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东鲁迅学院
宁波红色记忆
刊于《宁波市水文化》杂志
2018第03期（总第十八期）
2018第04期（总第十九期）
笑看今朝花烂漫，最忆碧海映丹心
——王起伯伯辉煌的一生
文/时雨
一、“父亲活下来是因为他命大”
王起伯伯走了有三十七个年头了，浙东人民对他的名字至今未忘。尤其如今被称之“红二代”、“红三代”的浙江人中，他的名字尤如一道“闪电”撕裂长空，仍照亮着人们的心灵。与在这块土地上流血牺牲、并肩战斗过的革命前辈、如谭启龙、何克希、陈布衣、朱之光一样，深受人们的爱戴和尊敬，并继续被人们怀念着。
王起伯伯在革命战争年代的重大贡献，朱之光伯伯在沈宏康伯伯等老同志为编《王起纪念文集》、让他做的代序《为党的事业奉献一生》中说得很明白：“早听到宁波舟山一些老同志要为我们尊敬的、离世已二十年的王起同志出一本纪念文集，我非常赞同。不久接到宁波市新四军研究会来电，要我为这书写几句话，我就欣然答应。我已届耄耋之年，记忆力衰退，但有些事却永远忘不了，其中就有王起同志……”
“我们党在同强大的敌人长期斗争中，一直有两条战线，一条是公开的，另一条是秘密的，被称作秘线。主战场在白区和敌人营垒中。王起同志早年在上海当学徒时入了党，长期参加‘秘线\\\\\’工作。抗战初起，他在镇海、定海一带工作，对定海党的建设、抗日根据地的创建有过重大的贡献，定海人民至今还在怀念他。浙东区党委成立后，他是浙东白区党的领导人之一，负责镇海、鄞县、奉化三县东部及定海等地区的工作……”
去年底，我随好友沈季民参加朱之光伯伯归葬四明山仪式。那日王起伯伯的儿子王晨也来了，在宾馆里为现场采访人员讲述他父亲在战争年代的故事。房间内里里外外的围聚了许多人聆听。王晨讲了很长时间，最精彩也最令人难忘的是王起伯伯在1948年8月16日在六横岛生死攸关的突围。我记得他是这样讲的：“父亲自1938年始，一直在党的隐蔽战线工作，到1948年，他担任东海游击总队政委，那天在定海茅洋开过东海工委扩大会议，执行浙东“临委”决定，与总队长江之铭率领4个中队280余人，带着8挺轻机枪及其他武器到达螺门。打算经六横到台州地区与浙东主力会师，打开浙东游击战争新局面。他们登上8只大帆船，满怀信心地向莲花洋驶去。一路顺风顺水，到朱家尖已退潮。老大下帆伏潮，次日又行，顺着涨潮向西南行驶2小时，太阳出海时六横岛渐渐清晰。教导员华浩之率一、三中队驶向石柱头，江之铭率特务中队驶向（中）上庄，王起率五中队在下庄登陆。各中队在机枪掩护下直扑皎头，迅速收缴了岛上唯一的警察分所和双塘乡公所的武装。
8月21日，“东总”宿营六横岛已经第三天了，天下着淅淅沥沥的细雨，王起政委召集了各中队队长和指导员以上干部在双塘庙开会。会上他简要地了解了情况，果断地说：“敌人已经形成了海上封锁，要打仗了，现在请江总队长和荣轩同志提出作战方案。”
会议只开了近一小时，江之铭和大队长王荣轩简单通报了敌情并做出应战方案。他俩说：昨夜陆续发现敌人炮舰6艘，轮船4艘，六横岛的外海还泊有兵舰两艘，渔船被赶回港，炮舰绕着六横岛外围游转。遂后决定前沿第一线队由一中、三中、特务中队组成，沿登陆港口隐蔽狙击；分一部分依托双塘、皎头山组成第二纵队。由五中队作机动防御。
战斗很快就打响了，上午六时，敌税警直辖第二中队长池兆海带领二中队及直辖一中队二分队，携轻机枪6挺、四七小炮5门，乘新水大机轮、“象山”号炮艇，逼近下庄（双塘）港口我特务中队阵地。我特务中队凭着杨梅潭山地有利地形隐蔽反击。石柱门的敌军是海军巡防处的，用舰艇封住了石柱港和张起港，狡猾的敌人不敢直接登陆，在海上追逐渔船试图靠拢；海上的炮艇发现登陆受阻，便集中火力在六横岛东线沿岸形成一座火墙，敌军便趁着火炮的掩护发起进攻。
战斗延续至下午三时，雨渐止，两架飞机掠过海面上空俯冲扫射。王起和朱松基来到前沿，吕恒背着负伤的章宝业过来（这时部队损失已很大），王起看了一下昏迷的章宝业，对吕恒说：“坚持到黄昏撤出战斗，向双塘山、礁潭方向靠拢；传令五中掩护撤退，阻止登陆之敌。总队部迁设田岙岭清水庵。”
王晨说：“多年后，父亲在回忆这次战斗时说：参加革命后我一直从事地下工作，没打过硬仗、大仗。六横岛战斗是空前惨烈的一场战斗，战斗开始我方有四个中队、280多名战士，至战斗结束损失约三分之二。而这些生龙活虎、革命意志坚决的战士，都是我父亲在‘三东\\\\\’地区工作时苦心培养出来的‘精锐\\\\\’，使我们后辈人深刻地体会到战争的残酷和革命胜利来之不易。”
王晨继续讲述六横岛战斗的经过：朱松基的五中队在礁潭坳半月山设伏，掩护部队撤退。一、三、特中迅速撤退到田岙岭，敌海上的火力转向我军撤退的山地轰击，随即敌海军巡防处以陆战队为前导，保警一、三中队为侧翼、尾随一批乡丁、土顽，以巡防队长丁琪璋为指挥，气势汹汹地向双塘扑来，进入五中队的伏击地。随着队长朱松基一声令下，机枪声“哒哒”响起，把敌军阻隔在狭长的山道上。敌军弃尸51具，丁琪璋率部不得已退回下庄。与此同时，敌另一由池兆海指挥的税警中队却从侧翼搜索前进，攻占了仰天岗警戒宿营，与我驻地田岙岭隔山对峙。
“东总”在晚上召开中队长以上干部会议，王起表彰了五中队大刹了登陆敌军的嚣张气焰。但经过一天的消耗，各中队都几乎把子弹打光了。这时王起说了一句话：“我们‘东总\\\\\’现在像一群围网中的鱼，不是鱼死就是网破……现在大家可以献计突围了。
22日子夜，田岙岭上像一潭积累的水悄悄分流，一、三、五、特务中队由尖兵带路分头突围。王荣轩、吕恒带着一中到对面小岛狗头颈。其他中队也各自分散行动，王起带着总队部留下的何育芳等12人，有一挺轻机枪和两支冲锋枪，向峧头、双顶山西撤；直至将军山时五更将尽。这时仰天岗方向有零落的枪声传过来，何育芳告诉王起说：“敌人开始搜山了。”
王晨说：“总队部决定向西突围的方针是正确的，这样可以分散敌人的目标。六横岛西部靠近象山港大陆，贴近临委开辟台属中心地区三门湾。如果能突破包围，是最理想的选择。但是经过侦察、探索都遭到封锁、枪击。最后决定重新翻越高山，至六横北部经过白天战斗过的两边高山的峡谷向西突围。原本想在黎明之前通过敌人封锁线的，谁知制高点又遭敌人控制，又是一阵机枪扫来，我爸利用一棵大松树隐蔽卧倒，几分钟后枪声稍息，他发觉队伍已无踪影。”
“说起来，我爸的命还真大。见队伍已向北撤走，敌人哨兵的子弹阻断了进路，他由在部队做事务工作的宣伯年伴着从山腰下来，摸到一个偏僻小村，见有一间草舍并着两口寿材。他俩就钻进去‘安睡\\\\\’在里面等过了白天。黄昏时他俩跑到海边，又遭敌枪击，无奈退还。但我爸觉得地方自卫队与其他敌军不同，派宣伯年过去‘谈判\\\\\’让道。宣伯年去了未还，我爸认为他‘出问题\\\\\’了，黎明时在山洞内烧毁了文件并给浙东临委写了检讨书，还给狱中的妻子留下遗言，放在洞顶的岩缝里……直至傍晚带着一颗准备与敌同归于尽的手榴弹走出山洞。这般日宿夜歇地一连几天，才由一位撩番薯藤的农妇带他找到西岙曹云山家里脱离危险……”
王晨说：“这位曹云山是我党的地下党员，父亲住村里时有一位叫刘阿桃的基本群众认出了他，知道国民党在《悬赏公告》中我爸这颗人头值20亿（旧币，相当二十万大洋）。但他没说，待父亲走后才告诉曹云山。可想当时革命群众与共产党是心连心的。”
二、拉开浙东敌后抗战序幕的人
此节我主要参考丁公量、钱铭岐、徐朗和杨志行（王伯母）等回忆王起伯伯的文章。
丁公量在王起伯伯逝世20周年的纪念文集中著文说：“王烈均的名字，61年前我已在皖南新四军教导总队工作时听到了。是由陈维城、马贤弼、胡时杰、江厥成、孙寿昌等一批舟山老乡、在1938年底1939年初先后来皖南教导总队参军时告诉我的。他们说定海已有党组织活动了。在县前中心小学任教的王烈均和张启达是从镇海来定海的，时间虽不长，但对抗日救亡活动很积极，很活跃。大家都认为从他俩的言谈中肯定是共产党员。我听了很高兴，舟山自1927年的大革命以后，就没有听说过有党组织直接领导过斗争，只有失去了组织关系的党团员自觉地来定海进行过零星的革命活动，相信舟山将会有朝气蓬勃的抗日斗争的局面。”
丁公量谈到了他首次见到王起伯伯的情况。他说：“1941年10月我从上饶集中营越狱后，又在福建蒲城被国民党抓了‘壮丁\\\\\’，然后在‘新兵大队\\\\\’里又逃了出来，帮人种过菜、养过猪，辗转5个月，在1942年的3月回到宁波，然后到了沦陷3年的定海见到了妹妹丁菲。这时定海的‘抗战\\\\\’搞得有声有色，已参加‘抗战\\\\\’工作的丁菲除谈了离别后的经历外，重点向我讲了定海的抗日武装已有了一个短枪队、一个长枪队共一百余人的抗日武装，向敌伪进行过大小6次战斗，其中5次都是与鬼子直接作战，击毙鬼子20来名。她说那些武装和战斗都是由王起同志建立和组织的。我问她王起是谁？她说就是王烈钧呀！”
关于王起伯伯在那段时期的经历和作用，解放后当过定海县委书记的钱铭岐和曾任特派员的徐朗说得特别清楚。他俩总结有三方面的“业绩”。
一是组建定海县“战时政治工作队”。1938年初，国民党省政府在“中共”推动下，颁布了《浙江省战时政治纲领》，各县先后建立了“战时政治工作队”及省政府直属“政治工作队”，至1939年底，全省共有75个县政工队，合计干部和队员3000余人。新组成的定海县“战时政治工作队”，成为中共定海县工委领导下的一个群众工作部门。1939年6月23日，日军占领定海县城，国民党定海县党政军机关撤至大榭岛和镇海柴桥一带，中共定海县委根据宁绍特委的指示，派党员杨志行和进步青年吴文云，通过在县政府内工作的郑建华（地下党员）的关系重建“政工队”，并任命他为政工队队长，王起同志（时为中共定海县工委书记）为副队长，在东区一带进行抗日宣传活动。不久，郑建华被日军逮捕牺牲，由从省政工二队返回的厉文清任队长，并由钱铭歧（县工委组织委员）担任总干事。政工队在定海敌后宣传坚决抗日、民族团结，动员群众参军、散发传单，在群众中进行“二五减租”活动，还在群众中开展建党工作，为党输送了一批干部，参加武装和抗日政权建设活动。王起是早期“政工队”的重要组织者和发起人。
二是建立敌后武装五大队。定海“五大”的全称是“定象保安总队第一支队五大队”，是由中共定海县委和三东工委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力量，是在极其艰苦复杂的斗争岁月中创建与发展起来的。1939年6月23日日军占领定海。中共定海县工委即转到东区农村。7月，县工委书记王起在吴榭乡党员梅馨的配合下，迅速组织了一支由工农份子参加的抗日游击武装——吴榭乡自卫队。由党的统战对象、吴榭乡乡长梅燕翼任队长，中共党员、印刷工人褚公良任副队长。不久国民党县长苏本善借机将乡自卫队扩编为县抗日自卫独立中队，任命褚公良为中队长。后褚公良投向苏本善，组织上即停止他的党籍（解放后被人民政府镇压）。1940年初，县工委根据上级党委指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接受吴榭乡自卫队被编并要求，为此，王起通过洞岙区长吕道英统战关系组建抗日武装。大队长由党的统战对象吕道英挂名，实际领导权和指挥权由大队副、中共党员吴志先负责，中共党员徐长海任指导员，负责部队党务和政治思想工作。大队下设3个中队，每个中队配有正副中队长和指导员并建有党支部（由指导员任书记）。一、二中队配备长枪和轻机枪，主要活动于镇海峙头、鄞东地区，不定期地到定海敌后活动。三中队为短枪队，主要活动于定海敌后，保卫县工委机关，配合东区政权执行镇压汉奸特务，保护海上交通线、征粮收税等任务，全力投入反对日伪军的“清乡”、“扫荡”活动。从1940年初至1943年10月，“五大”从10余人的武装组发展成为200余人、枪的大部队。成为中共三东工委在定海、镇海、鄞县地区开展敌后抗日武装斗争的主力。
三是开辟定海东区抗日根据地。定海东区抗日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定海人民建立起来的一块游击根据地。位于舟山岛的东部及以南的一些岛屿，以黄杨尖山为中心，包括甬东、吴榭、白泉、皋泄、北蝉、洞岙、芦花、勾山、蒲岙、茅西、大展、舵岙、长峙、盘峙、荷外等乡（今城东、临城、白泉、北蝉、展茅、勾山、长峙、盘峙等乡（镇）街道及沈家门的部份地区），面积约274平方公里，9万余人口。定海东区抗日游击根据地创建于1940年初，是浙东最早的一块根据地。以四明山为中心的浙东抗日根据地建立后，又成为它的组成部份，一直坚持到1943年10月主力武装撤至四明山。
伯母杨志行在《王起足迹寻踪》一文中说：
王起于1917年出生在浙江省镇海县大碶镇高塘乡田三洋村，先后有名耀甫、士耀、立箘、烈钧，最后才用名王起。父亲从小替地主看牛，后来到上海当了商店职员，家中六口，生活艰难。但父亲觉得还是让儿子读点书，以后长大有出息。王起始就读本乡愈愚小学，后转高塘小学、灵山小学。他学习勤奋，曾从四年级直接跳入六年级；尤喜阅读进步书籍，少年时期就受到革命启蒙教育。1933年，16岁的王起在上海由灵山的同学应书霆介绍参加地下党外围组织“社会科学者联盟”。隔年，17岁的他由领导人胡万选、王翰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1937年8月初，王起回乡探母。因“八．一三”沪战爆发暂留镇海，同时急切与党组织联系。在等待中，他参加了当地的抗日救亡工作，并组织在乡的进步青年李长来（侠民）、李健民、王博平、应书霆等五人去陕北安吴堡我党举办的“青训班”学习。
1938年清明前后，王起经张启达介绍到舟山定海，在县前中心小学任教。校长沈毅是进步人士，委任他为校外辅导员，为他宣传抗日活动提供了方便。同年10月建立以张启达为书记、王起为组织委员的定海县工委，于次年春发展杨志诚、杨志行、王淑娥为党员。并吸收杨志诚为县工委宣传委员。5月，王起代表定海党参加丁宁绍特委党的第一次代表会，并选出以杨思一为代表的五位出席省党代会的代表。此后，定海县工委在加强党的领导、提高进步青年素质的基础上，发展壮大党员队伍，为以后深入农村工作打下基础。
1939年6月23年定海沦陷，县工委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由王起坚持农村，发动群众开展敌后斗争和组织武装，张启达去向上海党组织汇报情况，杨志诚进入敌占区开展工作。不久，通过国民党县长（民主人士）苏本善，建立由郑建华（中共党员）当队长、王起任副队长的“政治工作队”。7月，张启达调任镇海县工委书记，王起任定海县工委书记。8月，王起任中共宁绍特委鄞县中心县委委员、组织部长，分管定海工作。1940年1月，王起任宁属特委委员，仍分管定海工作。
1940年7月，王起通过吴榭乡长梅燕翼的关系，建立了由共产党员梅馨任指导员的吴谢乡自卫队。不久，悔馨被杀害，自卫队也被丁松生部缴枪。王起在认真做好统一战线工作的前提下，团结国民党县长苏本善派国民兵团第一大队回定海，击溃丁松生部建立国民兵团第二大队。同时又安排王家衡去岱山打入国民兵团第三大队任指导员（后兼任中队长）安排李伋去六横岛任第四大队指导员。打下敌后武装工作的基础。
1941年4月，宁波沦陷。此时由于皖南事变，特委改成特派员制。时任特派员王文祥与王起共同研究了把宁属地区划分为：以宁波为中心、姚江与甬江为界，把慈溪、镇海分成南北：把鄞县、奉化分成东西的三个小片。由王起领导鄞东南、奉东、甬江南、定海；王文祥领导三北、鄞西、慈南（四明）。原各县工委、特派员也按此分工。这个分片领导，一直坚持到1942年6、7月间宁属特委缴销，浙东区党委成立、设立三北、四明、三东地工委时为止。
1941年宁绍战役后，舟山敌人力量有所削弱。4月，“蒲湾战斗”打响，为建立东区民主政权打下基础。1942年7月，三东地工委建立，由吕炳奎为特派员，王起任副特派员。舟山本岛党组织恢复建立了以钱铭岐为书记，王博平、陈子方为委员的县工委。浙东区党委成立后，定海东区警察队归三东工委领导，后改建为“定象游击指挥部第五大队”。这支部队有两个中队100余人，建有党支部，是三东地区的主力武装，活动于定海、镇海、鄞东一带，坚持了定海东区的游击战争。王起对创立与开辟浙东敌后游击根据地，是倾注了心血的。
舟山东区即洞岙区政府的建立，开始了以黄梁尖山为中心的游击根据地一系列建设，实行了三三制政权和“二五减租”和贯彻锄奸等一系列政策。
1943年3月，三东地区党组织重新改为特派员制，并将定海分成南北两半。由于国民党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定海县长苏本善“转向”改造“自卫队”，王起紧急通知钱铭歧，把“五大队”公开人员逐步撤至四明山根据地。10月5日，钱铭岐会同陈子方带领该地区大部份共产党员、政工队员180余人渡海，于次日安全抵达三北古窑浦。“五大一中”（同时撤出的“五大二中”因队长俞磊峰抗命叛变遭受损失）到达四明山后，被编为特务大队（后编为“五大三中”）投入浙东第二次反顽战斗……
“五大”撤离定海后，三东地工委在江南横河乡山沿陈的机关，当即转移至宁波鄮西桥五号，后又转移至象鼻弄12号。1944年3月，浙东区党委决定设立浙东沿海工作委员会（海委）任命吕炳奎为书记、王起为副书记，并把海防大队划过来，队长张大鹏参加“海委”为委员。吕炳奎兼任海防大队政委，“海大”建制仍归属浙东纵队司令部。
4月，王起受命负责三东地区党的工作和海上游击活动。8月，海委决定派出“海大”第一中队，由副大队长陈铁康带领，在舟山本岛和秀山、岱山地区活动，开辟海上游击根据地。8月21日，大鱼山岛战斗打响，击斃日军40余人，伪军20余人，我军壮烈牺牲37名。
1945年2月，浙东区党委执行华中局指示，以配合战略反攻，成立杭甬沿海城市工作委员会，王文祥为书记，王起为组织部长，负责发展以宁波为中心的各地城镇秘密抗日同盟组织的工作。8月15日，日寇投降。16日，组织原由三东地下党控制的奉化保安大队第一中队100余人起义，归入浙东纵队第三支队。王起和王文祥等人还配合我军攻袭宁波西门西城桥的战斗。
1945年10月，新四军主力部队北撤，浙东区党委决定王起为“三东”特派员，负责浙东地区党的秘密工作。他按党在白区工作的要求，着手整顿党的组织。从1945年冬到1946年上半年，王起整理了党的关系，以原城工委、三东工委留下坚持的干部为主要基础，聚集了一批精悍又有白区工作经验的骨干，建立了宁波市工作委员会，王起兼任书记，吴田、周明、钱铭岐为委员、隶属华中分局城工部领导。
1946年12月下旬，上海分局（时浙东归上海领导）召开了讨论浙东工作的“上海会议”，参加者有林枫、顾德欢、刘清扬、王起。会上成立了浙东工作委员会，刘清扬为书记，马青为副书记，王起为委员；顾德欢为上海党代表，帮助浙东工委工作。
从1946年到1948年这段时间内，宁波白区党本着“隐蔽精干、长期潜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从白区的实际情况出发，严格遵守党员社会化、职业化、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相结合，党员与群众相结合、配合大城市“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群众运动和四明山的游击战争，发展了党的组织，开辟和打开了白区第二战场的局面。
1947年10月，上海局根据情况成立中共“浙东临委”，由顾德欢任书记，马青任副书记，王起任委员。为贯彻上海局指示，浙东临委于1948年1月8日在慈南孔岙召开扩大会议，确定浙东地区“独立自主地开展浙东人民反帝反封建的群众运动和游击战争，创建浙东根据地，为最后配合主力部队或邻区兄弟党，为解放浙东人民而斗争”的行动方针和任务。同时，会议决定把三东地区改为东海区（包括宁海、象山、奉化、鄞县、镇海和定海等县部分地区）成立由詹步行为书记，陈志达、王博平为委员的东海工委。
1948年1月，临委决定此前协助顾德欢工作的王起同志专管东海地区的工作。接受任务后他连夜动身进入东海区。由于此前他已在舟山召集詹步行、王博平、余力行、王家恒、姜立纲等人，建立由王起任党代表、江之铭为副总队长、王博平任政治部主任、余力行为政治部副主任的公开的地方武装——浙东游击纵队东海总队。8月17日，王起率“东总”主力4个中队280余人，在螺门分乘七艘木帆船抵达六横岛，由于敌海、陆、空三军封锁海面，仅一部突围，损失惨重……在当地群众掩护下孤身回舟山的王起，在定海吴榭召集突围出来的百余名指战员重建武装。由于江之铭遭叛徒杀害，王起指派肖群等同志在镇海建立江南武工队。
1948年11月，王起带回余力行部分武装，到达嵊新东的浙东“临委”驻地。
1949年1月，浙东临委召开第二次扩大众议，通过《关于浙东胜利前夜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决议，提出今后浙东的总方针是：“扩大和巩固浙东解放区，壮大革命力量，积极配合大军解放浙东全境。”会议决定成立浙东人民解放军第二游击纵队，司令员为马青，政委顾德欢，副司令员刘发清，参谋长张任伟，政治部主任诸敏。3月，临委建立中共会稽地区工作委员会，王起兼任书记。4月，浙东“临委”在诸暨陈蔡召开第三次扩大会议，成立城市工作委员会。由王起任主任。各地区设立城市工作部，各县设立城工科。
1949年5月，浙江各地先后解放，浙东“临委”配合南下大军解放绍兴，任军管会副主任，接着，绍兴地委、专署成立，王起任地委第三书记，兼嵊县县委书记。1952年1月，绍兴地委撤销，调宁波地委副书记，书记。1962年4月调任浙江省委委员、副省长；1963年任中共浙江省委常委、副省长。1970年后任浙江省农办党组书记、农办主任。1981年11月8因病日在杭州逝世，走完了他波澜壮阔、多姿多彩的一生。
三、对浙东农村、农业、农民的贡献
作为农家出身的孩子，许多次我都面对着王起伯伯的遗像（主要还是那本《纪念文集》），心里有许多话要说。这不仅是我对一位担任过地方党委政府要职的前辈尊敬，主要还因为他也是出身宁波镇海普通农家的儿子，对这片土地上的“农村、农业、农民”怀有特殊的感情，在他任职期间对宁波及浙江“三农”做出过重大贡献。
农民，作为中国最为庞大、最处底层的特殊群体，与国家兴衰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共产党革命，就是为了彻底解放农民阶级，使他们认清自己的使命与价值，向着解放他们自身命运的道路上奔跑。毛泽东与中共第一代领导群体中许多人都说过：“中国的问题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解决了，中国的问题也就解决了。”
王起伯伯在解放后担任过地区、省级领导干部，主要负责农村工作。在他就任的这些年中，他尽职恪守、兢兢业业、鞠躬尽瘁，为浙江和宁波的农村工作做出了重大贡献。
曾在他领导下工作过的老部下、原宁波地委副书记专员沈宏康在他的《王起同志对宁波农村、农业的重大贡献》文章中回忆说：“1952年4月，王起同志调宁波任地委书记，1953年初地委调我任办公室副主任、主任，后来调任农业生产互助合作部长，地委常委，一直到1962年王起同志调省里工作。有将近10年时间在他的领导下工作。王起同志对农村、农业、农民的工作一直很重视，将近半个世纪过去了，他对宁波地区的互助合作运动，对水利这一农业命脉，对科学种田等事业的巨大贡献以及他的艰苦朴素、深入细致的领导作风，仍十分深刻地留在我的脑海之中。
沈宏康伯伯在回忆中主要谈了四件事。
一是抓住“土改”后农民向何处去的问题，稳步发展互助合作运动把农民组织起来。他说：“土改后，面对汪洋大海的小农经济，王起同志对农民往何处去的问题，有个比较清醒的认识。他把地委工作的重心放在农村，稳步地引导农民走互助合作的道路。他明确地向我们指出：互助合作的目的就是发展农业生产力。因为这种一家一户在小块土地上靠手工操作的小农经济，生产是搞不上去的。要把农业搞上去，就非把小生产改为大生产不可。而要实行大生产，一要改造农民头脑中小私有者的思想和经济结构；二要有国家工业化的支持。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不能操之过急。
根据这样的指导思想，宁波地区在土改结束后，通过典型示范，很快由互助组转入“初级社”，各地都出现不同程度的增产。1954年7月，地委又召开全区农业生产合作会议，部署试办一批高级合作社，推进全区的合作化运动。那段时期地区的合作化运动发展基本上是正常的，但也有一些不和谐的“声音”；对此王起同志坚持“办社”正确的做法：一要坚持自愿，禁止强逼农民入社；二要坚持“互利”，正确处理各种具体政策。三要培训一批骨干，根据城乡特点循序渐进。
沈宏康伯伯说：“现在回过头来看，王起同志在领导宁波地区互助合作运动过程中，从指导思想到工作实践，都是正确的。即使在不可违抗和不可逆转的形势下，也做出了尽量减少损失的努力，其实事求是的精神，令人钦佩更值得学习。”
二是抓住水利这一农业命脉，造福于宁波人民子孙后代。王起同志在领导宁波地区农村工作的10年里，对宁波地区农业生产作出了巨大贡献，其中最应该提到就是兴修水利。
宁波依山靠海，不是水资源丰富的地域。解放后在1953年遇严重旱灾，水稻减产歉收，1956年“八．一”强台风在象山登陆、沿海海塘倒坍殆尽，人畜伤亡损失惨重。1958年春旱接伏旱，致使水稻无法下种。王起同志深知“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在他担任地委书记期间，决策拍板兴建“姚江大闸”等水利工程。当时正处“大跃进”的高潮，王起同志与余姚县委主要负责同志一起视察姚江后，立即召开了余姚、镇海、鄞县和宁波市区有关负责人会议，设立由余姚县长任总指挥、镇海县、宁波市各出一名负责同志任副指挥的建闸指挥部。自力更生、自筹资金160万元，调动最高出勤力日约1.8万人次、开展群众性的“水利工程”，在短短10个月时间里（1958年9月至1959年6月），完成工程量达土方180万立方、石料10万立方米，成为宁波水利建设史上的奇迹。
沈宏康伯伯说：“这么一件大事，如果不是王起同志狠下决心和坚忍不拔的毅力，如果没有各县（市）委和广大群众的支持是办不了的。姚江大闸的建成，使沿江52万亩农田灌溉基本有了保证，咸水不进，蟹害绝迹，单季稻改成双季稻，产量成倍增长，粮食增产十分显著。实现了姚江上游几代人要解决咸潮的梦想，办成了一件造福子孙的大事，宁波人民永远不会忘记的。”
三是改变水稻耕作制度，提前超纲要、农业大发展。沈宏康伯伯在深情缅怀王起伯伯时说：“王起同志对农村、农业、农民的关心和爱护，还有一个比较突出的事就是推动全区改变水稻耕作制度。这是宁波粮食生产的一次重大突破。”
他说：解放初期宁波地区水利较好的地区大多种间作稻。沿江、沿海地区水利条件比较差的多种单季中稻。1953年宁波专署农场试种10亩连作稻成功，全年中、晚稻两季亩产达893市斤，比间作稻多产180市斤，增产两成半。王起同志发现这个苗头，就决定向全区推广连作稻。此举在1955年逐步推开，1956年连作稻已占全区水稻面积的45％；这在当时是很了不起的。但由于各地缺乏经验，加上“八．一”台风影响，早稻收不及，晚稻插不下，造成大面积减产，各地一片埋怨声，责怪连作稻改坏了。在1957年退回到了间作稻的老路上，致使连作稻种植面积只占22％。王起同志经过调查，发现余姚、鄞县同一地区连作稻比间作稻仍增产30％以上，就要求各县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通过实践来证明连作稻到底好不好？经过耐心细致的工作，各县在1958年又再次推广连作稻。一连几年，王起同志都注意水稻品种的培育和选择，1955年，早稻推广早秈503等品种，晚稻推广晚粳10509、红须梗等品种；由于高杆容易倒伏，1959年又引进了“矮脚南特”品种、晚稻引进了“农垦58”（俗称世界稻）。这样一改革，致使地区粮食产量不断持续上升。到60年代中期，全地区平均亩产864市斤，提前实现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规定亩产800斤的指标。
沈伯伯说：“王起同志对农业生产的管理是具体的。从1953年到60年代初的十年中，为了水稻改制这件事，对基层干部不知做了多少说服教育工作。他看准方向抓住不放，最后得到了好结果。这种认真的工作态度值得我们每个干部学习的。”
四是艰苦朴素深入细致的领导作风，对干部既严格要求又十分爱护。沈宏康伯伯在这一节中举了几个例子。他说：“王起同志在宁波工作10年，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在机关工作时从不用汽车接送，而是踩着自行车上下班。平时除开会外，既使是星期天也经常下乡。当时地委把鄞县邱隘作为农村工作试点外，还在那儿设立了专署农场、农校、农科所、农机所等9个试点。王起同志一有空闲时间就带着秘书、踩着自行车往那儿跑。他去邱隘总要我陪他去，我当时不会骑自行车，他就要我学。我也就是在那时学会自行车的。至于下乡吃饭，王起同志也十分随便，喜欢简单地与大家一起吃大锅饭。他从不喝酒，更不吃宴请。在他以身作则的带领下，当时地委干部下乡成风，大多背着背包步行去的，路远的地方才坐长途汽车，乡村干部和农民吃什么，大家也跟着吃什么。谁也不敢喝酒吃宴请，党群关系十分融洽。”
沈伯伯说：“王起同志还是一个工作狂。他不仅没有星期天，还常常深更半夜地打电话给我们。下乡坐在小车上打瞌睡，这对他来说就是很好的休息；一到目的地就马上投入工作。他常对我们说：‘到野外去看看田头、山林、工程，这是我最过瘾的休息。\\\\\’当时我们地委干部私下议论：‘跟王政委（书记）是最辛苦的，他干起工作来不分白天黑夜，他不休息，难道我们能休息？\\\\\’
“王起同志对干部既爱护又很严格。1958年夏收夏种，余姚县农工部罗以谓同志在洪塘检查工作，发现那里一个村用包工到户的方法，用5天时间完成了原定10天的收割任务，觉得很好，就把此情况向我汇报。我去现场开会总结并向王起同志作了汇报。他同意这一做法，结果提前完成全区的夏收夏种。但这事后来受到省委领导的批评，说沈宏康同志搞‘包工到户\\\\\’这是方向问题要检讨。王起同志为了保护我，主动承担说：‘这是我的责任，不能责怪宏康同志。\\\\\’这事过去后他从没告诉过我，几年后我才从当时在场同志嘴里听说这事的。”
四、病中日记摘抄
王起伯伯是1981年11月8日凌晨离开我们的，迄今已有三十七个年头。
他的孩子以刚、王晨、咪龙在回忆文章中说：“在我们眼里，父亲的身体一直很健康，从不打针吃药，假日也很少休息，经常早出晚归，总是风风火火地忙于工作。当‘文革\\\\\’十年动乱结束，各项工作逐渐走上正轨，父亲还想再干一场时，无情的疾病却向他袭来。1977年10月，父亲被确诊为鼻咽癌。”
“面对病魔，父亲是乐观的。他一面积极配合治疗，一面仍找点力所能及的工作。这段时间，除在外地工作的以刚外，我们有较多的时间与父亲在一起，父亲也有了时间静下心来多读点书。他主要读的是马列，毛选、党史、中国近代史、古诗词等，并经常与我们谈感想，交流心得。这时，我们才对父亲有了更深的了解。”
“父亲的病情日益加重，两次开刀和多次化疗，使原本硬朗的身体越来越虚弱，1978年2月由杭赴沪治疗。到年底病情稍有转机，他就回杭继续治疗。1980年2月11日，春寒料峭，父亲在病床上读爱国词人辛弃疾《汉宫春》，思绪万千，感慨不已，前后二次提笔写下遗嘱。特地告诫和提醒我们：‘不要争名利，比高低。\\\\\’并说：‘只要承认我是一个几十年的共产党员，我就满足了。\\\\\’”
王起伯伯向有记日记的习惯，可惜大部份已经散失了，这儿摘录他的病中日记数则，以使我们对他的高风亮节和细微末节处的平常心，有更加深刻的了解。
一九七九年：12月21日
19日下午，地委组织部的×同志拿去了早两天嘱我写的关于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保警三中队性质问题的意见。对于这个问题，我肯定了×××同志及在那里工作的党员同志的工作和贡献，不同意这个武装的性质是革命武装的说法，和有些同志唱了反调。革命武装的标准不能降低，这是原则问题，不能迁求有些同志的要求与随声附和。如果已经够了革命武装的条件，确定为革命武装，在我说来，也是非常高兴的，但是不能没有标准呀！那么，是否是反动武装呢？我认为也不是。我考虑，这是一个由我地下党员当队长，部队内部有我党员进行秘密工作、由我党秘密控制的国民党地方部队。
12月25日 星期三
……
下午，去机关看文件，上海市委和安徽、四川省委都加了第二书记。中央的任命，总是有道理的。
看了省委经济理论学习班的一个报告，很有提高，实践的经验，如果不从基本理论上分清是非，加以总结，往往成了眉目不清，难有说服力。看来，对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主要矛盾与阶级斗争、商品生产与市场问题、价值规律等基本问题，只有用唯物辩证法原则联系实际情况加以分析，认识才会清楚些。
12月31日 星期一 上午天阴
错误是客观的东西，其性质应按党的政策来分析确定，排队平衡的方法也不能脱离政策界限，至于对运动的态度和认识程度，也不能扩大与缩小。切忌主观片面，以感情代替政策。总的思想，应该按照党的历来教导，与人为善！
……
从×的问题，又看到党内关系的复杂，而领导上的官僚主义，使问题得不到正确的处理，真是害死人！
一九八零年1月4日 星期五 阴
……
前几天，岱山的那个当徐小玉部队警卫排长的人又来过，要求解决工作问题，我不知情况，无法表示意见，只好要他去找来信来访室。处理这种问题，原则要坚持，实际困难要适当解决，但这需要县、社积极点才好。此人（姓名已忘）带有干鳗鲞，想是作“活动”用的，要送我一条，我坚决拒绝了。再想想，此人的实际困难也需要调查，不然他怎么会几次去北京、杭州（也去过南京）到处跑呢？
1月6日 星期日 晴
《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中，有一篇浙江省台、温、处“树旗谣”。这是元末浙江农民起、反抗统治阶级的酷刑和压榨，写在起义农民所树大旗上的口号，内容是：“天高皇帝远，民少相公多。一日三遍打，不反待如何。”
1月8日 星期二 睛、雨
……
下午，天雨。魏丕然同志来。他现为诸暨县社办企业管理局副局长，谈了社、队企业问题，谈了农村情况。他说今年下乡，见到了社员的笑脸，饭有吃了，猪肥大了。证明党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已在农村见效。问题仍不少，诸暨现有人口100万人，比解放时翻了一番。有50％—60％的劳动日值只有0．60元左右，约有20％达到了1元。农民生活仍很苦，很想搞点副业。他的两儿一女在农村，过去靠自己节约下来的钱支援，才勉强过去。问题是山林破坏严重，去年以来解决山区粮食问题，才开始恢复，但尚需时间，有一农户，有自留地0．15亩种桑养蚕，年养五次，产值250元。县里大力提倡（那家还准备把0．15亩自留田的树挖来种桑养蚕），在大会上介绍“怎样发财的？”（领导说，种桑养蚕是集体、个人两条腿走路），这种提法，是否妥当？还应仔细研究为好。
1月13日 星期日 阴、下午晴
任子诚同志和陈明同志来。看来，理论上的问题还有不少，争论甚多，需要百家争鸣，在实践中总结经验，逐步解决，统一认识。如列宁下的结论：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阶段，到底对不对？也有不同意见。
据说，一月份到杭州来的外地旅游者，原订计划50多批，现在有30多批退掉了，只有10多批了，弄得几个大旅馆住客不多。为什么？旅费增加了，由原定的45元增加到65元，文娱费比国内其他地方增加5倍，如原售票0．3元一张，5倍就要1．5元，说这是文化部发下来的规定，去年浙江旅游收入280万元，折合外汇也是一笔不小的数字。现在如果因为增加旅游费的缘故因而出现“退批”，这是值得注意的问题。是否这是浙江省的一个局部问题，由于浙江的增加费用影响全国的旅游业收入，因而不来浙江呢？
上下级的矛盾，看来也是存在的。外地旅游者到宁波去，文娱费规定是每人一元，而去看一次天一阁，门票0．75元；去“无梁殿”（保国寺），门票0．50元；晚上看一次戏，门票至少是1元，这样合计就是3．25元，当地怎么垫亏得起呢？
据说，有的部门领导听不得反面意见，有人提了工作中的缺点，建议加以改进。他就可以在大会上大批：“看不到成绩！”“专讲阴暗面！”“是否对党不满！”如果真有此事，那么（他把）党中央的指示精神，不知放到哪里去了？
1月15日 星期二 晴
今天有太阳，大家很高兴。
上午我把9月份以来的《人民日报》、《浙江日报》、《参考消息》都整理了一番，并分月装订起来，以便随时参考资料，这是我学习徐同志的。过去，看过的除重要论文之外，都作随手之用，需要时就找不到了，这是很可惜的。
1月16日 星期三 晴
关于社会主义方面的理论问题，各方面正在讨论。读“经济学动态”一期，得益不少。我想，这方面应该多读一些书。理论搞不清，盲目性太多了。例如：什么是过渡时期？当前中国处在什么阶段的社会，我国解放三十年来生产关系是否适应生产力的性质？等等，问题很多，需要好好研究。
2月16日 星期六 晴 下午多云
今天是农历正月初一。
昨天下午午睡后，医生准我回家过除夕，我就回家了。
午饭后，老邓来拜年，又同去林淡秋同志家，后去浙江医院看望大姊。在那里，丁魁梅同志偕其子刘锡荣来看我们，因为她也在住院。她告诉我，她曾被选为党的七大代表已经被证实。
8月24日 星期日 晴
今天晴，太阳不多，但闷热。
下午，严式轮先生来访，感谢他的关心。从奉化来的乡人说：实行包产到户后，缺乏劳力的职工家属和弱劳力者困难来了，雇人耕种，请劳力强的合作，甚至转包给劳力强而有余者等情况都有出现，只要“富”就是光荣，有活动能力的个人就积极活动起来，集体的似乎讲得不多、宣扬不够。
今天，对石化部部长在报上已公开点名批判其“作风”。我看，这不仅是个“作风”问题而已，是对中央的指示执行不执行的问题。
据说，今年浙江麦子减产2亿斤，早稻总产128亿斤要减产10亿斤。在今年这样的自然条件下，如果早稻只有减产10亿斤，那是很不错了。是否可能还要减得多呢？对我来说，这还是一个疑问。
据说，永康有群众反映，对限期“不割青”有意见：一是死规定日子；二是可割时连续阴雨，谷子晒不燥，会大抽芽；三是晚稻插迟了，影响成熟期很大，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
9月22日 星期一
上月24日开始的喷雾治疗，霉菌未见消灭，今日开始，采用二性霉素。看来还是要经过艰苦的治疗，并要注意运动。
李××的复信已发，对他的不正确的观点，我批评了，对有些事情作了说明。
近几天下雨，气温下降。
子方同志眼睛不好，左眼几乎看不到东西。他已打报告给组织，要求离休，还牵涉到一些人之间的关系，我看他的决心是下得好的。他已66岁了，还是离休的好。
张××的党籍问题，镇海县委重新研究，按照中央组织部文件的指示精神予以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