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与村庄
大家好，这次市水文化研究会沈季民会长和我把大家请来，不是做讲座，主要还是讨教。也就是说我只是抛砖引玉；把砖抛出，玉引进；砖就值了。
“运河是一条物质之河，千百年的流淌，改写着南北中国的历史；运河又是一条精神之河，千万里的求索，承载着民族的气节。”
坐落在运河出海口甬江畔的“冰厂跟”，作为一个城市地理坐标，已经矗立了好久。可是要作为城市的文化坐标，可能还要待好久。多久？谁也不说不清；因为每个市民对城市与价值标准理解不同。每个市民心目中，都有一座属于自己、而区别于他人的城市
我先汇报一个概念，就是城市文化的标准是谁定的？通常的说法是：城市文化是市民的文化，是由市民定的。其实不然；许多城市都是由某个领导或专家确定，或者政府发一个文件，确定做某一件事，城市的“精神坐标”就确定下来了。这样的例子太多，尤其在当代，这儿恕不展开。
这种文化现象，大多是书面形式，有论文论据论证；我们不妨定义为“雅文化”。但这不是城市文化的全部，从历史上说，城市深层次的文化定义，是由城市千百万的市民，在千百年流淌的历史长河中、通过时间的发酵、或由一个代表人物“出面一呼”形成的。
如汤显祖功名不就，到宁波向名士屠隆求教艺文，回江西途经徽州，为那儿勃勃开发的“商务”深有感触，写道：“欲识金银气，多从黄白游；一生痴绝处，无梦到徽州。”后就成为徽州与徽商的金字“招牌”。
这种由“市民”做成“招牌”，由某个名士“说”出来的城市“文化”现象，也可以称之为“俗”。
在此的“雅”与“俗”；我并无贬褒之意。从长远眼光来看，后者似乎更靠谱一些。
我为何提此问题？是想说清楚这种“雅”、“俗”之分，其实都可以促进城市文化的建成。如“它山堰”，如果没有王元玮坐着“位置”，可以成吗？“俗”文化虽在民间悄无声息、在市井巷陌、村庄坊间约定俗成地形成，经过千百年时间的发酵，就可以堂而皇之地“登室入堂”，成为城市文化的主流。如“妈祖信俗”，不就在民间，经过上千年的“发酵”流行开来的吗？
回到原题上来，这与冰厂跟兴衰有何关系呢？
有的，而且关系大着哩。就现象看，把“冰厂跟遗址”与城市文化联系在一起有些怪，“冰”是纯物质的，而且在人类生产、生活中属于“小宗”。但只要我们把十七、八世纪以来，宁波人储冰、藏冰的“冰文化”内涵，与城市的生产、生活与发展内涵结合起来，你还真会发现这“冰厂跟”遗址，在城市文化中占了一块很大的内容。
就多数市民来说，一提到城市文化坐标，就会想到它山堰、天一阁、庆安会馆和白云庄、鼓楼、天封塔、保国寺、天童寺等等文化景点。其实就宁波的文化坐标来说，上世纪前半期是灵桥、江厦街；下半期江厦街不再那么重要，把“老江桥”地位提升了上去。到了本世纪，可能还是新建的老外滩与天一广场的“知名度”更高一些……
但在16世纪延伸至上个世纪，“冰厂跟”一直在人们的心目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
先掉点“书袋”说与大家听听——
宁波上规模制冰起始于明朝。据明嘉靖年间松江府昆山人郑若曾（字伯鲁，号开阳，明代著名的布衣军事家、战略家）在《江南经略》中记载：“在明代，宁波的黄市洋一带就有四五座‘冰荫\’（即冰厂）专为渔船供应冰块。”
当时浙东习俗是将所得鱼货用盐来腌制；而不是像如今一样流行冰鲜，所以冰厂的数量应该也是有限的。
清人徐兆昺所著《四明谈助》这样描述“冰窖”外形：“冰厂窖田覆草，中脊建瓴，前后峻削，如马鬣封然，不至积而渗漏，地上籍之以草，通长沟，冬月抬冰至满，必使封固周密，旁不通风，下可泄水，庶无消化之患。至夏日应用，每日江船运开，诸厂皆然，连绵十余里不断。”
这是《四明谈助》对宁波运河入海口甬江南岸原始“冰厂根”的描述，可想那时的冰厂，已成为宁波城市文化的一道风景。
清代诗人李邺嗣也对浙东一带冰厂满怀豪情地吟诵道：
“鱼鲜五月味偏增，积冻中舱气自凝。
未出洋船先贵买，几家窖得一田冰。”
这些都是在国人眼里，洋人对城市文化的“嗅觉”，也许比我们灵敏些。
这儿我不得不提，在初涉宁波的洋人眼里，宁波甬江冰厂跟的“万亩冰田”景况，也许比当年庆安会馆与天一阁等文保景点更为“晃眼”。
19世纪初的英国摄影家约翰．汤姆逊的游记《中国与中国人的影像》中，曾以优美的笔调描述初夏时节轮船在甬江航行的见闻，提到对他来说眼睛为之一亮的新事物：“江岸上那一排排连绵不绝的冰屋，里面贮存的冰用于夏天的时候给鱼保鲜……”
这位约翰．汤姆逊说的“冰屋”，便是“老宁波人”口口相传的“冰厂”。
在18世纪将茶叶自中国引入印度的苏格兰植物学家罗伯特．福钧，来此时也对甬江南岸绵延十里的“冰库”，充满了好奇：“乍看上去，很像英国的干草堆。就这样一个简单的构造，竟然可以在夏天很好地保存冰块。”
他又说：“1844——1845年冬天，是一个暖冬，这一地区的池塘、运河里很少或者根本就没结过冰。冰库自然也没有新冰入贮，但很多冰库还是贮存了大量的冰块。这些冰却是前一年冬天存放在那儿的，就这样，市场上有冰块出售。”
最有说服力的应是当地史志的记载。
《鄞县通志·食货》记载：民国初期（1911年）“甬江渔船当渔汛期至，由奉化江扬帆而来，经过东乡、梅墟，必购冰贮舱下，使船载重始可浮海。及在定海洋面渔获而归，将贩甬上之渔行也。又经过其地，则再冲冰，使鱼味鲜美，且可以持久。故梅墟一带沿江十里之地，栉比而立者，皆雔形草盖之冰厂。”
又记：“晚秋收获后，灌田以水，支木建厂，茨草其上，掘地为洼，用以贮冰。十月以后，天寒凝冰，早晨二三时，乘月光，将由所结冰藏至厂中，至翌年春间，冰期始断，乃扃门待售于冰鲜船。”
据民国二十四年（1935）《鄞县通志》记载：“梅墟一带沿江十里之地，冰厂栉比而立，自和丰纱厂以东至镇海方向，鼎盛时，常有数千座冰厂。”
有一份地方资料这样记载：“当时鄞县人口为68万，而直接或间接从事冰业的不下万人。”
浙江省立民众教育馆有一份调查指出：1936年鄞县“下白沙村梅墟地方，和丰纱广东沿江数里”：“有大小冰厂二百计余”，“可容纳冰一万二千担至一万六千担者有五十余厂，可容纳八千担至一万担者有七十余厂，其余可容冰四千担至七千担。”
《中国实业志·浙江省卷》还详细列举了当时鄞县崇茂记、葆记、楚记、漠记、秀记、运记、采记、兰记、舜记、梅号、南号等20家的冰厂的资本和地址情况。此外，镇海、定海、象山等地，也有众多的冰厂。
至此，笔者粗粗算一下，这时宁波的冰厂估计有近万座，占地约万亩，在甬江南岸绵延约十里，从业人员超过万人，已名符其实地被称为浙东第一产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