘱咐她一路应对策略，淳淳关切。董静之同志也是机智灵活胆大心细，圆满完成了任务。
我们在敌工委工作，回去汇报就像回到家一样，人俊同志总要亲自过问，吃的住的安排条得无微不至，暖心呐。南下时我也在先遣纵队一支队，接管杭州和人俊同志也是一起的，我做组织工作。…那时刚解放，为了安定民心，让老百姓早日了解党的政策，城里各个区每半个月到一个月都要开一次群众大会，由领导同志宣讲国内外形势和党的政策。我记得那时的领导除了本职工作外都要做宣讲员，大谭（谭震林）小谭（谭启龙）人俊同志都是宣讲员，人俊同志还被称为是最好的宣讲员之一。
（袁啸吟同志是原浙江省经贸厅厅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