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东鲁迅学院
宁波红色记忆
刊于《宁波市水文化》杂志
2019第02期（总第二十三）
2019第 03期（总第二十四）
碧血丹心，为人民翻身解放鞠躬尽瘁的鲍纯甫
文/时雨
一、一位在文革中倒下的领导干部
前些年，由沈季民先生介绍，我加入宁波市新四军研究会。有一天我见到了曾在市文联工作的老上级方平先生，他指着旁边一位满头银发、精神奕奕、长得有些像原八一电影制片厂厂长田华的潇洒老人说：“她，就是鲍纯甫同志的爱人李坚同志。”
当下便多了几分亲切感。李坚同志熟悉四明山革命根据地，知我也是“老同志”后代，便问了我一些情况。知我老爹也已离世，就很感慨地说：“老鲍要是活着，今年该是九十八岁了！”两年后，鲍伯伯的儿女和有关方面在余姚举办他百岁寿辰追思会，幸存的老战友、老部下和子女们都赶去参加了，这天他老家镇政府代表、李坚阿姨、还有当地“红二代”代表有十几人在会上发言，缅怀他可歌可泣的一生。
在当年四明山坚持“抗日”和“解放”战争的领导和战友中，鲍纯甫是非常低调且努力工作的一位。他五十刚刚出头（1971年6月19日）、年届壮年之际，就因积劳成疾离开了我们……李坚阿姨动情地说：“你们的鲍伯伯是为人民翻身得解放努力工作、鞠躬尽瘁的好干部，是只知道埋头干活、毫无私心杂念地耕耘的一头老黄牛。” 李坚阿姨至今仍为自己没能照顾好文革中遭受严重摧残的鲍纯甫身心而深深自责。
我看见，这天会场上人们的眼睛竟有些湿润，许多人都是泪光闪烁的。而这种情况，在日益被物质化的今天已很难见到了。不久，李坚阿姨送了我一本《四明青松》的书。这本书是由原宁波地委副书记、专员沈宏康担任编委会主任、由原地委老领导陈布衣作序、撰写鲍纯甫同志多姿多彩、战斗一生的回忆录。就在这本书上，我看到一个真实、生动、情感丰富，可作为后人楷模的四明山“战士”和“儿子”，正微笑着大步地向我走来……
在四明山革命根据地走出来的诸多老领导中，农民的儿子所占比例不是很大，鲍纯甫却是真正的农民的儿子。他在战争年代以农民的执着与顽强，坚持了信念，在和平环境中，又以他的勤奋与谦让，弘扬了风节。就一般规律说：残酷的战争年代，是我们党的干部付出最多、甚至牺牲或成片倒下的年代；在和平环境中，相对付出较少、不至于流血牺牲。可也有一种人是特殊的，他们在残酷的战争年代，侥幸而又顽强地走了过来，但在和平环境中，却出于对党的无限忠诚和那种“拼命三郎”式的工作干劲，最终没能捱过去非正常死亡而英年早逝。
鲍纯甫并不是我有血缘关系的亲人，也不因为他是宁波红色名人我附炎趋势；真实原因只是一种“乡情”，因为我祖籍余姚陆埠，而那地方以前（正确地说是1954年“划县”前）属于鲍伯伯闹革命、当过领导人的“慈南区”，而我的老爹和许多亲人，曾经还是受过他领导的一群“老兵”。
几十年后，时年四十有七的鲍纯甫，拖着疲惫的躯体，被狂热的“革命小将”揪回至他担任过县委书记的慈溪“批斗”时，李坚阿姨还不到四十岁。而家里有六个尚未成年的孩子，最大的女儿鲍意芬正读初中，其余大都在上小学。当时他心里是“抗拒”的，感到委屈和不理解，并不想由此“影响”孩子们的前途，但他为了担负“领导责任”，保护下属干部不受到更严重的迫害，忍声吞气地接受了他所不能容忍的“耻辱”。
在尚还“青春”的战争年代，曾担任过中共慈南区委书记和相应领导职务、挎着“匣子枪”在群众掩护下出生入死的他，从没有受到过如此耻辱。那时候大家称他为“阿五哥”。说：“有‘阿五哥\\\\\’在，就有我们慈南老百姓的希望在。”那时的慈南区，包括沿江、陆埠、车厩、郭姆、大隐、洪山、东山、袁马等乡镇。他自1966年底从宁波专员公署被“揪回”慈溪（浒山），到1969年秋历时三年，三个春节都不能回家与家人团聚。留在“五七干校”里抓紧时间“交代”自己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滔天罪行，接受“革命群众”的揭发、批斗、质问等折磨和写“思想汇报”。在过第三年春节时，鲍伯伯很想念李坚阿姨和孩子们，想回家看看；向“校部”提出“请假”要求。在“思想汇报”中写道：“校部的宣布（指春节不放假），我感到很突然。但有思想波动，已有2年没有回家过节与家人团聚，想回去看看孩子……”但校部领导拒绝了这要求，说：“你脑子得拎清，你这样的人，还能回家过年节？”
他是一个怎样的“人”呢？由于在慈溪当过“父母官”（县委书记），被定性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造反派”以“莫须有的罪名”（像他这般“小车不倒只管推”、努力工作的干部，都被划到“刘少奇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边），给他戴上五顶“大帽子”：一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在慈溪工作期间，推行生产第一、业务挂帅，冲击政治。以“棉区”为借口，篡改“以粮为纲”的农业方针。二是抵制毛主席革命路线，反对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三面红旗”，大搞唯生产力论的“五风”。三是抵制毛主席的政治、组织路线，推行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重用革命动摇、变节分子和叛徒，包庇反革命分子和坏人。四是养尊处优，以养病为名，小病大养。利用手中权力划出县委招待所房间办疗养院，供自己和其他几个干部搞特殊化。五是保护当时慈溪“头号走资派”，支持解放黄建英。
李坚阿姨解释说：“你是经历过那场‘大革命\\\\\’的人，知道当年‘造反派\\\\\’整人的目的，就是要把革命老干部赶下台，换上他们的人。当年老鲍在‘五七干校\\\\\’，质问交代的材料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党员干部的历史问题，例如假党员、动摇变节分子、叛徒和反革命分子。第二类是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罪行。前一类材料，老鲍都对与他有关系的同志，实事求是地做了证明，无论‘造反派\\\\\’如何审查，他都不改变口供，至于他自己，战争年代从没被捕过，那些帽子与他沾不上边。余下的就是他当县委书记的六年中，推行的执政路线以及他调地区工作后对后任书记、县长工作的帮助和支持了。老鲍是个工作作风踏实、讲究实事求是的人，对他任职内有关全局工作失误的问题，该他承担的都承担了责任（现在看来，当时他在沉重的政治压力下，也有内心异常痛苦和矛盾的‘违心的检讨与自责\\\\\’）。但不该他承担的，尽管接受大会小会批斗、坦白交代（低头认罪），他都没有妥协让步。”
正因为如此，直到1969年10月因查不出问题而最后“解放”、且留下“犯了严重错误”辫子的他，由地区革委会分配去了在鄞西大雷正在筹建的宁波地区汽车修造厂担任党的“临时支部”书记。
出于对革命事业和人民利益极端负责任的鲍纯甫，把“贬后复出”太当一回事了。拿现在的眼光看，鲍伯伯是出身农民、对党抱有感恩戴德之情，甚至“愚忠”而绝对服从“指令”的干部。因此，一工作又像以前一样满腔热情、全心全意地投入，岂不知原先在战争时期出生入死、食不果腹“熬坏”的病怏怏的身子，又经历了疾风暴雨般的“文化大革命”锤炼和考验，结果没过两年就彻底垮了。可他仍不以为然，信奉“小车不倒只管推”和有一分热就发一分光的人生宗旨，一心扑在对他来说这份尚属陌生的工作上。在1971年6月19日那个平凡的晚上，在身边无一亲人陪伴的状况下，由于工作紧张劳累过度、日夜操劳，带着他那颗为人民利益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赤诚之心英年早逝离开了人世。经医院解剖，他是心肌梗塞去世的。浙东的党和人民，从此失去了一个与他们同呼吸、共命运的好干部。
鲍纯甫的去世（以现在的医学术语叫做：“过劳死”），经同事和亲人回忆：他的猝死有当时社会环境和个人承受能力的种种因素。对于极具担当意识的鲍纯甫来说，“文化大革命”把党的经济工作和提高人民生活的许多“事情”耽搁了。那时“四人帮”还在台上，“复出”的鲍纯甫和许多心系国计民生的老干部一样，很想多做一些有利于党和人民的工作，把失去的宝贵时间给夺回来。而当时他任临时支部书记的宁波地区汽车修造厂，则是一个地处偏僻、交通不便、缺乏生活保障设施的（厂区在鄞西大雷山区）的“小三线工程”。鲍纯甫到那儿工作后，很快就与宁波地区运输公司军管会派驻修造厂的副厂长王志忠和厂办公室主任刘兴运等三四个“骨干”，昼夜不息地把“筹建工作”干了起来……
他不是地区工业线上的管理干部，更不是技术干部，解放后他作为“地下党”代表，在地区机关相关领导岗位工作，在“文化大革命”前是地委农工部主要领导，曾担任过慈溪县委书记。现在让他担任一家刚筹建的企业领导人，实在有点大材小用且强人所难。但鲍纯甫却对复出满腔热情，他自参加革命工作起，就抱定共产党人不是要当官，而是要革命，对党和革命事业充满虔诚。尽管在那场此时还没休止的“大革命”中，党和“造反派”冤屈了他，把他当成“三反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进行批斗，但这是“老子打儿子”呀！他是党和人民群众的忠实儿子，为了革命利益的需要，受点委屈又有什么关系呢？至于职务安排，历来就是“党叫干啥就干啥”，从没有讨价还价的意识。因此，他到汽修厂后，仍与他在地区机关一样，带领大家全力以赴。
如果身体允许的话，笔者相信他能把汽修厂真干出一个名堂来，因为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不是为酬劳，而是要革命。就鲍纯甫这代人来说：他们人生的使命就为做一颗小小的螺丝钉，党把他拧在哪儿，他就会在那儿恪尽职守、兢兢业业地工作，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当时鲍纯甫到大雷汽修厂后，立即与王志忠等同志一起听了情况介绍，并坦率地说自己不懂技术业务，需要得到大家的帮助。并鼓励王志忠大胆负责，放手工作。在他的关心和促进下，汽修厂的大部分干部、员工都感到参加“国防小三线”建设光荣。他们克服技术支撑薄弱、资金、设备缺少和生活不便等困难，采取各部门协同作战、“土法上马”等手段，终于在1971年2月开始试生产（汽车修理和制造汽车的主要零部件）。在这期间，有的同志不安心工作，对建设汽车工业没信心，一个个地走“门路”要求调动工作。他都一个个地谈心，做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汽修厂投入试运营后，地区派来工作组帮助搞“整改”。这样，白天生产，晚上组织学习。为了使企业很快地适应生产形势，他不分寒暑冷暖，忙过白天忙黑夜，终于累垮了。
四十七年过去了，如今的地区汽车修配厂，早已改制成了合资企业，但鲍纯甫留下不计个人得失、艰苦创业和“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的工作作风，始终鼓舞着后人，向着他和其他前辈开拓的方向前进。
二、在抗战时期打开“慈南”局面的“阿五哥”
现余姚东部与海曙西部交界处，原为“慈南”的地域，那儿至今还传颂着抗战时期上级派来的“红色种子”和大家一起打开局面的人。至今这地区上了年纪的人提到“阿五哥”（鲍纯甫），都会竖起大拇指说：“这是我们这儿出的‘大人物\\\\\’啊！”在慈南人民的心中，“阿五哥”是和谭启龙、何克希、朱之光一样，是在抗战时期领着大家干革命、顶天立地的英雄。尽管那时候，他担任的“最高职务”不过是陆埠（慈南）区农会主要负责人。与朱之光一样，鲍纯甫也是在抗战时期参加革命、部队“北撤”后坚持 “敌后”游击战争的当地领导人之一。他被解放战争时期担任过“四明工委”书记的陈布衣同志称赞为“对党对人民赤胆忠心”、“领导的耳目、群众的桥梁”对四明山革命根据地有特殊贡献的好干部。
据四明山地区著名党外民主人士李纪佑（曾任我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陆埠区车厩乡乡长）对鲍纯甫回忆：“这位青年虽是‘里山\\\\\’人，生得却英俊；文化程度虽不高，口才却很好，又聪明，又肯吃苦耐劳，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他说：“车厩乡归属南山县陆埠区，当时鲍纯甫同志已是共产党员，担任陆埠区农会副理事长……我是以国民党员身份出任民主乡长的，和他打过几年交道。他发动群众、组织农会、妇女会、民兵自卫队，开展‘二五减租\\\\\’，开荒种粮、生产自救、举办夜校、引导农民学文化、从中进行抗日宣传。动员农民反派谷、反抢粮，督促地主交纳爱国粮。组织农民成立担架队、送粮队支援前线……”他补充说：鲍纯甫是个对党对人民无限忠诚、又善于做群众工作的人，凡需乡公所出面的事，总在背后支持我，在工作上给我有力的支持。
鲍纯甫参加革命很早，在1937年日本侵略军在卢沟桥发动侵略战争时，他已经是一名抗日救国的宣传员了。据《四明青松》一书中回忆，鲍纯甫小时候家境贫困，他出生在余姚洪山乡余鲍陈村（原属慈溪县东山乡），书名节尧，参加革命后化名有阿五、唐云等。该村地处四明山东北边缘大雷山腰，四面群山层叠，盛产竹木。到近处的陆家埠、车厩、大隐等地分别要翻过罗家岭、红赤岭和芝林岭三条大岭。故有“出门三条岭，冷饭挂头颈”之说。
因此，这里的村民世世代代被“封闭”山中，很少有出头露面的人物出现。鲍纯甫的父亲名叫鲍阿炎，生有两子两女；分别为兄纯宏、姊荷香、妹玉香。他是“老三”。全家六口人，仅一亩多竹山，靠租入近五亩的荒山，开垦种植杂粮，生活甚为贫困。为了维持一家人生活，他爹又租来一些地种，辛勤劳作，把积蓄下来的钱买进了五亩荒山，又从村里分到一些祠堂田，才使家里的生活逐年好了起来。
这时鲍纯甫的父亲开始有了追求，虽然家庭经济困难，还是把他第二个儿子送到私塾上学。后来私塾停办，他又把他送到邻村虹南初级小学读书。如果没有他父亲当初的行动，那也就没有后来的他了。后来鲍纯甫回忆说：他三年级时（1927）在课堂上听老师讲“黄花岗七十二烈士”英勇牺牲的事迹，觉得很震撼。遂从小在心里种下“革命”和“救国”的种子。
鲍纯甫12岁因家庭经济困难掇学，跟着父兄在田间劳动。余鲍陈的田畈远在十几公里处，种田都是自带冷饭在附近庵里吃。庵里的主持和尚见他聪明伶俐，非常喜欢，对他爸爸说：“我看纯甫的长相，长大必有大出息，种田实在委屈了他，要不留下给我当徒弟，以后前途不可限量。”他父亲听了这话很高兴，相比农民红脚梗，大和尚在他眼里就是“活菩萨”了。但鲍纯甫不同意，他小小年纪自有主张，立志要像黄花岗的革命党人那样，为国家为民族做出贡献。
一家人辛勤耕耘，眼看着生活一天比一天好过起来，但为了他姐姐荷香婚姻的官司，一打打了三年半，最后对方勾结地方豪绅，鲍家输了官司人财两空，他父亲鲍阿炎也因此含冤去世。鲍家顿时家破人亡，使年轻的鲍纯甫进一步认清封建制度的黑暗，萌发了走上革命道路和盼望有一个能为穷人说话的政府。
那年，他刚十八虚岁。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全国兴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宣传运动。这时候，慈溪县政工队成立，到慈南乡村进行抗日救亡宣传，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刚满二十岁的鲍纯甫见政工队保护农民的利益，积极参加由他们组织的“战时服务大队”的活动，被推荐为分队副队长，从此走上革命的道路。
但这段日子并没维持多久，半年后，县政府下令调走政工队，就地解散战时服务大队。余鲍陈和附近乡村又恢复了原先的沉寂。刚刚鼓起革命热情的鲍纯甫后来回忆说：“我真正的革命生涯是从1941年4月开始的。那一年日本鬼子侵入慈南区，在沿江的陆埠、车厩、郭姆、大隐等地都建立了据点，成立了维持会，进行残酷的扫荡。当时国民党的情况是：鬼子未到，正规部队就逃光了，政权也就解体了。那年县长章驹带领一支部队逃过四明山，适逢鬼子扫荡被打死了。章驹死后那些国民党的游击队都变成了土匪，强奸妇女、敲诈勒索、无恶不作。还有防守宁波的国民党八十八师一部分，也逃进四明山像鬼子扫荡一样，把村庄吃光抢光。群众的生活原本就很苦，现在更是雪上加霜，大家都恨煞了。”
他说：像这般混乱的局面，足足持续了半年多。直至在1941年5月由上海浦东地下党领导朱人俊率领约50多人的“苏鲁战区淞沪游击第三大队”（后称作“三纵”）的部队南渡杭州湾来到三北，翌年10月过姚江到姚南、慈南、鄞西一带展开活动后，四明山和我所工作的慈南区群众，才算见到了天日。
鲍纯甫继续回忆说：“1941年冬，日本鬼子集中兵力守较大的集镇，撤销了沿江一带的据点。国民党省政府乘机派盛世馨来慈溪当县长，盛到慈溪后，纠集了原来被鬼子打散的残兵，还收编了‘王老三\\\\\’等土匪部队。这些人打鬼子不行，对付群众却凶神恶煞似的，山里有一点点粮食都被抢走，地里的南瓜只长到拳头那般大，就被他们摘走了……这样，群众就难活命了，饿死的人不少。从1941年下半年到1942年春的半年多时间内，光杜徐一村（共一千余户村民）饿死二百多人。有一户人家，全家七人统统饿死了。许多活生生的事实，让群众恨死了国民党部队，说他们比日本人还坏。
这就为我们发展党组织、开展抗日活动提供了基础。
到了1942年10月，在“三北”的四支队奉命往四明山地区行动。8日那天驻扎在阳觉殿，遭到“扫荡”的300多鬼子和伪军的包围，四支队奋勇抗击打败了鬼子。“这一仗，使‘三五支队\\\\\’威名大振，鼓舞了群众的抗日信心。”几十年后，鲍纯甫在回忆往事的时候如是说。
他说：“就在这一年底（大约冬至），为了发动、鼓舞当地人民抗日热情，看清国民党反动派‘假抗日\\\\\’的面具，休整后的四支队‘扬眉剑出销\\\\\’，一举打垮国民党县长盛世馨的主力武装警察大队，帮助建立了慈南区办事处。领导慈南人民发展生产、改善生活，支援我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开展斗争。”
据有关资料记载：1943年初，中共慈南区委举办农民积极分子训练班，培养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骨干。参加训练班的农民积极分子约有五六十人，经过几次斗争考验的鲍纯甫在他们中间显露头角，不但认真听讲、勤记笔记，而且在小组会上积极发言。在讨论谁养活谁的问题上，他分析得极为透彻。说：“田是我们种的，没有我们‘红脚梗\\\\\’种田，大家就没有饭吃、没有衣穿。城里的‘白脚梗\\\\\’就会饿死、冻死。因此，‘红脚梗\\\\\’是光荣的，我们要看得起自己，挺起腰杆抗日救国。只要农民兄弟团结起来，抗日战争就一定会取得胜利。”
训练班结束后，已接受组织考察培养的鲍纯甫回到余鲍陈，发动农民办夜校和识字班，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组织农会、妇女会和民兵自卫队等抗日群众组织。不久，他由钱新炎、章文君两同志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44年3月，浙东抗日根据地进行民主建政，他当选东山乡（由雷山乡改）副乡长，并任陆埠中共区委候补委员。同年8月正式成为陆埠区委委员，并担任区农会理事长直至抗日战争胜利。
当时慈南区的斗争非常复杂、残酷。日、伪、顽相互勾结对根据地进行扫荡、封锁和围剿，给根据地军民造成极大的困难。山货销不出去，粮食购不进来，普遍发生饥荒。敌伪“拉网式”的扫荡、抢劫、掳掠和烧杀，更给贫苦的山民雪上加霜，村里经常饿死人。鲍纯甫在党的领导下，发动山民开荒种植马铃薯、玉米、番薯等杂粮，组织打猎队和民兵自卫队，保护农作物和卫国保家乡。他动员山民参加供销合作社，打开山货销路，从平原购进粮食和生产资料，解决粮食和日用品困难。贯彻抗日民主政府政策，召开佃农和业主会议，宣传“二五”减租政策，进行协商做好减租工作，领导农民开展保卫“秋收”，“反抢粮”、“反派谷”等一系列斗争活动。动员青年参加抗日武装、扩大人民军队。组织担架队、运输队支援前线，粉碎日伪军“扫荡”和国民党顽军“围剿”抗日根据地。在1943年至1944年在浙东的二次“反顽自卫战”中，他都亲自参加“支前”，带着运输队从鄞西挑运粮食到余姚，支援新四军浙东纵队解放梁弄。他教育群众协助新四军浙东纵队的后勤部，设立陆埠区各乡的被服厂、造纸厂和修枪所等单位，组织生产保证前方作战的需要。在工作中注意发现培养积极分子，发展党员扩大党的组织。对爱国进步人士和乡保长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广交朋友，团结了李纪佑等一批爱国民主人士共同抗日。
鲍纯甫积极努力的工作，在当时陆埠区内有目共睹，有口皆碑，得到广大农民的拥护爱戴和党组织的信任。1945年1月，他被推选为浙东各界人民代表大会的农民代表，光荣地出席在浙东抗日根据地中心——余姚梁弄镇召开的浙东首届一次人民代表大会。在这次会议上，鲍纯甫聆听了谭启龙、何克希等首长的报告，进一步认识到基层政权建设和统一战线的重要性。上述这些工作经历为他以后长期担任党的县处级领导干部打下了扎实基础。
回来后，他全身心地投入了发动群众，领导陆埠区的“大生产运动”，成为当地名声遐迩的人物。1945年4月，鄞慈县委撤销，慈南（陆埠）区划归南山县领导。8月15日，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浙东的人民也迎来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鲍纯甫在回忆录中写道：“日本鬼子宣布无条件投降，朱总司令命令各部队挺进城市接受日伪投降，正当广大群众欢庆抗日胜利时，蒋介石却挑动打‘内战\\\\\’，浙东部队奉命‘北撤\\\\\’，在1945年9月27日始分批撤离浙东。为了照顾重伤员和烈军属等，中共浙东区党委组织了留守处，准备与国民党谈判和开展合法斗争和坚持地下斗争。留守处主任是朱洪山，我也在留守行列。”
他说：抗日时期的慈南包括大隐，车厩、郭姆、沿江、陆埠（又名蓝山、蓝水）、南山、岐山、石岩（又名东山）八个乡。党的区委第一任书记是罗白桦的爱人，不久调为谷光；过二三个月，陈爱中任书记，五六个月后（1944年1、2月分），陈爱中调鄞慈县委担任组织部长，区委书记由徐野接任，直到“北撤”。区委委员有陈智义（组织委员），余也萍（宣传委员）、枊清、刘广元、陈志芳和鲍纯甫。八个乡都成立了党支部。每个支部的党员多的十七八人，少的也有四五人；各乡的支部书记是郭姆的李世能、陆埠 项守章、南山的林山、车厩的钱新炎，石岩在1943年底前是鲍纯甫，后来是鲍大铭、大隐先是蒋惠菊，后是洪纪法，后沿江与车厩合并，岐山与大隐合并。区级政权称慈南办事处，主任先是朱洪山，后是陈山。慈南办事处比鄞慈县办事处早建立，鄞慈县办事处建立后，慈南办事处归鄞慈办领导。半年后，慈南办事处改为区署。1943年前区长是陈志芳，1944年初到1945年5—6月是王堤，以后直到“北撤”是王园方。
鲍纯甫深情地说：那时候我们的工作开展得热火朝天，区级政权进入巩固发展阶段后，群众充分发动起来后，机构也变得复杂起来。乡级政权为了搞好统战关系，进行民主选举，部分由民主人士担任；比如大隐乡长徐再卿，陆埠镇长谢子勃，南山乡长翁某，车厩前期的乡长李纪佑等，都出于抗日的需要走到一起来了。乡里还建立了征粮工作组、农会、民兵自卫队以及秋收委员会等组织。
三、一段关于浙东解放战争残酷史实的回忆
据有关党史资料：鲍纯甫伯伯在解放战争中主要贡献有三条：一是利用当地熟悉的人际关系，帮助四明地区与南山县两级特派员机关隐蔽坚持及开展地下斗争。二是开辟与巩固慈南区的革命根据地，保护临委机关安全，坚持与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三是配合四明工委开展游击战争和迎接解放大军做好后勤保障工作。
中共浙江省委原副秘书长乐子型在1999年缅怀鲍纯甫文章《同“阿五哥”相处的日子里》写道：“我和‘阿五哥\\\\\’（指鲍纯甫）相识是在1945年9月底，那时他是中共慈南区（陆埠区）特派员，我是四明地区特派员身边的电讯人员，相处时间不长，但印象深刻。这段时间，正是浙东新四军‘北撤\\\\\’后坚持四明山斗争最艰苦的岁月；同时又是同仇敌忾、患难与共、相互间建立深厚的阶级感情的时期。”
据乐子型回忆：抗战胜利后，我军主力“北撤”，发表了《忍痛告别浙东父老兄弟姐妹书》，挥泪说明我们虽在群众的大力支持下，取得了抗战的胜利，但为了实现国内和平，不得不实行“北撤”。这样，部队撤走后，留下一些“老弱病残”（许多都是伤员），能走的发一些“遣散费”，不能走的还留在后方医院内，由留守的院长、医生和护士照顾他们。为了向国民党争取“合法斗争”组成“留守处”，采取一系列隐蔽措施，保护伤员和革命家属。
当时党内没有随部队“北撤”、留下坚持四明山斗争的县区领导同志有：刘清扬（后被捕）、陈布衣、朱之光、朱洪山、陈爱中、蒋子瑛、项耿、黄连、孙敏儒和他等。党的组织由委员会制改为特派员制，刘清扬任四明特派员，蒋子瑛任慈镇县特派员，慈东、慈西、慈城、慈北都属于他领导。陈布衣任慈姚（南山）县特派员，由鲍纯甫任特派员的慈南区归他领导。陈爱中分工到鄞县，项耿到余上，朱之光到姚南，黄连与陈布衣一起，朱洪山、孙敏儒搞“留守处”工作。
他说留守处还真与国民党三十二集团军先遣纵队司令陈沛谈判过。当然，这是敌人耍的花招。他们一面要留守处派人谈判，一面把“挺四”（八十八团）开到余姚，把各地伪军编成了“国军”，部署好兵力随时准备消灭浙东留守人员。自然谈判无果，敌人的目的是为消灭我们，要求留守处交出十万套制服和弹药库以及所有物资。浙东抗日武装总共也才一万余人，何来十万套制服？何况主力部队已“北撤”去了山东。国民党反动派开始对四明山区进行疯狂‘清剿\\\\\’，到处搜捕我革命志士和民主人士，逼迫参加过民兵队、农会的群众登记自首……
乐子型说：“最后，留下坚持地下斗争的人员没有办法，为保证各特派员的安全，大家决定分散隐蔽，四明特派员机关就根据‘阿五哥\\\\\’等同志侦察联系确定路线，连续两个晚上的急行军，行程一百多里到四明山中心余姚、奉化、上虞交界处的屏风山。那里山高林密、人烟稀少、交通不便，生活给养非常困难。我们一行十七人头顶苍天、野营露宿，茅舍为家，粮食吃完了找野果、野草，天冷靠烧炭烤火御寒……大约到1946年初，随着国共刚签订停战协定被撕毁，内战爆发后，国民党军队在四明山‘围剿\\\\\’高潮过去，我们才又回到了慈南区。”
鲍伯伯在《回忆录》中也说：“那是一段‘白色恐怖\\\\\’最为疯狂、我们最为困难的一段隐蔽时期，为了粉碎敌人的‘清剿\\\\\’，我们留守隐蔽的十几位领导同志为自身安全，转移隐蔽在上虞、余姚、奉化、嵊县四县交界处、人烟稀少、交通不便的屏风山上。当时令我们最感困惑的是与‘主力部队\\\\\’失去联系，只剩下一台‘三灯\\\\\’收音机接收外界信息（主要是新华社电讯）。不幸的是我们在屏风山上遭遇到土匪，他们也是因为国民党部队‘清剿\\\\\’撤退到这儿来的。为了怕暴露目标，避免不必要的牺性，由陈布衣同志假扮‘队长\\\\\’与他们谈判，声明利害关系，要他们退到别处去，不要做引领敌人上山‘清剿\\\\\’的‘靶子\\\\\’，出于浙东新四军部队强大的政治影响与威望，他们乖乖地撤退了。”
“大概过了个把月，地区特派员刘清扬派我和黄连到慈南西岙附近的一个小村庄，去联系朱洪山和朱之光（他们隐蔽在附近一座小山上，也在主动与我们联系），在朱洪山那里，我们了解山下许多情况：蒋子瑛同志在去庄桥大袁陈活动时，被敌人发现包围。敌人逼他投降誓死不屈，结果被活活烧死在屋子里。鄞县的武工队员吕云洲在大雷乡骑马坡竹山，遭到由国民党鄞县党部书记长汪焕章带领的两百多人部队包围，被敌人机枪扫射而死。有些同志被敌人捉去后，活活折磨而死。如袁马的书记袁宝山、郭姆乡的李思义，都是被反动派抓进牢里折磨至死。最惨的是我方那些手无寸铁的伤员，在谈判破裂后被国民党八十八团包围了，地点在鄞西晓岭的我军后方医院，把衣服、粮食全部抢走，周围群众知道后，纷纷送东西给伤员，伤员们也痛骂他们：日本鬼子来了你们逃，日本鬼子走了你们又横行霸道……谁知毫无人性的反动派恼羞成怒，不久即把几十名伤员和部分医护人员捕到陆埠，小部分用刺刀刺杀，大部分受尽严刑拷打和屈辱后丢弃不管……”他接着写道：至年底时，国民党反动派“清剿”重点已由军事转向政治，敌人的正规部队开向内战前线，军事上的“清剿”活动也还有，主要是四明山附近鄞县、余姚、慈溪、上虞、嵊县、新昌、奉化等七个县由原伪军改编的“自卫队”，每七天进行一次联防——上四明山搜一遍。与此同时，原政治上的“清剿”进一步深入。此时国民党的乡保政权已经建立，继续逼令参加过农会、民兵队的进步群众“登记自首”，开始建立情报组织、清查户口、搞联保切结。并在梁弄建立了四明山“绥靖区”，形势进一步“恶化”。
鲍伯伯说：“我们在山上呆不住了。开会分析研究了情况，为了粉碎敌人政治上的‘清剿\\\\\’，我们在山上联系不便，就决定分头下山继续开展地下斗争。这样，我比四明特派员机关早走一步，1946年11月底回到慈南开展活动，帮助他们下山后在慈南隐蔽站稳脚跟。”
当时慈南区的“白色恐怖”已很严重，敌人在袁马建立了据点，驻有“浙保”一个大队。大队长姓刘，是上海浦江人。县里有自卫总队，各乡都建立了自卫队。利用叛徒组织了“短枪班”，重点突击、挨村搜查。常常是我们的人一出现，“短枪班”和自卫队的人也很快就到了。
担任特派员的鲍伯伯回慈南后，立即进行了三方面的工作：
一是联系隐蔽在“地下”的党员，恢复整顿党的组织，建立支部开展活动。他很快找到原东山乡乡长寮舍人郑惠民（后郑惠民给刘清扬当政治交通离开慈南），车厩的钱新炎、大隐的蒋恵菊、南山的林山、芝林的孙华德等地下党员。再以后，他派人去上海联系郭姆的王坤宝、杜徐的史青、金木等同志建立了组织。把面目较红、已经“暴露”的党员送到苏北根据地去，把原先不脱产、面目不红没有“暴露”的党员、骨干，允许他们以农会会员、民兵的面目去集体“自首”，保存实力。
二是广泛与农民兄弟交朋友，组织农会小组等党的外围组织。通过这一活动，团结教育群众，收集国民党乡保组织和特务组织的情报，并把有些地下党员、进步群众打入国民党乡保组织担任职务，以便了解敌人内部情况。
三是做那些“动摇”的两面派的工作，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使这些“东风东倒、西风西倒”的墙头草，站到人民群众这边来，孤立敌人乡、保队伍。对那些死心为敌人效劳、态度极坏的“伪职人员”，采取“杀鸡儆猴”的手段予以镇压，打击国民党反动派的嚣张气焰。
鲍纯甫回忆说：“由于我老家余鲍陈村与芝林村地处偏僻，且山陡林密敌人相对少来，我就与两村的地下党员和农会骨干商量，在附近山岙的密林中搭建草棚，供四明特派员和机关工作人员从屏风山出来，在这儿隐蔽坚持指挥斗争。为了有利于对敌斗争，刘清扬和朱洪山同志研究，把我和林山的工作做了调整分工。由林山负责南山乡和陆埠镇，由我主要负责地区特派员领导机关工作和负责与各县特派员的联络、收集情报、传递指示等工作。在这段时期中，我不断地陪同地区特派员刘清扬，与朱之光、陈布衣、和陈爱中等同志保持联系，做好保护四明特派员和机关工作人员的安全、生活和服务工作。1946年6月，为了与上级党取得联系，地区特派员刘清扬决定由陈布衣扮作单帮商人、携带笋干、茶叶等物品从余鲍陈我家里出发，动身去苏北、山东向华中局汇报情况。”
据有关史实记载：“这是一段特别艰难的时期，工作很难开展，我们有许多优秀的同志，都在那时期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在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清剿”、“清乡”中，最危险的敌人是当地土豪恶霸、地痞流氓和一些投机分子。这些坏蛋向国民党反动派献计献策，把朱之光、鲍纯甫、林山和王圣章这些本地干部诬为“地头蛇”，登报高价悬赏他们的“人头”。说什么：“地头蛇不除，‘土共\\\\\’就难以剿灭。”
1946年9月，四明特派员刘清扬召集朱洪山、陈爱中在鄞西十八级岗“永安公馆”开会，决定鄞西山区与慈南合并成立鄞慈县，朱洪山任特派员，陈爱中调任慈镇特派员。刘清扬在宁波西郊建立四明特派员联络点。此后陆埠区改特派员制为党委制，由鲍纯甫任书记，林山任副书记，钱新炎为委员。区委作了分工，由鲍纯甫配合朱洪山，开展争取“两面派”和“锄奸”工作。
朱洪山同志是在1946年冬牺牲的。当时组织上已明确浙东四明山地下党组织归上海党领导。利用陆子奇与顾德欢爱人熟悉的关系，与上海党组织取得联系。上海党指示四明山各地党组织，尽快改变隐蔽的局面，发动群众广泛开展游击战争，拖住敌人的兵力，配合正面战场。
这年12月29日，朱洪山、金声、包纯和三同志去鄞西潘岙开展工作，按照隐蔽时期的活动方式，出去工作的同志在一个地方一般住一天，与群众接触后立即转移地方。这次由于“转公开”的思想疏忽了，在潘岙村过夜住下来。结果被敌人发觉了。31日上午，鄞县警察局保警第一中队分后山、大路包围了上来。这时朱洪山正在外面，发现敌情后为了不使敌人发现其他两位同志，便于突围。他没有再回住的地方，立即撤向对面的山头。敌人发现后向他射击，他一面还击一面撤退，到半山时大腿上中了一枪，眼镜也被打没了。他是400度的近视眼，没有眼镜就没法行动，加上腿上有伤，为了不做俘虏，保持一个共产党员的荣誉，他用最后一粒子弹开枪自尽。开始敌人不知道他就是鄞慈县特派员朱洪山，知道后又搜出他的遗体，把脑袋割去邀功。朱洪山是解放战争时期牺牲的四明地区第一位领导人。1947年秋陈爱中同志也不幸在宁波被捕，同年冬被反动派杀害在宁波。
鲍伯伯在《回忆录》中说：“朱洪山同志牺牲后，我们鄞西、慈南区的群众都很悲愤；我也沉不住气，心里只想着报仇、找敌人拼命。大家的眼睛都红了，制订打击敌人的计划；并且立即行动，在后杜徐岙抓了个反动的保长把他杀了，在大岚也杀了几个。我们一开‘杀诫\\\\\’，敌人也就慌了，有些有罪恶的乡长、乡民代表都吓得躲了起来。他们知道我们虽然人数很少，却神出鬼没行动很快，也就很怕我们。”
鲍伯伯回忆了当时的情况，说：“正当我们滋长盲动和拼命主义的时候，陈布衣同志回到了鄞慈地区。这时候已经快过阴历年了，四明领导机关已撤到了宁波。他看到我们这副样子，就开导说：‘仇要报，但是盲目蛮干是不行的。\\\\\’在1947年1月20日把我们集中在余鲍陈，隔日到鄞西五龙潭报到，开始‘整风\\\\\’学习。先由他传达了华中分局对当时形势的分析，再让我们批判头脑中的麻痹和盲目蛮干的思想。说朱洪山的牺牲是对四明党组织血的教训。通过这次‘整风\\\\\’学习，促使我们提高了认识。之后，我们开始扩大革命的影响，扩大部队建立自己的武装力量。1947年4、5月间，上海分局派来顾德欢同志到浙东，随同回来的还有钱铭岐、朱晋康等同志。刘清扬随即离开浙东去了台州。重建了四明工委和鄞慈、慈镇、余上县工委。由陈布衣任四明工委书记，钱铭岐任鄞慈县工委书记，赵士炘任慈镇县工委书记。到八九月分，各县县办也相继建立，鄞慈县办主任是钱铭歧，金声、王圣章和我是副主任。为了迅速发展武装，顾德欢同志一面派人去会稽地区联系马青同志，要他扩大武装力量；一面派王起、王博平负责与东海（定海）徐小玉（民变武装）做统战工作。1947年5月15日，浙东游击武装在草茅庵重新建军，一个中队40来个人，由朱晋康任队长。
很多年以后，在鲍伯伯的记忆里还始终保留着1947年5月15日建军后的那段记忆。他参加或亲眼看到这支部队发展壮大的过程，以及在浙东解放战争中所发挥的作用和建立的功勋。1947年6月30日，由我党领导的浦东游击队四五十人，由张凡（顾德欢弟）带领至浙东，在今慈溪的古窑浦登陆，因人地生疏，在浙东打了几仗，留下了武器弹药，大部份人又撤回浦东去了。10月16日，浙东工委书记刘清扬在上海被浦，中共上海局切断了与浙东的联系。直至12月底，上海局决定成立中共浙东临时工作委员会（简称浙东临委），由顾德欢为书记、马青为副书记、王起为委员、并决定将军事行动与群众运动结合起来，在浙东地区实行统一的领导。1948年1月，在四明山召开临委扩大会议，由马青同志带领的金肖游击支队30多人前来会师，嵊县新昌丁友灿也带人过来，定海王博平、姚南朱之光、鄞慈钱铭歧以及刘发清、张任伟等100多人参加了会议。根据顾德欢的部署，鲍纯甫与林山承担了时间长达20余天扩大会议服务保障工作的重担。会议决定部队继续发展，到台州、会稽山、金华那边“出击”扩大影响，又派王起、王博平去定海领导东海总队和徐小玉的部队，争取汇合。
这次临委会议以后，各地的武装力量发展很快，由鲍纯甫直管的慈南区也建立了武工队，由林山担任队长，共有近20人，同时，车厩、大隐、河姆、沿江等地都有游击小组，有些小组用的还是土枪。定海方面的武装发展得最快，由王起同志领导的东海总队发展到300多人，经王博平做工作后徐小玉的舟山游击支队也发展到200多人。场面闹大后，蒋介石不允许在他的“眼皮底下”发生这样的事，派了海、陆、空三军配合的定海“清剿”，东海总队在六横岛被围，打了一天一夜，损失惨重。王博平的部队幸亏“北撤”得早，否则也给这“口袋”给装进去了。这时候，在上海浦东又有一支我党秘密掌握的武装力量——储贵彬部队，公开的名称是国民党大团镇自卫队。储贵彬是大团镇的镇长，上级党组织指示他率领整个自卫队200余人到浙东开辟根据地，还有就是张凡率领的“解总”再次“南渡”，在1948年5月中旬以到海上检查为名，连夜至姚北庵东上岸。他们渡海到浙东，对国民党反动派影响很大，蒋介石亲自下了手令，要限期消灭我四明山区的武装力量。因此，他们一到三北，就被国民党“浙保”追击“清剿”，从上王岗打到红岭，打了三天三夜，四明山的“钢铁部队”掩护储贵彬部。战斗结果敌人伤亡很大，而我方只牺牲了几个战士，却缴到到了许多物资。从此，我军就在四明山站稳了脚跟。
1948年下半年，“浙东临委”为创建完善的根据地，决定搞“红色实验区”（浙东临委直属区），由于慈南是临委机关驻地，群众基础好，所以实验区就定在慈南。就地域面积说，包括芝林、余鲍陈、孔岙、石笋、王家山、杜徐、青龙山上层和郭姆、车厩、大隐沿山部分，东西长约五十里，南北阔约四十里。当时，慈南区委书记是林山同志，搞了实验区后，工作由临委马青直接掌握，康星具体负责。鲍纯甫任副书记兼武工队队长，队员有钱新炎、夏苗、史青、孙华德、张萍、李坚等二三十人。任务是保卫临委机关，负责通讯联络。“红色实验区”一直搞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