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东鲁迅学院
宁波红色记忆
刊于《宁波市水文化》杂志
2017第01期（总第十二期）
风风雨雨话当年
文/刘发清
1949年7月，在苏北。一天，孙毅、粟裕两位首长找我谈话说坚持在浙东的党组织极需军事干部，我原是从浙东北撤的，对那里的情况熟悉，所以要我带四位军事干部同去浙东，帮助发展武装，积极开展游击战争，配合正面战场解放全中国。并命我去舟山任“浙东第四自卫纵队”参谋长。首长们还对我说：你这次去浙东的任务不光是当一名军事指挥员，更重要的是要宣传群众，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同时把北撤后隐蔽在当地的党员组织起来，发展武装组织，使群众看到党的部队又回来了，从而树立共产党必定胜利，全中国必将解放的信心。
我们按照指示先去找谭震林同志。谭安排我们从苏北连云港登船到上海。同年8月，我辗转来到宁波，通过熟人，在鄞西山下庄找到北撤后坚持在当地斗争的地方领导金声同志。金陪我到慈南徐鲍陈村找到顾德欢、陈布衣、朱之光等浙东和四明地区的领导。他们见我突然到来，都很高兴，说“我们的特务大队长来了（抗战时，我曾当过浙东游击纵队司令部特务大队副队长）！我们的军事干部来了！”我向他们汇报了孙毅等首长对我的交待。顾德欢等领导同志也向我简练地介绍了四明山的情况。当时，四明山形势十分严峻，“浙保”一团、五团，在四明山周围敌各县保警团、队的配合下，正在向我“合力清剿”。我党在四明虽已有一支小部队，但尚无能力可与强敌抗衡，因此天天东西奔波，避敌锋芒。我听从几位领导同志的劝说，就在四明山留了下来。
浙东和四明党在领导同志，对我很尊重，很信任，他们就当时严峻的形势当采取什么措施，征求我的意见。我说：“光盘（躲）柴山是不行的。盘，会消蚀士气。我们应扩大活动范围，到敌人空隙的地方地去，在那里发动群众抗粮抗捐，打几个小仗，积小胜为大胜。这样，不但可搅乱敌人的清剿计划，还可锻炼我们的部队，增强战士的斗志，并可扩大我党我军的影响，鼓动群众组织起来与敌作斗争，从而达到扩军的要求。”顾、陈等领导听了，抚掌大笑：“真是英雄所见略同。好，就照你说的办！我们到姚北去活动一下。”原来他们已有这个打算了。
10月14日，顾德欢同志向全体指战员作了下姚北的简短动员，并宣布由我负责这次行动的军事指挥。当时，我们的部队只有100来人。分第四、五两个中队。当晚，我们悄悄地从姚西夏巷渡过了姚江，来到余上县的刺乌弯一个坟庄宿营。我们听了余上县党的负责人余先等同志的汇报以及分析侦察员的报告，决定先袭击临山镇警察所。
16日晚，我部离刺乌弯朝临山镇出发，当快到该镇东门时与外出巡逻回来的10多名警察遭遇。我第四中队尖兵排长韩茂洪指挥全排朝敌一个猛冲锋，立时毙敌2人，余敌慌不择路，四散奔逃。我部也不追击，按计划直奔警察所。快接近敌营房时被哨兵发现，可他“口令”两字刚出口，就被韩排长一枪击毙了。部队随着枪响冲入营房。奇怪的是营房里静悄悄无一点声息；原来是胆怯的，一听到枪声便从后门逃之夭夭了。
袭击警察所扑空，顾德欢同志命五中队快疾抢攻临山镇公所。谁知镇自卫队也早已逃跑，只活捉到萧炳南等3人。
下姚北第一仗，旗开得胜，毙俘敌各3人。不想这小小一击却大大惊动了反动派。他们急调“浙保”第三大队和慈溪县保警队共500多人，于19日傍晚分别从方家路村、周家路村、谢家路村三个方向向我驻地泗海乡祠堂丘村（今属泗门镇）扑来。我立即命令何明（罗加扬）、吕民烽率第五中队快速占领西南方高地，迎击西来之敌；令蔡旭光（朱晋康）率第四中队一排狙击东来之敌；我带四中二排占领村后海塘（堤）。我军处在三面是敌，一面是海的危险境地，战士们都抱着背水一战的决心，沉着应战。此时的姚北平原，棉蕾吐絮，似一片白的海洋，间或有几块摇曳轻纱的玉米地。随着落日，白海洋也逐渐模糊，由模糊转为墨黑一片，无异在我阵地前撒下一道烟幕。敌军在无目标地打瞎枪，子弹嗖嗖地落在我部埋伏附近的海滩上，溅起阵阵泥沙。大家屏声息气，等待着敌人自投火网。时间一滴一滴过去，敌军枪声越来越近，连脚步声也听到了。我一声枪响，战士们立即机枪、步枪齐发，密集的枪弹飞向迎面的敌群。刚才还趾高气扬、大呼小叫而来的敌人，顿时鸡飞狗跳，慌乱地向棉花地、玉米田乱窜乱钻。我部乘机发起反冲锋，当场俘敌排长以下5名，缴获步枪10余支，木壳枪1支和一些弹药。因天太黑，无法搜索残敌，只好结束战斗。此役，我战士袁伯林牺牲，干部吕民烽等3人负伤。
这是我重返四明后的最初两仗，虽规模不大，缴获也不多，可影响不小。宁波《时事公报》、余姚《南雷日报》都作了详细报道，说什么“姚匪大闹临山镇”、“泗海乡兵匪发生激战”云云。
从这两仗中，我认识了这支初次由我指挥的部队。她人数虽少，但战斗作风之顽强使我吃惊。战士个个勇如猛虎，很会打仗，政治素质也极好。据顾德欢同志介绍，这支部队还是在五个月前刚组建的。是1947年5月份5日，由浙东工委和四明工委集中各地部分武工队员，在慈南草茅庵山上的福田庵内成立的，当时对外称“三五支队第四中队”，共有指战员43人，1挺机枪、28支步枪和几支短枪，成立后便拉到三北活动了一个多月，与敌人多次接战。以后，部队利用缴获的武器，又建立了第五中队。7月，部队改番号为“四明人民爱国自卫总队”，朱之光（朱大文）任总队长，陈布衣（陈金昌）任政委。
浙东工委出于扩军和扩大影响的需要，于10月下旬将“四明人民爱国自卫总队”番号改为“浙东人民游击队第三支队”（对外简称“浙东游击第三支队”）。委我任支队长，陈布衣为政委。我对这支队伍充满信心，能充当他们的指挥员感到十分荣幸。这时，形势已稍有好转。“浙保”一团、五团的清剿行动宣告失败，五团灰溜溜地滚出了四明山区。而我党、政、军等各方面的建设都有较大发展，各县已都建有自己的武装，敌人连以下兵力已不敢出动骚扰了。
就在此时，中共中央上海局派诸敏，李昶等同志来浙东工作。浙东工委决定他俩到部队任职。
1948年1月，在上海局外县工委副书记林枫主持下，在慈南孔岙山上一“公馆”内召开中共浙东临委第一次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原浙东工委副书记马青、委员王起和上海局派驻浙东帮助工作的蹦欢，还有四明工委领导成员陈布衣、朱之光、薛驹、钱铭歧和台属工委委员丁有灿；诸敏、张任伟和我三个部队领导干部也参加了会议。鉴于原浙东工委书记已于上年10月在上海被捕，因此会议首先决定改中共浙东工委为中共浙东临时工作委员会。并调整了浙东党的领导班子：李德欢任浙东临委书记，马青任副书记，王起任委员。会议决定：改浙东人民游击队第三支队的番号为“浙东人民解放军第三支队”，仍委任我为支队长，马青兼政委，张任伟任参谋长，诸敏任政治处主任，原三支队第四、第五中队合并成一个中队，命名“钢铁部队”；调“会稽山人民抗游击司令部”第三大队来四明，编入第三支队为一中队建制，命名“坚强部队”；支队部（包括警卫班）命名为“巨浪部队”。会议认为今后各地区主力武装可统一用“浙东人民解放军第X支队”的番号。
这是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它统一了浙东党的领导，统一了浙东各地区主力武装的番号的序列。它是浙东党和武装建设新起点的标志。自此，浙东游击区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为了播扬我军军威，配合地方抗丁抗捐斗争，浙东临委决定我部主动出击“浙保”一个据点。经讨论，选中了余姚县中村为目标。3月26日深夜皓月当空，我们集结全支队兵力，从冷弯坑出发前往袭击。由于事先侦察不周，又缺乏“内线”可配合，对敌军的部署、火力配置等等都不甚了解。部队又缺乏攻坚战的经验，加上我部处在明处，敌处于暗处。敌凭借村民楼房作工事，从窗缝窥探我部一目了然。战斗打响，敌机步枪弹暴雨般地倾泻下来，压得我部无法前进。我部曾用枪榴弹攻击，但打了几发之后，看到有毁坏民房、伤及群众生命财产的危险，就停止轰击。双方相持两个来小时，我部已有6人牺牲，多人受伤，因此不得不撤出战斗。这是一次血的教训。它使我们深深懂得在战前真正做到“知己知彼”的重要。
我们虽然失利，四明山还是纷纷来人慰问，送来很多慰问品，光梁弄区就送来了10多只鸡，200多斤蛋，以及猪肉、白糖等东西。这些鸡蛋，大多是乡亲们积下来准备去换米换盐的。指点员们对此十分感动，也颇感内疚。特别我这个指挥员，战前考虑不周疏忽大意，从而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
5月15日，中共淞沪工委书记兼浦东工委书记张凡和上海党秘密领导的上海南汇县大团自卫队负责人储贵彬，率领“浦东人民解放总队”和大团自卫队共260多人，巧妙地通过敌人的封锁，离开浦东，渡海来到浙东三北。18日到达四明山的章雅山村，与我三支队相会合。按上海局外县工委指示，浦东来的两支部队合编为“浙东人民解放军第五支队”，储贵彬任支队长，张凡任政委。支队下辖第一、第三两个大队，分别命名为“反攻部队”和“解放部队”。
五支队人员较多，武器精良。他们的到来，大大增强了我浙东的武装力量，四明人民欢欣鼓舞，三支队战士也兴奋不已。蒋介石闻报后，十分恼怒，下令处分或更换了浙江省二区专员和南汇、上虞、余姚三县县长，并向浙江当局发出“督饬清剿”的手令。于是，又一次“重点清剿”四明山区开始了。为了反清剿，我军连续进行了大山村牛塘、红岭、上王岗等一连串的战斗。特别是上王岗战斗，是解放战争以来，在浙东敌我双方投入兵力最多，交火时间最长，战斗最激烈、伤亡最重，影响也最大的一次战斗。
5月26日，三、五两支队随浙江和四明地区的党政领导来到姚南东茅山附近山区，领导同志要在这里开会，听取林枫同志传达上级指示，讨论和部署今后工作。部队奉命驻扎在东茅山、义和里、上王村一带。因会期有几天，虽严密封锁了消息，但难防万一。为保证领导同志的安全，四明工委书记陈布衣命黄连带一个班，警戒在南黄村后山上，交待他们一发现敌军过来，立即鸣枪报警，使我军有时间作好迎敌准备。
28日上午9时许，果然传来枪声。原来是“浙保”一团2000多人，在团长童烈率领下，从中村出发，分两路向上王岗扑来。9点钟光景，他们抢占了上王岗，与我驻在上王附近的“钢铁部队”接上火。我们听到枪声，又接侦察员的报告，知道情况已十分危急，立即停止开会，人员都撤到东茅山上，在此看到上王岗如蚁的敌群正在源源增加，气势吓人。怎么办？打，还是撤？“看来不能再撤了，再撤会无路可走，不如在此打一仗，煞煞敌人的嚣张气焰。”我陈述了自己的看法。临委领导同意我的意见。在这紧要关头，张任伟和诸敏两同志，激情昂扬，抢着要上前沿阵地去参加战斗、指挥战斗。“让我去。”我边说边走。林枫和顾德欢一把拉住了我：“老刘，你不能走，你要负责今天战斗的总指挥，不能上前沿阵地。”以前打仗，我总是扛着机枪，身先士卒地与敌人面对面战斗的，今天眼看是一场恶仗，我确需留在首长身旁，帮助出主意作部署，组织好部队打好这一仗。最后决定让诸敏主任上前沿阵地去负责指挥，张参谋长帮我作总的部署。我立即命令：“五支一大”负责保卫首长和机关工作人员；“五支七中”集五支人所有轻机枪和“坚强部队”一起，火速支援守在上王岗东北面的制高点——山鸡岗，以减轻上王岗西北面“钢铁部队”阵地的压力；“五支八中”和支队部教导队在侧翼机动。我要诸敏同志务必把敌人压下上王岗山坡，并需每隔10多分钟向东茅山指挥部作次报告。诸主任立即率部队跑步直奔前沿阵地。此时，“钢铁部队”已击退了敌人第一次冲锋，没有让他们再前进一步。“坚强”和“五支七中”迅速上了山鸡岗，在“钢铁部队”副中队长李明的指挥下，立时用各类武器交织成了火网。上王岗西北面山头上的我部亦加强火力。上王岗上的敌军突遭我强烈火力的夹击，开始紊乱，纷纷向山坡下败退下去。
连续被击退三次后，下午一点多，敌重振旗鼓，向我阵地发起第四次冲锋，战斗之激烈比上午更甚。一股敌军迂回占领我前沿阵地后面的山头，使我腹背受击，并有切断我东茅山指挥部与前沿阵地联系的危险。在此情势下，我不得不把“坚强部队”抽出来，去对付背后那股敌人。这样，我上王岗阵地的兵力更单薄了，只有七八十人。敌用迫击炮、机步枪等轻重武器猛轰猛扫，打得岩石纷飞，硝烟弥漫。面对数倍于我之强敌，战士们面无惧色，将生死置于度外，反复冲击，战斗进入白热化程度。我军终以高昂的士气吓得敌人屁滚尿流，又一次将敌群击退下去。在此次激战中，我英勇的机枪手萧长荣不幸中弹牺牲，另外还有一些战士伤亡。
下午3时许，敌约一个营兵力，在离我阵地西南约200米之距的毛竹林中集结，企图对我暗袭。“五支三大”大队长戚大钧指挥战士，集中10多挺机枪主动出击。他们以牙还牙，迂回到敌人侧翼，突然一阵交叉火力，顷刻致敌人仰马翻，四处窜逃。这时，正面之敌仍与“钢铁部队”胶持着，诸敏同志率“坚强部队”击溃前沿阵地背后山头上之敌后，立即返回正面阵地。战士们见诸主任又来到身边，无不感到鼓舞，尽管敌人众多，火力极猛，指战员们不顾生死，奋勇抵抗，阵地始终屹立不动，使敌军难越雷池一步。
已到下午5点多了，我军已连续击退敌6次冲锋，给敌以很大杀伤，我部亦多有伤亡，战场上陈尸累累。看来再坚持下去于我不利。临委领导命我下令撤出战斗。敌人看到我们有撤退迹象，想乘机捞一把，又发起冲锋。我部为节省弹药，待靠近到最近距离时才反击，再一次把敌人打了下去。接着，部队在交替掩护下撤出阵地。此时已是下午6点多。
这次战斗震惊了全省。省内敌占区各报纷纷报道“四明山空前激战，双方伤亡均重”等消息。这是敌人从未有过的自白。我军在此战中杀出了军威，共毙伤敌200余人，俘敌排长以下30多名，缴获轻机枪1挺，长短枪30余支。我部陈苏、王万甫、裘国林、汪纪生等10多位同志英勇牺牲，“钢铁部队”副中结队长李明，排长吴志坚等多人受伤，且消耗了大量弹药。
8月，三支队的两个中队：“钢铁部队”和“坚强部队”改番号为“机动部队”和“灵活部队”。活动在四明地区的“机动部队”，由顾德欢、张任伟率领，南进台属地区。他们一路战斗，在宁海县平沼村与台属地区武装“铁流部队”相会合。旋即三支队与“铁流”合编组建为“浙东人民解放军第四支队”，由我任支队长，中共台属工委书记邵明兼政委。21日，得知国民党第七十五师十八团三营和新昌县地方部队共1000余人开抵黄坛，准备向我进攻，而我们只有200多人，力量相差悬殊。仅管如此，我们都认为敌人貌似强大，实则虚弱，可以利用地形与之决一雌雄。经侦察，选定新昌县城西南方紧靠天台和宁海的马坑等作战场。此地山高林密，地形崎岖复杂，可进可守。22日上午10时前后，敌人凭借兵力和武器优势，分两路向我阵地夹攻。我部战士奋起抗击，战斗十分激烈，打了好几个小时后，敌军开始用六○炮向我轰击。“轰！”一发炮弹落在我阵地上，我部班长王德林被击中牺牲，两战士受重伤。又一发炮弹落在我附近，掀起的泥土溅了我一身，敌炮对我部威胁很大。我爬上树稍了望，见敌之机炮阵地离我阵地不远，且防备松懈，只有几名步兵守护。我就命令“机动部队”中队长李明组织突击队先干掉它。同时集中6挺机枪猛烈扫射，掩护突击队行进。副中队长徐云水（徐敏）率突击队利用地形地物，从右侧弓着身前进，逼近敌机炮阵地只七八米时才突然攻击。敌遭这突如其来的袭击，有的扛起炮身就逃，有的懵了神，不知所措，只有一个排长妄图顽抗。然而他枪还未端准，就被我部率先冲到的班长胡华达一枪击毙。我突击队和嵊新奉独立大队大部分战士随着冲入阵地，敌7名机炮手乖乖地当了俘虏。此时下面战斗还在激烈地进行着，我们动员被俘炮兵掉转炮口，向敌阵地开火。“轰轰”几响，敌军顿时乱了阵脚，我部乘机反击，敌全线崩溃。我们追了几个山头，因夜幕渐临，就返了回来。
1949年1月初，第四支队各中队扩编为大队。 同月中下旬，四支队的三个大队、五支队的“铁马中队”、东海游击总队，以及浙东临委机关警卫班和嵊新奉独立大队共800多人，先后来到新昌县回山村会师。26日，浙东临委在此召开第二次扩大会议。根据形势的发展和扩大武装与统一指挥浙东各地武装组织的需要，会议决定成立浙东人民解放军第二游击纵队，由马表兼司令员，顾德欢兼政委，我任副司令员，张任伟任参谋长，诸敏任政治部主任。
5月3日，杭州解放。7日，浙东人民解放军第二游击纵队直属部队（即第三支队）解放了江南文化名城绍兴，9日与东进之解放大军在绍会师。随着形势的发展和中共浙东临委工作的结束，浙东人民解放军第二游击纵队第三支队与第五支队一道，改编为浙江警备第二团。
（胡集渊、潘炳河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