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东鲁迅学院

矢志不渝跟党走——缅怀革命老前辈竺扬

宁波红色记忆

刊于《宁波市水文化》杂志

2017第03期(总第十四期)

 

 

 

            矢志不渝跟党走

         ——缅怀革命老前辈竺扬

          

       文/王泰栋、周雅飞、竺松民

 

竺扬,又名竺良牧,1910年4月出生在奉化江口竺家村,上有哥哥姐姐,他排行老三,家境殷实,有祖传农田40余亩。

1925年,竺扬考入宁波省立第四中学,校长经亨颐是位著名教育家,爱国民主人士。在四中竺扬开始接受革命思想熏陶,阅读了许多进步刊物《向导》、《中国青年》、《火曜》等,那些刊物给了他革命的热情和信仰。同年在四中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次年转为中共党员,还被选为宁波市学生联合会代主席。

1926年10月中旬,竺扬和同学们一起,积极响应中共宁波地委号召,参加迎接北伐军到来的活动,后因活动失败,竺扬和另5名同学被反动当局开除学籍,驱逐出校,那时经校长已被反动当局解职。

年底,竺扬回到奉化老家,向哥哥竺一平介绍了宁波的形势和自己的情况,提出在家乡开展革命活动,并发展了竺一平等十几个进步青年为中共党员。后经中共宁波地委委员卓兰芳、竺清旦考察,补办了这几个党员的入党手续,并主持建立了中共竺家村支部,任命竺一平为书记。

竺一平(1899—1953),竺扬的兄长,1913年宁波省立第四中学毕业,1919年在北京参加“五四”运动。1927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兄弟俩随即发动附近村民,筹建农民协会。1927年3月,中共宁波地委委员卓兰芳又到竺家祠堂主持了农民协会成立,农民协会主要是反对土豪劣绅苛捐杂税,实行“二五”减租,得到了大家的拥护,一时全区农协会员增至上万人。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宁波从4月9日开始提前清党,大批中共党员、团员被捕。为保存有生力量,中共宁波地委将已暴露身份的党团员分批撤离,竺扬和他的哥哥竺一平也撤到了武汉。当时的武汉是党中央所在地,全国各地许多共产党的领导干部与进步青年都汇集于此,到武汉后,兄弟俩在中共早期革命家张秋人主持的中共党务人才养成所学习。一个月后,武汉形势恶化,蒋介石汪精卫合流,开始大批逮捕和处决共产党人,学习班只得提前结束。

此时共产党人的鲜血已染红了中国大地,到处是腥风血雨,革命到了最紧要的关头。中共党组织紧急对流亡在武汉的革命者作出了安排,一部分转移到苏联继续学习,竺一平和部分党员返回家乡,坚持地下斗争,竺扬报名参加了贺龙领导的国民革命军,被安排在第二十军新编第三师教导团,准备参加南昌起义,一同参加南昌起义的还有从奉化一起去武汉的俞佩钦、宁波手工业工会负责人柴水香、宁波师范学校毕业后考入黄埔军校四期的裘古怀。后来,他们三位都在革命战争中牺牲,成了烈士。

南昌起义,是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第一次武装暴动。它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宣告了中国共产党把中国革命进行到底的坚定立场,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地创造革命军队和领导革命战争的开始。

起义前夕,教导团对新入伍的战士进行了军事训练,贺龙军长讲了话,并作战前动员。

8月1日凌晨2点,随着南昌起义一声枪响,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按中共前委的作战计划,率领两万多起义军向南昌各地守军发起了进攻。竺扬在回忆录中写道:教导团战士当时还没有领到武器,隐蔽在一所学校里,听到枪声,我们赤手空拳冲出去,配合起义部队呐喊口号,壮大声势。激战至拂晓,起义军占领了南昌城,缴获了大量武器,起义取得了胜利。全歼守军3000余人,缴获各种枪支5000余枝(挺)、子弹70余万发、大炮数门。

起义胜利后,部队南征,目标是占领广东,然后再次北伐。竺扬跟随部队一边行军,一边学习知识,那时正值盛夏,酷暑难耐,山路难行,还常常饿着肚子打仗。

8月下旬,起义部队南下到会昌,遭到国民党钱大钧指挥的4个师和黄绍竑指挥的桂系部队,共一万两千多敌人的夹击,战斗打的异常激烈,场面十分惨烈。激战中,竺扬目睹了奉化老乡俞佩钦中弹牺牲,自己的脚踝也被打伤,鲜血渗透裤脚,他忍着伤痛紧跟着部队快速撤离,在涉过一条有腐尸的小河时,伤口感染恶化。

9月28日,在潮汕战斗中起义部队伤亡惨重,无力再战,只得撤离,竺扬因伤口溃烂昏倒在一个破庙里,三天后才被人发现,这时部队已经转移,他被抬到汕头红十字医院,医生拿干石灰撒在他受伤的脚踝上,用水一浇,算是消毒了,然后再用剪刀把腐烂的肉剪掉,痛得竺扬一次次昏死过去。经过十多天的煎熬,伤口仍无法治愈,竺扬只好写信到家里求救,哥哥竺一平收到信后,变卖家产,急忙赶往汕头寻找弟弟。见到弟弟已经不敢认了,竺扬因伤病骨瘦如柴,脚上的枪伤得不到治疗,已经腐烂,变成残废之人。最后,哥哥竺一平通过各种关系,历尽千辛万苦,终于把弟弟带回了家乡。

1927年11月初,中共奉化县委书记董子兴被捕,全县的党员名单被敌人搜去,国民党开始大肆搜捕共产党人。竺扬刚回家乡,在村里难以立足,只好被迫逃往上海,兄弟俩卖掉20多亩祖产田,用于疗伤和从事革命活动。在上海,竺扬与共青团上海法南区委负责人沙文汉接上关系,后来因上海局势恶化,竺扬与哥哥竺一平又重新回到奉化,继续开展党的工作。

1932年,由于宁波县委书记杨仁梓的叛变,宁波及各县党组织都被破坏殆尽,一片腥风血雨,竺扬再次与党组织失去联系,但他并没有被白色恐怖所吓倒,对党的工作热情始终不减,他一边教书,一边寻找党组织,与大革命时期的老党员边春甫,在鄞西建岙和梅园乡安置一些失去组织关系的党员和进步青年教书,开展抗日救亡活动,梅园乡一度成为宁波地区抗日活动的中心。

1937年7月7日,抗战全面爆发,竺扬组织朱洪山、王晓峰等进步青年到山西临汾八路军办事处学习,使他们从此走上革命的道路。

同年9月,竺扬获悉原中共上海局宣传部长朱镜我,从南京监狱释放,回到鄞南家乡养病。朱镜我在上海华南大学教书时曾是竺扬的老师,竺扬联络了大革命时期的老党员鲍浙潮、周鼎、陈秋谷等,一起去拜访朱镜我,经商定,5人在鄞县观音庄成立了中共宁波临时特别支部,推朱镜我为书记。10月朱镜我抱病去上海,与八路军驻沪办事处负责人潘汉年接上关系,经组织批准,同意恢复特支5人党员关系,撤销临时特别支部,成立中共浙东临时特别委员会,朱镜我为书记,竺扬等4人为委员。11月划归中共浙江省临时工委领导,浙东临特机关也从观音庄迁到了宁波城区。

浙东临特成立不久,派鲍浙潮与鄞县县长陈宝麟,在鄞西洞桥天王寺开办了游击干部训练班,定名为飞鹰团。恢复了庄禹梅、严式轮、竺一平等10几位老党员的党籍,发展了秦加林、詹步行等一批新党员。

后来飞鹰团被人告发赤化,只好解散。竺扬把工作重点放在重建和恢复各基层党组织,他先后到镇海和奉化松岙,通过考察恢复了大革命时期老党员卓子英、竺阿位的党籍。竺一平为了方便竺扬开展工作,特地从上海给他买了一辆自行车,从此,竺扬带着干粮,拖着南昌起义时受伤致残的腿,起早摸黑,翻山越岭,跋涉于四明山区和宁波各县,恢复和发展各地党组织。

宁绍地区党员,从1937年10月的20余人发展到1938年4月的130余人。1938年5月,浙江临时省委决定撤销浙东临特,成立中共宁绍特委,同月宁绍特委成立中共奉化县工委,竺扬兼任县工委书记,下辖奉东、奉北2个区委、14个支部、5个交通联络站。

1938年5月,竺扬派共产党员詹步行,指导胡华创办《战时大众》小报,6月又在奉化城关直街建应抗战书店。

在竺扬任奉化县工委书纪期间,还通过胡华组织张林冬等10余名进步青年去延安和陕北根据地,使他们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张林冬,1922年12月出生,奉化人,1938年5月在奉化中学读书时,由竺扬通过胡华组织去延安的,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张岱,(1919—1988),奉化人,1938年10月在竺扬介绍下与胡华一起赴延安陕北抗日根据地,1942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胡华,(1921—1987),奉化人,1937年考入浙江高等师范学校,1938年10月赴延安陕北抗日根据地,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成为著名的中共党史专家。

蓝瑛,原名竺宜俊,1925年8月出生,奉化竺家村人,1938年5月由竺一平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受奉化地下党指派到奉化中学搞学生运动,后因身份暴露,竺扬通过上海党组织,将他送到苏中根据地参加新四军。

1938年10月,竺扬回宁绍特委工作,先在鄞县、镇海、宁海等地建立县工委,随后又去定海与王起接上关系,成立定海县工委。

12月,根据中央东南局和浙江省委关于“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指示,宁绍特委决定在奉西、鄞西、嵊县东部和余姚南部,建立四明特区委,由竺扬负责具体的筹建工作,竺扬将嵊县县工委组织部长周飞带到奉化壶潭村,成立中共四明特区委,任命周飞为书记,周乐天为副书记,机关设在壶潭村。周飞调离后,竺扬又派朱洪山任四明特区委书记。四明特区委在奉化壶潭村和嵊县小溪村分别设立交通联络站,开辟了一条从宁属到绍属地区的秘密交通线。

1939年4、5月,为推选党的七大代表,宁绍特委为了安全起见,奉化县党代会和宁波地区党代会先后选择在竺扬家里召开。

1940年1月,宁绍特委分设为宁属和绍属两个特委。竺扬担任宁属特委组织部长。

同年10月,竺扬赴皖南新四军军部,参加中共中央东南局召开的浙江、福建两省组织部长会议,会议传达了党中央指示,强调各地要独立自主搞武装。在国民党统治区执行“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把党委制改为单线联系的党的特派员制。

11月,竺扬回来后,向宁属特委全体委员传达了东南局会议的精神,特委根据当时的情况,认为竺扬容易暴露,安排他到壶潭村隐蔽。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宁属特派员王文祥又安排竺扬转移到苏中根据地。

1942年12月,浙东敌后抗日武装在三北站稳了脚跟,并向四明山区发展,急需党的干部,竺扬被回调到浙东工作,他带着已参加新四军的儿子竺振放,与百余名干部一起打扮成商人,从江苏海门乘木帆船到达三北,安排在三北后方医院任指导员。

1943年10月,四明地委决定建立鄞奉县秘密党组织,任命竺扬为秘密系统特派员,由四明地委书记陈洪,副书记罗白桦单线联系,主要任务:收集情报,护送物资。

为了便于工作,竺扬通过已打入国民党,担任奉化方桥乡乡长的哥哥竺一平,办了个良民证,带着妻子、儿女搬到宁波,在宁波江东开了家小店为掩护,从事党的秘密工作。

二女儿竺美芳当年只有11岁,多次为父亲送信。

竺扬还把竺一平的大女儿竺宜文安排在宁波书店当学徒,这个书店也是地下党的一个联络站。

到1944年,宁波城区秘密工作的党员达到20余名,他们在竺扬领导下,收集情报,向根据地输送物资、粮食、药品,为浙东抗日根据地做了大量的工作,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1944年10月,竺扬在经宁波浮桥到轮船码头时,被两个叛徒出卖,抓到了日本宪兵队,他始终严守党的机密,最后通过埋伏在日本宪兵队里的“反间谍小组”营救,以及家人出钱疏通,才得以获释。

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新四军浙东纵队奉命北撤,竺扬带着大儿子竺振放,随部队撤到山东,竺扬被分配到山东省工商总局,以后一直从事经济工作,直至离休。离休后,竺扬为撰写党史、为烈士正名、为老同志平反作证,做了大量的工作,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1994年病故,享年85岁。

竺扬,16岁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为宁波学生联合会代主席;17岁转为中共党员,跟着贺龙参加震惊中外的“八一”南昌起义,负伤致残;抗战期间,为重建中共浙东地方党组织呕心沥血,作出重要贡献;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光荣的一生,是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一生,永远值得后人怀念与敬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