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东鲁迅学院
宁波红色记忆
刊于《宁波市水文化》杂志
2017第04期（总第十五期）
运筹帷幄斗敌顽
——深切缅怀我的父亲刘亨云
文/刘康宁
2012年在浙东区党委和三北(余姚、慈溪、镇海三县的北部地区)游击司令部成立70周年之际，我们回到了浙东，回到了四明山，来到我父亲刘亨云和他的战友们曾经战斗过的地方，用心灵去感受他们那段峥嵘岁月。
一、反扫荡
1942年浙东敌后斗争的形势是非常艰难的。当时驻宁绍、会稽等地的日伪军有数万人。活动在浙东各地的国民党所属的各种番号的游杂部队，也有一万多人。此外，各县都有国民政府所属自卫大队，及人数不等的地主武装。
1942年7月8日，中共华中局决定成立浙东区党委，8月19日经华中局批准，成立了浙东军政委员会，同月，在慈北鸣鹤镇成立了“第三战区淞沪游击队三北游击司令部”，何克希任司令、谭启龙任政委、我父亲刘亨云任参谋长、张文碧任政治部主任。总人数一千多人，战斗部队不足一千人。
10月，日伪军对我上海浦东地区的南汇、 川沙 、奉贤三县进行空前规模的清乡扫荡。同时，日军对我三北根据地、金华及其邻近地区发动了大规模的扫荡。国民党顽军也蠢蠢欲动。这是敌人一次有计划、互为策应、互相配合的行动。企图消灭我军于立足未稳之际。
10月 8日清晨 ，谭政委、何司令所率司令部 、四支队等， 在慈溪杨觉殿遭到日伪军三百多人的突然袭击，何司令命令部队进行反击。敌人先后发起7次冲锋，战斗十分激烈。我们的同志打的很顽强，开始时大家还注意利用地形地物掩护，当情况紧急时，无论干部战士都挺身而起，机枪手端着机枪，直立着朝敌人扫射……杨觉殿战斗击毙日伪军近100人，我方牺牲6人。敌人未能攻下杨觉殿 ，这是他们在浙东的土地上很少碰到过的，使敌人十分震惊，却极大振奋了三北人民。
当天下午，司令部安全转移后，日伪军再次扑向杨觉殿，向那些手无寸铁的男女道徒开了刀，有的当场被打死，有的先是被关押，然后被敌人用刺刀活活捅死，大到60多岁的老道士，小到13岁的小道姑，共有10多人惨遭杀害(转移前，何司令曾力劝道姑与部队一起转移，可惜他们未听劝告)。当我父亲听到这个消息，悲愤之情充满心头：这么多同胞姐妹被杀害，血债要用血来还！正想着，见有两个侦查员跑来， 父亲和五支队参谋长张席珍一起迎了上去 。张席珍首先发问：“有什么情况？”“有情况！”一听说有情况，父亲嘴上不说，心想正要找他们呢。侦察员查得明白，有一股敌人在临山、周巷附近扑了空，吃完中饭要回余姚城。
经过短促的研究，父亲决定选择敌人必经的竹山岙，在两旁的山林中布好口袋，打他一个伏击。
由于敌人刚在杨觉殿吃了亏，警觉性很高，队伍在行进中有意拉大距离，保持战斗队形，并派出侦察小队在前面探路，以便在遭我打击时可以展开火力首尾相顾。第二天下午，敌人果然钻进了我军的伏击圈。我父亲命令部队开火，仇恨的子弹射向敌群，狡猾的敌人仗着武器好，火力猛，企图顽抗，父亲指挥部队用机枪压制敌人的火力，用手榴弹杀伤敌人，并从两侧向敌人发起攻击，日军的一名小队长当场毙命。我五支队杀伤敌人三十多人，其余的敌人狼狈逃窜。两次战斗，重挫了日军“扫荡”三北的锋芒。
就在三北军民进行艰苦的反“扫荡”斗争时，我军在慈北地区接到情报：国民党第三战区指派“忠义救国军”第一支队长艾庆璋，以“忠救军海南指挥部”指挥官的名义，率领“忠救军”一千余人，并纠集了金山、平湖、奉贤等县抗卫总队和土匪武装王八妹部共两千余人，先后南渡钱塘江，妄图将我军消灭在三北沿海的狭小地区。
十月二十四日，汪伪军第十师谢文达部的一个营，从观海卫据点出动。有情报说，这是伪军下乡抢粮。眼下刚刚收了秋粮，不应该排除这种可能。但他们来得好猛，一下子插到我慈北一带，这恐怕就不只是抢粮了。
伪十师一个营的突然到来，促使父亲迅速下定了战斗决心。张席珍等同志都认为，应该抢在日伪军还没有最后完成统一的军事部署之前，先吃掉伪军，然后伺机而行。
伪军一个营，不过三百多人，这对于新四军主力部队来说，一口吃掉它，只不过是一次小战斗。但在这里，不得不慎之又慎。且不说这一仗时机重要，四周敌情十分复杂，就从兵力上来说，我军也只占有相对的优势。而按照设想，这一仗不打则已，要打就打他一个彻底干净的歼灭战。
当然，打仗不是一厢情愿的事。要打伏击，至少得具备三个方面的条件：一是完全掌握敌人的情况，二是绝对隐蔽我方的企图，三是有一个理想的伏击阵地。这三条，条条都与部队有关，那是我们部队的份内之事。然而，又有哪一条离得开地方党组织和广大群众的支持呢？平原，可比不得山地哪。平原地带，这个村望得见那个村，几百个人一支部队的行动，无法绝对隐蔽。父亲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三北地委书记王仲良。
王仲良原是江苏无锡县的县长。无锡沦陷后，又当过新四军无锡支队的司令，军事上并不外行。他是余姚人，去年被派回家乡，可以说是人地两熟，但时间毕竟不长，三北游击根据地又毕竟是新开辟的，各方面的工作基础都还不够牢固。父亲怕自己所提的要求过高了。不料，他听了父亲的话，略一思索，非常干脆地说，“没有问题，部队有什么要求，尽管提出，保证做到，一切为了战斗的胜利。”说着，他还跟父亲开了个玩笑，意思是说，他这个地委书记所以随军行动，是为了随军服务的方便，他是管后台的，让部队放开手脚在前台开打。
十月二十五日夜，我五支队、特务大队等部，静悄悄地由洪魏转移到宓家埭南面的三七房。平时，父亲留心察看过这一带的地形，记得是个可进可退的地方，而且又正好位于宓家埭通往东埠头的大路上。如果情报准确，敌人真的要扑向东埠头，三七房是必经之地。
部队刚住下，父亲就带了干部去实地察看。展眼望去，村北有一片坟地，东北面的新桥和西北面的杜湖，都与三七房相距不远。那杜湖，绿水盈盈，枪声一响，可以成为阻敌逃跑的天然障碍。大家边看边研究。忽然，都把目光停留在新桥与杜湖之间的一片田野上，觉得这是个理想的伏击地域。尽管田里的庄稼已经收割，显得有些空旷，但也还有河堤、稻草垛、树木、土堆、坟包一类的地形地物可以利用。父亲和大家拟定的具体部署是：正面和两侧各放一个中队，留一个中队在手上作预备队。
看完地形，大家又开了干部会，具体讨论战斗实施方案和注意事项。会上定下三条：严守秘密，枪响以前，不得露暴目标，这是关键性的一着，也是对部队纪律性好坏的一次检验；发扬我军善于近战的长处，务必在敌人接近我六十米时突然开火，此时，两侧部队迅速迂回包抄；要求本村和附近的群众保持镇静，一切活动如常。
当晚，先后获得地方党同志和部队侦察员送来的情报；敌气焰很嚣张，明天必定要经过三七房一带。父亲抑止不住心中的喜悦，对王仲良说，地方党的情报工作真灵。王回答说，精彩的还在后面。这指的又是什么呢？
二十六日清晨，各中队按原计划进入阵地，布好了口袋，单等着敌人来钻。当一切布置停当时，暖融融的太阳已经升起来了。父亲举目四望，只见当地群众照常下田劳动，大路小道，行人来往如常，村中鸡犬安宁，屋背上炊烟袅袅，好一派村野的平和景象。这时父亲才明白，王仲良所说的“精彩的还在后面”，指的莫非就是这个。要说精彩，也确实是精彩。任凭伪军派出便衣侦察，任凭汉奸们前行探路，看到了这幅景象，都不会想到这里会有埋伏。多好的群众呀，他们就是这样一心一意支援抗日的；多好的地方工作同志呀，作了这样精心的安排。
上午十时许，侦察员跑步回来报告，伪军早已出发，正向三七房运动过来，离设伏地只有半个小时的路程了。不一会，就听到了敌人的叫喊声，紧接着，一长溜穿黄色军装的队伍就出现在设伏部队的眼前了。
此刻，阵地上一片肃静。只见田里劳动的群众开始逃奔了。这对打伏击倒是很有利的。群众见了敌人就逃跑，那才叫逼真呢。汪伪军一路走来，除了汉奸会迎上去以外，正正经经的种田人哪有不跑的。这情景连敌人自己也看惯了。父亲感到特别高兴的是，有的老百姓在奔逃的时候，从我们的战士身边踏过，照样没有人乱动。
这时，父亲离开了原来的指挥位置，猫着腰转移到了一座坟包的侧后，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步步靠近的敌人。
“哒哒哒……”伏在正面阵地上的部队首先开火，旋即，两翼也同时猛烈射击。父亲从望远镜里看到，林有璋、张席珍等领导同志都已带头跃出阵地，他们的前面和身后全是奋勇跃进的战士，一齐向敌人后卫兜去，速度之快，犹如飞箭。两翼出击的部队也都很勇猛，而且做到了快而不乱，基本上还能保持战斗队形。
父亲放下望远镜，将目光收回到眼前。那情景，真好比是一大群挨了猎枪的黄羊，趴下的趴下，逃跑的逃跑，也有在原地打转的，只恨没有地洞可钻。当然，也有少数敌人端枪顽抗，并继续朝前冲来，妄图夺路而走。父亲对身边的机枪手大声喝叫：“还不快打！”身子也跟着弯了下去，想要把机枪一把抓了过来。那机枪手听到父亲的声音，当即扣动扳机，一阵猛射。事后几个通信员也埋怨父亲不注意安全，枪声一响就想着自己打机枪。
这次伏击战打得很漂亮，全歼伪军一个营，俘敌二百余人，缴获大量武器弹药，其中有机枪四挺和步枪一百多支，我军无一伤亡，完全达到了预定的目的。战斗一结束，父亲审问了被俘的伪军营长。他供认是配合艾庆璋行动的，只是还没有来得及制定具体的协同计划。又说，他们知道三五支队的主力不在三北，留下的兵力不多，料定我们是不敢打的，谁知道……这当然是敌人的如意算盘。消灭了伪十师谢文达一个营，至此，我三北游击司令部反日伪军“扫荡”胜利结束。
二、打得“忠救军”司令艾庆璋割须而逃
打了胜仗，自然值得庆祝，补充武器弹药、审查和处理俘虏等等，要做的事情确实不少。但最急的还是要了解艾庆璋的动向，且看伪军一个营被消灭之后，对他是否起到了惩戒作用。谁知艾庆璋自恃兵力雄厚，又有国民党第三战区的密令，决心反共到底。艾庆璋一面继续向我慈北地区逼进，一面要我军让出从日伪军手中夺回的三北，并放出话来：三五支队不退出三北，那就赶他们出三北。看来，一场力量悬殊的自卫战是不可避免的了。
父亲握着钢笔，要给谭政委、何司令拟写一份特急密电，提出集中兵力消灭艾庆璋的建议。应该说，电文的内容是十分明确的，事先不但与其他同志反复商量过，而且父亲也经过自己的一再思考。然而，一旦提起笔来，却又感到了笔杆的沉重。父亲不得不想到：如果谭、何两首长同意他的建议，集中全部人马进行自卫作战，艾庆璋的兵力也仍是将近三倍于我．加之我方是在敌后作战，这就要随时防备日伪军乘机夹击。这样，有把握取得自卫作战的胜利吗？
无庸讳言，这个问题在父亲的脑子里已经转了半个多月, 那真是寝食不安。不打，或者是打了不能获得全胜，甚至打败了，我们都将无法在三北立足，更不要说开辟四明山、会稽山、建立巩固浙东抗日根据地，以及日后打通浙东、浙西，继续向南发展了……那可是向粟裕师长当面保证过的呀！“一定要在浙东站稳脚跟。”
“对，一定！”钢笔在纸面上移动起来了。
机要人员接过父亲拟好的电文，转身就去翻译、拍发。十一月二十日，谭、何来电：即日率部赴游源集中。二十三日，父亲率部队赶到了濒临姚江的游源，林有璋同志所带领的新国民兵团已经先期到达，稍后，谭、何、张等领导同志也从姚江南岸过来了。见了面都没什么说话，只互相挥了挥拳头，抿着嘴笑笑，以此表示“要打大仗了”。但是，再忙再紧急，大家还是去看望了远征归来的南进支队和同他们一起日夜兼程前来三北集中的诸暨八乡抗日自卫大队。十一月二十六日，天气阴沉，北风呼啸，这是让人难忘的日子。傍晚，各路部队奉令在游源一块傍山的晒场上集合，由何克希司令作战斗动员。党领导的浙东各地区的抗日队伍，钱江之滨的优秀儿女，能够集中的都集中了。父亲心中有数，番号虽不少，可战斗部队不足一千人。战士们没有统一的服装，好在暮色苍茫，看上去黑压压的一片，倒也齐整。要说武器，反正是缴到什么用什么，有崭新的“三八大盖”，也有老掉牙的“汉阳造”，凡有刺刀的都上了刺刀，刀尖上寒光闪闪，几十挺轻机枪，一排架在队列的前面，一眼看去，倒也威风。队伍来自四面八方，尽管大家早已知道浙东有了党领导的三、四、五支队，可是像这样高度的集中还是头一次。父亲沿着队伍边沿缓缓地走去，有时还停下来观察战士的神色。一个个都是那样的兴奋、自豪。这使父亲很受鼓舞。从形式上看，顽我双方都是仓促集中、临时组建，确有相似之处。但我们的战士，不管来自哪里，都是为了抗日，为了挽救民族的危亡，政治上是完全一致的，能够立即建立起统一的指挥系统。同顽军相比，我们在这方面有着无可比拟的优势。
“你们知道艾庆璋的兵力有多少？”何司令浑厚有力的声音荡漾在队伍的上空，回响在山谷之中。
“有人说是一千多。不止！确确实实的情报，两千多，比我们多两倍还不止，三个打我们一个，武器又比我们好。”
“艾庆璋来干什么？他不准我们抗日，要消灭我们，至少也要把我们赶进杭州湾喝海水。我说，他是做梦！”
队伍中有了笑声。
“我们调查了，我们分析了，艾庆璋有个要命的弱点，他们是乌合之众。几支队伍、几个部门，刚刚联合起来，各有各的心思，各有各的算盘，指挥不统一。还有，艾庆璋攻打我们这支抗日有功的队伍，拒绝同我们团结抗日，再加上所到之处，抢劫掳掠，早已激起了三北人民的愤恨。凭这两条，他就输定了! ”
父亲早就感觉到了，指战员们很喜欢听这位大学生出身的司令员讲话。他的讲话，观察敏锐，思路开阔，要点突出，语言生动，却又富有启发鼓励性。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接着说，“怎么打呢？十个字——各个击破，一口一口地吃”。
于是，他又告诉大家，“要准备多跑路，要准备连续作战，要准备挨饿、受冻，多吃苦。”这时，队伍中响起了短促的、断断续续的咳嗽声。何司令听到后，把话题一转，说道：“同志们受凉了是不是？”他迎着呼呼的北风，扯扯身上单薄的衣服，接下去说，“是冷了，小雪都过了嘛，棉衣还没上身，人人都成了‘团长\\\\\’。”他转过身子，走近南进支队的队列。要说衣服单薄，大家都不暖和。其中，又数南进支队最困难，铺的盖的，夹被、棉毯，全都披在身上了。那天，各路部队集中的时候，父亲要到南进支队的队前去看看。同志们对他说，用不着找，用不着闻，围了“披风”的，便是南进支队。那时候，上到司令，下到战士，生活上几乎没有什么区别。
何司令洪亮的声音突然又响了：“同志们，我们本来有棉衣、有棉被，都叫艾庆璋抢走了。所以说，这是生死存亡的一仗，打好了，我们就能在三北、在浙东站稳脚跟，就能坚持浙东敌后抗战，我们一定要打赢这一仗！我们一定会打赢！”他挥了挥拳头，结束了这次战斗动员。
队伍中有人举起枪，高呼口号：
“打倒顽固派！”
“消灭艾庆璋”！
口号声如怒涛奔腾，此起彼落，山鸣谷应，压倒了尖啸的北风。
父亲向前卫部队下达了命令。
“出发！”
两天后，部队接近了艾部，一时却又摸不清他们的具体位置，上上下下都有些焦急。
十一月二十八日下午，队伍来到了一个名叫坎墩的村子里，准备继续侦察。吃晚饭的时候，张光急急忙忙赶到了司令部，说是垫路桥地下党支部的许元德同志向他提供了一个最新的重要情报，张立民（江苏省第二保安副司令）部队就驻扎在坎墩西边的小安街、登州街，周家路一线。太好了，父亲当即命令各部队准备战斗。
打仗，最怕的是情况不明，双眼墨黑，歼灭不了敌人。对于这个问题，谭启龙政委早已考虑到了。父亲曾见他亲自向各地的负责同志布置：三北的地下党员都要行动起来，运用土生土长的有利条件，随时侦察敌情，做好情报工作。刚才，张光的报告证明，我们的地下党员都行动起来了。现在就要看我们的部队能不能适时地抓住战机了。
夜幕刚刚升起，各部队就开始向顽军靠近。九时许，司令部到达垫路桥，部队静静地集合在晒谷场上，随时准备投入战斗。不迟不早，该村的地下党支部书记许元德就在这个时刻找到了父亲，同来的还有余上县委委员薛城。他俩特地赶来报告一个重要情况：也是今晚上灯的时刻，垫路桥保长的家里闯进了两个人，一个自称副官，一个是他的勤务兵，是到村里打前站的，要保长为他们的部队准备好房子、粮食、蔬菜，说是大部队明天一早就到。
事不宜迟，两个敌人就在我们的眼皮子底下，这不是送上门来的“舌头”吗？父亲紧紧握住他俩的手，只说了一句“太感谢你们了！”便又把许元德拉得更贴近一些，附在他的耳根悄声说道：“还要再辛苦你一下，带我们的侦察员去保长家，把那两个家伙抓来。”
许元德领着侦察员走了。晒谷场上显得比先前更加肃静。地方党同志送来的情报，太叫人兴奋了，但大家全都抑制着自己的感情。多少双期待的眼睛都望着侦察员们走去的方向。事后知道，接连数天，薛城天天朝艾部的驻地跑，一日数次被盘查、被扣押。可每一次，都仗着他人熟地熟的有利条件，随机应变，没有出事。昨天早晨，他从赵家舍赵德芳同志家走出来，有心要到垫路桥找许元德碰头，刚到村口，就被艾部的哨兵挡住了，并喝问，“作什么的？不准进村。”他随口回答，说自己是来租船运粪的。对方又问，“租哪家的船”?“哪家的船有空就租那家的。”因他说得在行，且能报出几户有船人家的姓名，顺利地通过了步哨线。同样地，在他探得情报后要从艾部驻地出来时，也做到了应付自如。一次，他一手抱着一个二、三岁的小男孩，一手搀着个五六岁的女孩子，一面逗着孩子，一面嬉笑着边走边喊女孩子的名字，关照说，“好好走，不要跌跤。”俨然是孩子的父亲。点点滴滴的情报，就是这样搜集、传送、汇合到司令部来的。父亲事后多次表示，我们这些在战斗部队中工作的同志，任何时候都不能把打胜仗的功劳全部都揽到自己的身上。
没隔多久，侦察员就把那个副官“带”来了。经过审问，不但弄清了顽军的具体部署，并获得了对方当晚的口令。这一意外的收获，使父亲大为振奋。有道是，情况明，就可下决心。经过同谭、何等领导同志的研究，决定迅速发起攻击。由于此刻掌握的情况，与傍晚所得的情报有出入，便派出参谋人员去段头湾等地向各部队传达，并要他们立即作好战斗准备。
这时，已近午夜。南进支队政委蔡群帆派人来司令部报告了一个好消息：他们在去往三塘的途中与顽军一个排遭遇。由于蔡政委做到了指挥靠前，一直紧随前卫中队行动，得以及早察觉情况，迅速指挥部队在道路两旁设伏，自己走上前去与顽军答话，迷惑了对方。结果，未发一枪一弹，缴下了顽军一个排的全部枪支，并从带队的排长身上搜出一纸“派令”。“派令”上写得明白；“闻共匪西来，指派你排会同张副司令（张立民）截获敌人”。原来，这一小股顽军是从艾庆璋指挥部派出的。
午夜，各部队齐集垫路桥。谭、何两首长要父亲给部队讲讲话。父亲告诉大家，艾庆璋部队找到了，情况摸得清清楚楚。不但有他们当晚的口令，还有刚才俘获的一个排，都可以供我们利用。只要我们指挥机动灵活，人人发挥主观能动性，很好掌握夜间战斗的特点，胜利是十拿九稳的。父亲还提示说，如果途中与敌遭遇，或者碰到敌人哨兵问话，不妨大声地回答：“自己人！”、“张副司令派出的巡逻队”！听到这里同志们都掩着嘴笑了。是的，应该笑，因为顽军的一个副官和一个排，全部在我们的手上呀！
“出发！”父亲举起的手臂还没放下，担任前卫的第五支队的尖兵组就已跨开了大步。
部队肃静而又快速地走了约摸一个小时，已经接近了杭州湾沿岸。虽然夜色茫茫，却也能依稀看出四周一片空旷，一条高高的堤坝自东而西横亘在灰蒙蒙的天地之间，周围没有比它更高的地形了。父亲立即命令通信员赶上去，要尖兵组原地卧伏，同时要求前卫部队迅速占领堤坝，控制这唯一的制高点。考虑到堤坝上下可能有顽敌隐伏的哨兵，要是部队能够悄悄接近，然后猛扑上去予以生俘，当然是最理想的；如果被发觉了，也应该力求避免让哨兵鸣枪报警。所以，父亲又特地把尖兵组的组长找来，再三叮嘱：沉着勇敢，牢记口令，随机应变。
果然，当前卫部队抵近堤坝时，突然传来了顽军哨兵的叫喊声：“站住！什么人，干什么的?”
宁静的夜空，被这骤然而起的叫喊声划破了。听起来，这声音格外的响亮、格外的急迫，气氛紧张极了。
“艾司令派来的。”
“口令！”
“救国！”
哨兵刚才是在暗处，父亲睁大了眼睛，注视着哨兵沿着我们尖兵组答话方向走来的黑影，说时迟，那时快，我们的同志已经跃上堤坝，立即解除了两个哨兵的武装，并又压着嗓门警告他们：“不许叫喊，我们是三五支队！”
这两个哨兵交代了更加具体的情况：草楼一线的村子里都驻有张立民的部队，草楼的人数最多。部队当即作好了包围、攻击草楼的部署，决定由四支队占领堤坝，以海堤为依托，形成一条封锁线，防止顽军在战斗打响后从海上逃窜，并以四支队主力自两侧直扑草楼；父亲率五支队主力从正面进攻。
冬日夜长。拂晓前的时刻，正是催人酣睡、气温最低、敌人疏于戒备的时刻，大地死一样的寂静，只有远一声、近一声，低一声、高一声的金鸡在啼鸣。这是发起攻击的最好机会。
手势代替了命令。挥手之间，三路部队猛扑草楼，从四面八方冲进村子。顷刻间，“缴枪不杀！“三五支队优待俘虏！”响成一片的叫喊声在朦胧的清晨显得分外的响亮，分外的雄壮。散住在草房中的顽军，从睡梦中惊醒过来，有的立刻做了俘虏，有的不等拿起枪就被我们的战士用刺刀对准了胸膛，顽抗的被当场击毙。
与此同时，蔡群帆率领的南进支队和诸暨八乡抗日自卫大队，林有璋率领的三支队，也分别在周家路、登州街、小安街打响了。同这里一样，枪声也不怎样激烈。
天色大亮，各路报捷。紧接着，一批批俘虏押解下来了。经过清查，除张立民带领少数随从脱逃以外，张立民所属的抗卫总队五百多人或俘或歼，缴获步枪四百余支，轻机枪十余挺。我方无一伤亡。自从有了三五支队，无论在浦东，无论在浙东，在这之前都还从来没打过这么大的胜仗，缴过这么多枪。
消灭了张立民部，等于斩断了艾庆璋的一条臂膀。在力量的对比上，艾庆璋原来占有绝对的优势，经过草楼一仗，便已转化为只有相对的优势了。
每次战斗，父亲和几个领导人都很留心察看部队的战斗作风。记得粟裕师长常对父亲说，部队的战斗作风是靠干部带出来的。这次战斗，留给父亲一个很深的印象：各级干部都能自觉地服从命令听指挥。张立民部队不经打，这是事实。但是，如果不是我军在打响以前做到了肃静无声，那就不能保持战斗的突然性，也就不可能取得如此战果了！在战斗的间隙中，父亲与谭、何等同志谈起这方面的情况，他们也很有同感。正如谭启龙在父亲他们刚刚来到浙东的时候所分析的：这支部队历史短，未经严酷的战斗锻炼，干部、战士都还很年轻，但具有士气高，朝气足，接受新事物快，爱学习等等的特点。
草楼战斗后，父亲身边多了一名司号员。这人几天前还是张立民部队的号兵，现在他自愿参加了抗日部队，成了同志。黄锃锃的铜号，号脖子上系着一块红绸，铜号发亮，红绸飘舞，煞是威武。父亲听他吹过，他能吹出许多曲谱来。他说，在那边，军号是摆摆样子的，从来没有向着日寇吹响过冲锋号。父亲领会他的意思，对他说，“你现在要为抗日的队伍吹号，向日军吹，向顽固派吹，一个人吹还不够，要训练出一批司号员来。”革命部队真是个大熔炉，这个号兵才跟部队走了几天，就有不少进步了。司令部的同志都鼓励他，日后好好地吹，起到传达命令、联络部队的作用。
按照区党委的指示，部队在鹦山一面进行短暂的休整，一面不断派出侦察人员配合地方党同志积极探查艾顽的情况。等着打仗，心里难免有些着急，时间也仿佛过得特别的慢，老是盼着侦察员带来确实而又具体的敌情。可是，一天、两天、三天过去了，一直没有得到确实的消息。这天，父亲走进了谭、何的住处。谭政委端详着父亲，忽然笑了；“我们的参谋长是不是等急了？”何司令凑上前来说：“我也急，守株待兔，不是办法。”正说着，张文碧同志也来了。于是，大家就索性坐下来研究了。大家一致认为，既然艾庆璋变得谨慎了，我们就应该下山去，以临战的姿态积极寻找战机。
十二月二日早饭后，部队集合了。同志们知道要下山，情绪很高。父亲在一旁注意看了看战士们的着装，穿上棉衣的人比草楼战斗前多了一些，没穿上棉衣的也加了衣服。父亲走上前去，对部队讲话：“同志们，地方工作同志正在积极想办法，为我们筹集冬装，但是一时三刻筹集不到这么多，往后天气越来越冷，有的同志还要穿着单衣打仗哪！我批准，这些同志可以披了棉被行军。”
战士们笑了，互相轻轻地议论。
一个战士大声报告：“不冷，走起来不冷，有仗打，浑身发热。”
“披了棉被跑不快”。
“那好。我们下山以后，要准备打遭遇战。打遭遇战，全靠机智果敢，切忌犹豫。具体要求是五个先：先发现敌人，先敌展开，先敌开火，先敌抢占有利地形，先敌冲锋，这就叫做两军相遇勇者胜。记住了吗？”
“记住了！”
整齐而洪亮的声音，荡过群山。
是日中午，部队进入上虞北部的黄家埠一带，未发现敌人。午后，当前卫部队走出黄家埠不远，接近大古塘时，忽然枪声大作。原来是五支队一大队的前卫中队与敌遭遇。父亲从望远镜里看见，大古塘以北的十六户、横塘一线有顽军，正朝着黄家埠方向运动，其先头部队已经爬上海堤。父亲当即命令，五支队以一部分兵力跑步占领大古塘一带的有利地形，并以海堤和村庄作为立足点，主要兵力迅速插入十六户与横塘之间的空隙地带，将顽军截为两段，予以分割；其余部队翻过大古塘海堤，迂回十六户两侧，形成合围之势……随着战局的发展，阵地上号兵直起身子，吹响了激动人心的冲锋号。指战员们一浪跟着一浪地朝前飞奔，穷追不舍。这真是一场赛跑。溃散的顽军在慌乱之中陷入海涂。从海堤上看去，溃兵所至，泥浆四溅，一个个东摇西晃，先前还擎着枪，之后用枪做了拐杖，刚拔出左腿又陷进了右脚；有的涉入海水，眼看要没顶，又逃了回来。那种狼狈的样子，着实可悲可笑。今天海涂成了战场。背水而战，这是兵家的大忌。但是，兵书上又说，置之死地而后生。这一点，顽固派的军队怕是很难做到。战士们像赶鸭子一样的把俘虏赶回到岸边时，有人朝着一个军官模样的人递过话去，“喂，不是要我们喝海水吗？怎么自己先喝了？”我们的战士也真风趣，七嘴八舌，当即发开了议论。
“好逃不逃，往海里逃，害得我丢了一只草鞋。”
“尽是添麻烦，缴了枪还要先擦。”
且不说这一路又抓俘虏又缴枪的欢乐情景，十六户方向却打得不好。由于我方包围不够严密，加之警戒不慎，顽军钻进棉花地里溜走了。
从十六户逃脱的顽军，跑到哪里去了呢？经审问俘虏，都说没有见到艾庆璋。
正在大家难以决断的时候，来了两个地方工作同志。张光是大家熟悉的，另一个叫朱加铭。不用说，他们准是送什么情报来的。但他俩报告暂时还不了解顽军的情兄，表示已经布置附近各村的地下党组织，采取探亲访友等各种方式，连夜搜集情报。他俩很有把握地说，只要艾庆璋的部队还在附近，保证明天就能查得一清二楚。
果然，第二天天还没亮，张光便亲自送来了情报，说是夏家党支部的党员一直盯住敌人，现已查明有一股顽军停留在黄家埠以南十公里的上塘、回龙庙一线。他刚报出地名，父亲的手指头已经点到地图上的这两个地方了。这时，何司令也已向父亲投来了询问的眼光。“动作要快，白天奔袭！”经过研究，大家都认为好。
当部队一口气赶到上塘时，真的打上了。老实说，就怕顽军一触即溃。这股顽军倒是交手了，但在太阳快要落山时逃入章戴，企图以村落为依托进行顽抗。傍晚，部队在顽军激烈的抵抗中突入章戴。至此，在两天的穷追猛打中，共歼顽军五百余人，艾庆璋及其残部不知去向。
早在此次自卫战斗打响以前，区党委特地指派朱人俊等同志做了三北几支友军的工作，希望他们不要反共，严守中立。十数天来倒也不见他们的动静。但司令部接连获悉，庵东、周巷、五夫、百官、松厦等据点中的日伪军有蠢蠢欲动的模样。这是不能不防的。在国民党顽固派制造摩擦、挑起内战我方被迫自卫作战的时候，日伪军乘机向我夹击，这早已成为一种规律。无独有偶，恰恰就在这时，曾经遭我痛击的汪伪军第十师，派出他的第三十七团的一营，占据了我余姚南乡四明山区的重镇梁弄，并在那里日夜赶筑工事，修碉堡、掘深沟、拉铁丝网，搞得异常的忙碌，扬言从此不走了。情报传来，区党委成员无不义愤填膺。平日轻易不动感情的谭启龙震怒了。他说，“这肯定是一个大阴谋！”何克希敏锐指出，“这不只是一个乘虚而入的问题！”
那时，父亲还没有去过四明山，可他知道梁弄位于四明山的心腹地域，是我军今后建立以四明山为中心的浙东抗日根据地的必争之地。父亲他们几个领导人多次谈到过，三五支队之有梁弄，有如苏中、苏北我军之有黄桥、盐城，皖东我军之有半塔集……”
区党委审时度势，决定兵分两路。一路由谭、何、张率领部分队伍及司政机关，去往慈（溪）镇（海）北部，迷惑敌人，分散日伪军的注意力，防止敌顽向我夹击；一路由父亲带领第四、五支队主力，活动于余（姚）上（虞）地区，严密监视艾庆璋动向，积极捕捉战机，以求彻底歼灭其残部，不使卷土重来。
经过前面几次战斗，艾顽与我方的力量正在消长、变化，顽方在兵力上已经不再占有优势。但当我方决定兵分两路后，我方在兵力上所处的劣势地位又变得显著了。正是出于这些考虑，在两路部队即将分开的时候，何克希特地向父亲和几位支队干部、地方负责同志作了反复的交代。他表示，日伪军在我们背后捅刀子、搞一家伙的可能性是有的，麻痹不得。但是，如果因此顾虑重重，缩手缩脚，那就不对了。一段时间，我们只能看准一个敌人下手。目前最主要的是要把自卫作战打到底，取得彻底的胜利。他问父亲他们，“再打十天，怎么样？”大家都说，“没有问题，一定能够取得彻底的胜利。”
又经过一二天周密的侦察，十二月八日，查明艾庆璋部驻扎于谢家塘一线。这情况引起了父亲的思索：艾庆璋为什么要占领翻过堤坝便是海涂的谢家塘，是准备渡海逃跑吗？谢家塘离伪军据点较近，是不是顽伪之间有勾结？经与支队干部商讨，大家认为，艾庆璋在谢家塘更加穷凶极恶地奸淫掳掠，说明他已经顽固不化，逃跑、投敌的两种可能性都有。针对着这种情况，就越是要速战速决，打得他措手不及。
当天晚上，伸手不见五指。部队在沉沉黑夜的掩护下，从临山卫出发，沿着海堤向西疾进。按照既定的作战计划，部队过了黄家埠以后，分成两路，一路仍走海堤，一路走堤北的围垦区，形成齐头并进、互为犄角的态势。正走着，黑暗中传来了叫喊声。父亲想，“莫非有敌情？
不容父亲细想，又听得西首不远处有人送过话来：
“哪一部分的”?
“老百姓”。我们的战士回答。
“你们真的是老百姓，深更半夜的做什么?"
“有人生急病，没办法。”我们的尖兵回答得很巧妙。
“真是老百姓?”那边又问了一句。
“真的。”是一种恳求的、可怜巴巴的口气。
“拍着手过来。”
“啪，啪，啪……”我们的侦察员机灵极了，立即应声而出，一手提着打开了机头的驳壳枪，一手拍着腮帮，迎着顽军哨兵向前走去。等敌哨兵发现有异时，硬卜卜的枪口已经抵住了胸膛，只有束手就擒的份儿了。经审问，知道这里离开谢家塘还有二三公里路，堤北几个小村落里驻的是国民党平湖县长谢友生和王八妹的部队，共有五六百人。父亲当即命令两路部队原地隐蔽，又传话支队干部快步上来。
父亲他们在就近找了一间茅屋，关好门窗，点起蜡烛，摊开地图，进行紧急的商议。同志们全都注视着父亲，要父亲先讲讲自己的决心。父亲提议，暂时放弃攻击谢家塘的战斗计划，因为分兵同时打两个地方没有必定取胜的把握，弄得不好，两面都打空，不如先打掉谢友生、王八妹。同志们权衡利弊，赞成这一方案。
说打就打，前后不过十几分钟，我军便已发起了攻击。
何司令说过，艾庆璋是乌合之众，这话千真万确。且说眼前的王八妹吧，原是个太湖女盗，因她杀人越货颇有胆量，且会双手使枪，啸聚了许多盗匪。此次艾庆璋充当反共急先锋，树起黑旗招兵买马，通过谢友生（谢友生是王八妹第十任丈夫）招王八妹入伙“剿共”。当地群众、特别是渔民们，一谈起王八妹来，无不又恨又怕。
为民除害，这是我军义不容辞的责任。父亲对干部们说，一定要打得狠，力争一网打尽。
枪声是鸡叫头遍时打响的。部队分两路突击，一路沿海堤居高临下地猛扑过去，一路从杭州湾一侧快速包抄。由于打得突然、打得迅猛，敌人都还在睡梦之中。但是，这帮家伙在长期的盗匪生涯中练就了一套狡猾、奸诈的伎俩，惯会在情况紧急时窝藏潜逃，弄得你民匪难分。对此，父亲他们事先是不太清楚的。等到打了进去，发现并没抓到多少俘虏，可又没有听见说逃了多少，岂不奇怪！经过宣传群众，再加上深入细致的访问，群众知道坚决抗日、爱护人民的三五支队是来收拾土匪王八妹，为老百姓除害的，便纷纷为我们引路、指点，把那些换了装混迹在村民家的，和胁迫房东为其掩藏的土匪揪了出来。没多久，共捉了五百多人，其中就有谢友生。只是便宜了王八妹，她带着几个保镖溜走了。
当日上午，部队悄悄地退回到黄家埠附近的一个非常隐蔽的小村子里，立即放出警戒，封锁消息，严格命令部队不许随意走动，吃完饭，好好地睡一觉。这样做的意图是准备当夜再攻
我军打了王八妹，艾庆璋不会不知道。就主观愿望来说，最好是艾庆璋不逃不溜，仍旧守在谢家塘。一旦当侦察员回来报告证实艾庆璋“没动”的时候，父亲便又苦苦地思索起来了：这一回，艾顽有了戒备，突然袭击的一套用不上了，应该准备强攻。
果然，午夜发起战斗后，顽军的抵抗比较激烈，我方有一些伤亡。但是，艾部终因屡遭歼灭，士气低落，在我不断的攻击下，开始溃退，退到村中的一座洋房中继续顽抗。出乎意料的是，当我军最后夺取洋房、清查俘虏时，却没有艾庆璋的踪影。
奇怪，艾庆璋是怎么逃走的？逃到哪里去了？直到第三天，小越地下党组织秘密派人出来报告，我们才知艾庆璋已带着他的残余部队，逃进了小越伪军据点。
打据点，对于毫无攻坚经验的游击队来说，是个难题。地下党同志已经为部队查明，伪军和艾庆璋残部合在一起，共有五百人左右。兵力不算大，而且又是惊弓之鸟，是可以打的。问题是敌人凭坚据守，我军几乎没有什么攻坚的武器。
小越被包围了。我主力部队不必说，附近的民兵和群众也撑着船、背着大刀土枪前来助战。人多势众，群众的抗日情绪高涨，这当然都是令人鼓舞的。可是，人多目标大。小越西北的松厦是据点，南边杭甬公路上的五夫、百官也是据点，相距小越都不太远，相互增援、接应都很方便。考虑到这一点，父亲分别向松厦和百官方向派出了警戒部队，并又派出几批侦察人员，密切注视马渚、余姚等地的敌情。但这些都只能作为临时应变的部署，在当时的条件下，我军还没有力量可以阻止敌人的调动和增援。这就是说，我军包围小越只能是半天、一日的时间，要么迅速解决战斗，要么主动解除包围，时间拖久了，必然会发生变故，使自己由主动而陷入被动。
小越是一个较大的集镇，三面环山，一条河流横贯集镇的南北。现在，根据我侦察员及地方党报告的情况，敌人已经在河道入镇的口子上设起障碍，防备我从水上突入镇内；后山和马面山两处各有一个高层碉堡，碉堡的周围有几道战壕，后山的碉堡毗连着几间小屋，这个碉堡比较大，可以用火力控制全镇，是个要点；镇内河东有个大祠堂，艾庆璋和他的残部就住在祠堂里。
这当中，大家有一个共同的看法：伪顽合流，兵力增加，但防御的力量并没有太大的加强。因为工事仍旧是伪军一个连的工事，艾庆璋残部来不及构筑工事，只能利用房屋作为依托。还有，仓促之中，他们之间也不可能有统一的指挥，周密的部署。
这样，父亲他们决定分三路进攻。主力放在正面，由北向南，沿河往镇子里打，多备小船、跳板、长梯、棉被；东、西两翼，以强攻后山和马面山的碉堡作为自己的战斗目标；正面的部队待两翼得手后再行动。地方同志还临时给我军拖来了黄檀炮（土炮）。
十二月十五日深夜，打响了攻击小越的战斗。两侧山头上的碉堡很快被我占领。此时，担负正面攻击的部队，突然以稠密的火力向敌人发起攻击，攻占碉堡的部队也从山上往镇子里冲；黄檀炮轰鸣，一串串子弹曳着红红绿绿的光带，纵横交错地划过夜空，道道亮光倒映在河面上，十分壮观。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战斗，小越据点被拔除了，山头上的两个碉堡中升起了冲天的火陷。随即，指挥所挺进到河东的大祠堂里。战斗发起时，这里是艾顽的“剿共”司令部和伪军头目季槐林的指挥所，现在变成了俘虏收容所，真是莫大的讽刺。
在清查俘虏中得知，艾庆璋效法曹操的故伎，演了一出割须逃遁的丑剧。后来获悉，这个反共的急先锋渡过曹娥江，直奔大后方去了。也好，就让他去给那些顽固派报个讯吧！
至此，持续十八天的浙东第一次反顽战斗胜利结束。
顽固派两千多人的兵力就这样基本上报销了。
刘亨云简历：
刘亨云，江西贵溪人，1913年出生。1929年参加红军，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北上抗日先遣队连长。参加了闽浙赣苏区反“围剿”和闽浙赣三年游击战争。先后任新四军第二支队营政委、浙东游击纵队参谋长，华东野战军师长等。解放后，曾任 浙江省军区副司令员、省军区顾问。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