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东鲁迅学院
宁波红色记忆
刊于《宁波市水文化》杂志
2019第05期（总第二十六期） 风雨兼程行色匆 四明山上一布衣（上）
——缅怀敬爱的陈布衣伯伯
文/时雨
1、“共产党员是用自己生命之光，去照亮别人前行道路的人。”
今年11月1日，是浙东人民的儿子、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陈布衣伯伯逝世12周年忌日。
陈伯伯曾说过：“这世界上有许多优质的生命在冗长、幽暗的时间隧道里行走时，都会竭尽全力地用他生命的光，去照亮别人前进的路。”您就是这样一个人。您在活着时，总想为别人多办些事，而没有想过自己的享受。您总把温暖和光明留给别人。您说过：“你如果给人予帮助，别人也会帮助你。你帮助过的人越多，别人对你的帮助越多，你对社会的贡献也就越大。”
也许，这就是经历过战争年代的共产党人处世风格；这种风格，体现了一个优秀生命的气度与豁达，但这却不是每个人能够做到的。
可是您做到了，一辈子都在努力实践这种活法。您是一个密切联系群众的共产党人，为了人民的利益，不惜牺牲个人的一切。您既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干部，也一直是人民的勤务员。在战争年代是这样，在和平环境中也是这样。只要活着，您那颗为人民服务的初心始终不变！
解放后，陈伯伯长期居住在比邻朋湖柳汀街的那几间平屋里，总是人满为患。那些人，很多是来自四明山区的公社干部、大队书记，对修路筑山塘和其它公益事项，在项目与资金方面寻求帮助；还有他昔日的战友、部下和梁弄、陆埠革命老区的群众，人们仿佛是“万众一心”似的，在各种不同的环境中受了委屈，都会跑来向他倾诉；而他总是耐心慰抚，指示或劝告别人朝前看。对生活的境状，他有三个譬如：一是譬如你在那年代没加入革命队伍，还不就是一个摸地头的农民？二是譬如你与很多人一样在战争年代牺牲了，也就不能享受今天的幸福生活？三是譬如你正万事如意地活着，忽然间得了大病丧失工作能力……在陈伯伯的眼里：“人只有朝前看，尽力去为别人做事（为人民服务），才会心平气和地看待眼前的生活。”在他的晚年，那些找他的人大多是为解决自己的待遇和子女工作问题的，也有找他想办法解决生活难题的。那些来自老区的人，不管出于什么目的，只要跨进屋门，他就会让家人出门打黄酒、买菜，经常还要到门口小店买毛巾肥皂、饼干糕点作为来客送毛笋土豆茶叶的回礼。挂在他嘴上的有一句话：“人家（老区群众）能来，就是看得起我，不管事情能否解决，饭总归是要吃的。”
我采访时说起当年的情形，鲁滨（陈伯伯女儿）大姐动情地说：“不管是否在工作岗位上，老爸心里想的全是群众，很少考虑个人。”
在小勇哥（陈伯伯儿子）的记忆里提到：“我们家有大门从来是不关的，有时家人关上了，爸就会沉下脸来呵斥：你们把门关住，谁还会来反映问题？他总说：共产党干部离开群众，就像鱼离开水一样”。
他的话使我想起30多年前（上世纪80年代初），我曾陪同为解决“伍龄”问题的老爸，来到陈伯伯在柳汀街的寓所。老爸去之前简直暴跳如雷，说档案里没记全他的伍龄，给弄丢了几年。可到了陈伯伯这座靠近湖边小小的院落里，喝下几杯黄酒后，心情就平和了。那天陈伯伯兴致很高，谈笑风生。说：“老同志遇事就要让着点。现在年轻干部不理解我们当年的奋斗，你要和颜悦色地和他讲道理；讲不通就多讲几次，讲得他理解为止。”那天我俩离开陈伯伯家时，父亲的心情已平和多了，说：“什么事，经陈部长一解释就通了。不就是一、二年的伍龄，反正是按抗战时期离休，权当为革命作了贡献。”
我父亲的伍龄问题，最后在陈伯伯帮助下得到解决。离休后老爸一直很满足，因为陈伯伯贡献比他大得多，也才地市级，他办离休后就是县团级，想想也就不亏了。陈部长告诉他：“共产党人活着是比贡献，而不是比待遇。活一天，就要为革命多做一天贡献！”
这就是陈伯伯和我老爸那代人的情怀。当年住在柳汀街的陈家，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孩子们和爸妈一起，从食堂里把饭菜买来，经常会分一些给有困难家庭的孩子，全家人与周围贫民同样吃糠菜饼，你们能理解吗？陈家的几个孩子，除大姐陈鲁滨在文化大革命前凭实力考取北京外国语学院外，余都像普通家庭的孩子一样（甚至比普通家庭都不如），从事平凡的职业。因为陈伯伯说过：“别家子女能做的工作，我家子女为何不能做。”如小勇哥，就没读过宁波市的重点小学（开始上的民办小学，包括小勇、小滨兄妹的教室还是设在庙里，一直到四年级后才转的普通公办小学。后来才得知还是市教育局同志在偶尔了解情况后给直接办的），还是因为陈伯伯说过：“为什么普通小学别家的孩子能读，我的孩子就不能读呢？”据小勇哥回忆：“小时候每次放学回家，父亲逮住我就问：‘在学校表现怎样？有没有与人吵架？有没有做好人好事？他从来不问我学习成绩怎样？考试考得咋样？只关心我的\\\\\‘表现’，拿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政治素质。我初中毕业，就被父亲送去支农了。他响应毛主席老人家的号召：\\\\\‘广阔天地，大有作为’。说当年我参加革命工作，还不是从嵊县乡下出来的？”
作为陈伯伯的下一辈人，许多年来我都想写一篇纪念文章，却觉得很难用三言两语描写他；现在有一个时髦的词叫做正能量。这词用在他身上非常合适。他就是一个能够燃烧自己、点亮别人前进道路的人。他在晚年记忆力迅速衰退，那年代许多经历过的事都想不起来了，好在他已写过一本回忆录。人们看过那回忆录就想起他对革命的贡献。他的战友朱之光伯伯回忆说：“我记得最后一次去看望陈布衣同志，是2004年的秋天，他已住在永丰路新房子的楼上。那时他已经有病，脑子时清时糊涂。有些同志去看他，他已经不认识了。那天我去看望他，他老伴老刘问他：‘老陈，谁来看你了？\\\\\’他连忙说：‘朱之光、朱之光！你也来看我呀！\\\\\’老刘告诉我说这几天，他不断地讲：‘朱之光要来看我，朱之光要来看我。真巧，你真的来了。\\\\\’那天陈布衣和我都很高兴，那种亲热感真是难以用语言来形容。真是相见时难别更难。分别时，陈布衣紧紧地握住我的手不放，我们俩都好像还有许多话想说似的。”
两位一起战斗在四明山、情同手足的老战友，当时谁也没有想到：这是他们最后一次把手握在一起了。也许他们想到了，只是没有相互说穿。两位情同手足、忠诚的老战士先后离开了我们。陈伯伯走得早一些，2007年11月是他的忌日；朱伯伯略迟一些，在2017年底去世，比陈伯伯多在人间驻留了10年。
陈伯伯离世的消息，我老爸是在2007年11月8日的《宁波日报》头版上看到的：“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党的好干部，宁波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陈布衣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07年11月1日22时28分在宁波市李惠利医院逝世，享年94岁。”
这年我老爸82岁，还没查出后来对他足以致命的肺癌。那时他还雄心勃勃，想用“口述历史”（他没文化，写不来）的形式，把部队“北撤”后他跟从陈伯伯坚持敌后斗争（特别是陈伯伯奉命北上去苏北、山东寻找请示上级党组织的那段经历）“整理”出来。那天他早锻炼去爬寺山烈士塔（慈溪烈士陵园），刚回来，就听到家里电话铃响。不知是那位老同志，问老爸有没有看当天的《宁波日报》？说是宁波城里有爿天坍陷下来了。老爸看过报纸当场就哭了，后来他打电话给我，说想去参加老领导的追悼会。我查了“日程”，知宁波市人大常委会已经开过追悼会了。于是我告诉老爸说：陈伯伯生前处事低调，不同意“大张旗鼓”地办丧事。我这样说，老爸信了，说：“是呀、是呀，像我这般级别的部下，在余姚、慈溪少说也有几百人，每人都上门吊唁，陈家也就容纳不下了。”
老爸在陈伯伯走后不到三年，也走了。走时交给我妻子40万元钱，拉着我的手嘱咐：“一定要在老家恢复抗战联络站旧址，让后代子孙永存红色记忆。”他说：是陈金昌（陈伯伯当年化名）在这个村十五岙（现南雷村）以小学教师身份为掩护，启发你的小爷爷张可人（振贵）等十几人、义不容辞地走上抗战道路。
在我老家陆埠，现在已经很少有人知道这位身穿长衫、戴近视眼镜、来自嵊县山里、化名陈金昌、文弱的“教书先生”，就是后来浙东地区赫赫有名的陈布衣同志。
陈伯伯的一生，都像古代“夸父逐日”一样，总是拼尽全力追赶着太阳（光明）奔跑。
11月8日的《宁波日报》，对他的悼文评介如下：
陈布衣同志1914年出生于浙江省嵊县崇仁镇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38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革命工作。在抗日战争时期，陈布衣同志先后担任中共嵊西区委书记，嵊县县委组织部长。1941年12月调余姚工作，先后任中共余姚县逍林区特派员、山南联络员、姚虞县委书记、余慈县特派员、南山县委委员、组织部长。1945年3月调中共四明地委工作，任地委组织部干部科长、地委工作队队长。同年8月调任中共南山县委委员，组织部长兼宣传部长。1945年10月新四军浙东纵队北辙后，陈布衣同志留下坚持斗争，先后任中共南山县特派员，中共四明工委副书记兼浙东人民游击纵队第三支队政委，四明工委书记兼浙东人民解放军第五支队政委。宁波解放后，陈布衣任中共浙江省第二地方委员会委员，中共宁波地委委员、地委组织部副部长、部长、兼任余姚县委书记。1956年9月起任宁波地委常委、纪委书记并兼任宁波专区农科所副所长，党史小组组长、林校校长、专署视察室副主任等职。文革后，陈布衣问志1972年底恢复工作，先后任宁波地区革委会副主任、地委常委、地委统战部部长、地区行政公署副专员。1983年10月后改任宁波市人大副主任。1987年12月离休，享受正市级待遇。
陈布衣同志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他早年积极投身抗日救亡工作，抗战胜利后又参加解放战争，为宁波解放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党的创新理论，坚定共产主义信仰，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始终与党中央保持一致。他为党、为人民忠心耿耿、光明磊落，始终以党和人民的事业为重，尽心尽职地完成党交给的任务。他相信群众、尊重群众、关心群众、始终与群众保持密切联系。他党性强、顾全大局、团结同志、为人正直、待人诚恳、坚持原则、敢于负责。他勤政廉洁、两袖清风、作风正派、生活俭朴；严格要求自己，严格要求子女，从不居功自傲，深受群众、干部尊重。从领导岗位退下来后，他仍十分关注我市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特别是十分重视和关心四明山老区的发展，为改善革命老区群众的生产、生活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体现了一位老共产党员的高风亮节。
2、当钱庄学徒编《要闻摘要》，“ 一个人如果平庸地活着，不如轰轰烈烈地逝去。”
老爸逝世前的那些日子，经常口齿清晰地重复这样一句话，“一个人如果平庸地活着，不如轰轰烈烈地死去。”我知道如此精辟的语言，不会是他这般没读过书的人能说出来的，我追问谁说的？老爸脸红耳赤地大声喘息着，缓缓地吐出一口气道：“还能有谁？陈先生呀……当年他一个人教三个年级，说是‘扫盲班\\\\\’，其实是‘抗日动员班\\\\\’。那时他向我们讲做人的道理，譬如说尊老爱幼。如果你在崎岖的田塍路上行走，遇到一个挑屎料桶的年长农民过来，不管稻田有没有水，你都得退到水田里让他。同样，在下雨天遇到没带伞的老人或孩子，你必须把你带着的伞让给他们。”
老爸没文化，在职时也不大求“上进”，缺乏那种“继续革命”精神。拿他的话说就是“掉队很长时间，跟不上了。”但他对陈伯伯却很尊敬，我很小的时候，他就向我讲述陈伯伯和其他四明山领导人的故事。
陈伯伯生前留下一本《风雨历程——四明山革命斗争岁月》的书。书中回忆说“我的启蒙教育，是父母亲叫我助人为乐。”
他说：我出生在浙江省嵊县崇仁镇，这是嵊县西乡的一个大镇……这个镇上裘姓较多，占了90％。我就姓裘，参加革命后怕牵连家族，才改姓陈。镇上的富人家也较多，但我家属三房，三房贫苦人家多，我家又是三房中最贫苦的。“我家虽然穷，但父母亲对人却很慷慨。别人有困难，只要我家有能力就一定慷慨相助。我母亲培养我要有同情人、关心人的品格。对上门要饭的乞丐，她从不拒绝总是给冷饭或钱。有时甚至等在门口给要饭的人付钱，当然不是付什么大钱，每个人只付一个铜钱，因为我家也是很穷。这样做在当时的社会里已是很不错了，我记得，住在崇仁镇边有一个瞎眼老太太，孤苦伶仃，我母亲常派我去送米接济，有时五升有时一斗，而且嘱咐我不要讲姓名，那老太太问我爸爸、妈妈的名字，我照嘱没有讲。问我的名字，我也瞒过了，这样送了一两年，直到这老太太不见了，才不送了。这些微不足道的行为，在我幼小的心中却永远留下来了。为什么这么做，当时我讲不出所以然来，顶多模糊地认为人家有困难应该得到帮助。”
在困境中长大的陈布衣，九岁上学。他的启蒙老师是裘积功先生。这是一座私塾，一个老师，三四十个学生。读的倒是白话文，除写字读文外，没有其他课程。他的父亲是不识字的，深知没文化的苦楚；他把儿子送进私塾，为的是能记上豆腐白酒账。虽然要求不高，但他却希望儿子“上进”，为此常常向老师送东西，什么鱼呀，豆腐呀等等。裘老师只有夫妇二人，就住在他家屋后。
陈伯伯10岁那年，升入崇仁镇承志小学念书。这是镇内一所较大的小学，有十几位老师，课程也多了。
他在目录中提到：“学生时代由于学校的打骂制度，形成了我倔强的反抗性格。另外，老师对待我们学生的态度上，有钱的同没钱的完全不一样，造成我们这些穷学生内心不平。当时虽然不懂阶级的含义，但穷人与富人不一样，这点已从学校的现实中认识到了。”
“我16岁那年，在堂伯父裘振才处补习了一年的古文，当时用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作课本，由他任教，我堂伯父是清朝的秀才，为人老实，一直是完全小学的校长，老死在这座学校里，我的古文基础就这一点点。”陈布衣伯伯如是说。
陈伯伯完小毕业后没继续升学，由六伯父推荐去长乐润丰钱庄当学徒。这在当时已很了不起，父母为之高兴了好几天。在风和日丽的一天，他由六伯父陪同坐了两顶轿子去嵊县县城。在县城，他平生第一次吃到“四菜一汤”、用盆子装的“待客饭”。这是六伯父在县城的富学生招待穷老师的一餐饭，出身农村的穷孩子算是沾光了。
从此，少年陈伯伯在长乐拜了先生，成为钱庄的小伙计。但他不甘心这样一辈子“数着铜板过日子”，平庸地当个钱庄小职员，就开始买了颜真卿、柳公权、黄庭坚的字帖来习字，还买了《幼学琼林》、《孔子家语》、《老子道德经》看。他说：“日本人侵略，东三省沦陷，使我关心起全国形势来，每天读报纸成了必修课。出于抗日义愤，自己出钱买纸编写《要闻摘要》，把重要消息抄到纸上，每天夜里去贴在路口墙上，第二天一早自己又作为观众去看。日复一日，看《摘要》的人渐渐多起来了，我心里就很高兴。”
“大概1934年或者1935年间，有一天嵊县农工银行有三四个职员来到钱庄。”陈伯伯回忆说，“这种事原本我们学生意的理应回避，但其中一位戴眼镜的职员听说我爱学习，竟要找我谈话。他说：‘希望我们交个朋友，可以互相帮助。\\\\\’这位同志叫珂表，是位进步青年。我在他的指引下逐渐对党有所了解，后来又经珂表同志介绍，我认识了周醉飞（周飞）、根福、丹红等同志，走进了革命队伍。我们组织读书会、购买书籍、组织青年学习；我无意中成为这组织的积极分子。”
“七七”事变后，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影响下，国民党不敢违抗民意，同意抗日。1937年底至次年初，新四军派了两位同志到嵊县宣传抗日和发展党员，陈伯伯由邢子陶和珂表两同志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也就从那时起，他把自己这辈子交给党了。三个月后，党组织委任陈伯伯担任水竹庵分区党委书记，很快又任嵊县开（元）、长（乐）、太（平）分区党委书记。1939年春节后，他服从组织决定正式脱产，离开钱庄以教书为掩护，担任中共嵊西区委书记。1939年下半年，组织上又选调他担任县委农民部长（后任组织部长），公开的身份是大王庙附近的花桥村教书先生。
1939年6月30日，中共嵊县县委组织了在县史上有名的“六．三请愿”活动。陈伯伯说：“这次斗争没有完全胜利，但我认为，这对我们嵊县党是个极大的锻炼，对群众也是锻炼。经过斗争，党的威信在群众中有很大的提高。”
陈伯伯说：“没有党，就没有我陈布衣今天。人在年轻时一定要多吃苦、多锻炼，老了你想锻炼也轮不到了。我年轻时为何如此坚定地参加革命，除日本鬼子侵占了东三省、不愿做亡国奴，还有就是我个性使然。我想：做人一辈子，得对得起自己。与其平庸地活着，倒不如轰轰烈烈地逝去。”
3、从“长衫党”到“短衣帮”，“为了山里人能过上好日子，我流血流汗算得了什么？”
据父亲回忆，他是在1942年春节后，在十五岙小学认识穿着长衫的“陈先生”的。当时他虽然已有16岁，由于营养不良，个子长得矮小，像个没发育的孩子，以至于五十年后登门拜访陈伯伯时，仍被他叫出绰号“老鼠”。他回忆第一次随小爷爷见到陈伯伯的情景，说：“当时刚过完春节，天气有些冷。他穿着长衫，足蹬棉布鞋，朝我们和蔼地笑着说：‘坐，请坐……\\\\\’可是房间里没有位置可坐，只有一张硬板床……”
我问：“当时你知道他是山南县负责人吗？”
他摇头说：“不知道……是和凯篾匠请我们去，说学校新来了一个教书先生，知道山下闹‘二五减租\\\\\’的大道理。”
我又问：“小爷爷也不知道吗？”
父亲想了想说：“当时领导身份是保密的，你小爷爷也未必知道。我俩去小学，应是为你两姑姑上学的事，我提去一篮年糕。后来才知道他是领导。”
我问：“看人第一眼很重要，您对他印象如何？ ”
他说：“他说话慢吞吞的，对人很有礼貌，脸上露着微笑，怎么看都不像领导，是个山外来的教书先生。”
我曾问父亲，那时候您与陈伯伯经常见面吗？
他说：“离我家才两里路，应该常见面。”
我问：“是不是因为两个姑姑读书？”
他说：“开始是，后来不是，因为‘抗日救亡\\\\\’。当时陆和凯以篾匠做掩护，已在酝酿成立陆埠干溪自卫队的事了。”
1941年的下半年，从嵊县过来的陈伯伯，先到逍林区（现慈该市境内）任特派员，由三北岑维清做联系人，工作了三个月，当时“三北”沦陷，工作环境十分恶劣。
陈伯伯到四明山第一站就是十五岙，担任县委联络员，合法身份是小学教师。现在的人们已经很难想象十五岙当初模样，整个村庄位处四明山出口，距离陆埠约二、三公里，离余姚城五、六公里，北离姚江也不过两公里。因为战略地位重要，日本鬼子在村口修有炮楼，设有岗哨，对上下山的人们进行搜身和盘问。陈伯伯过来时组织上征求意见，一是车厩，那儿群众基础不错，相对安全一些。但他却挑了敌人眼皮底下的十五岙。说：“越是敌人的眼皮底下越安全”。
他是在正月中、下旬由在后海做篾匠的陆和凯陪同过来。那天陆在逍路头（现逍林镇）早市买了一担沙蟹作掩护上路了，他要陈伯伯装扮成客商，在路上尽量少说话，遇到鬼子的岗哨盘查由他应付。因为陈伯伯说话是外地口音，以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据陈伯伯在回忆录记载：“接我去十五岙的陆和凯，脸微酡，像喝醉酒似的。他是个乐天派，有些玩世不恭的味道，一路上尽与我说笑话。这天下午约4点左右我俩到了十五岙。十五岙三面环山，只有朝北一面是平原，如果不是战争，这儿真是一个山清水秀的好地方。当晚我住在和凯家里了。”
据陈伯伯回忆：“当天晚上我进屋刚坐下，就有一个衣着普通的跛子上来与我握手。和凯介绍这是学校的校董，名叫鸿炎。我刚握住他的手，就发现他的手是颤抖着的，而且很快地缩了回去。我心里有些吃惊，以为是自己暴露身份了。隔几天，我把疑问说给和凯听，他和几个地下党员分析了情况，认为此人胆子小，不会出什么问题，值得警惕的是那个外号叫做“长脚”的伪保长，他是三教九流都约会的人物。接下去几天，我们登门拜访，谁知他避而不见。这使我更耽心暴露了身份……在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我都与村里地下党员商议，想方设法接近跛子鸿炎，以达到长期隐蔽的目的。”
陈伯伯说：让跛子鸿炎放松警惕是一月后的事，在此期间我常有事没事地去他家（他是校董嘛），次数一多就熟悉了，有时他老婆还留我吃饭。我就大大方方地坐下吃。终于，他问我：“你怎么认识和凯的？”我把编好的话对他说：“我是嵊县人，为家里墙脚石的事与保长打官司，结果他输了，就串通县里抓我壮丁。我只好逃出来在余姚贩土布，然后在浒山（旧属余姚）碰到和凯，他说十五岙村缺老师，我就跟他过来了。”然后我把手一摊，装作很委屈的模样说：“您看我像游击队吗？”他摇头说不像，您是读书人嘛！但和凯是共产党，他老婆也是，全家都是。您与他少来往。“我表示东洋人是否因为我是外地人……”他连说：“不要紧，陈先生您放心，东洋人那边有我哩！”
他这样说过，我也就“放心”了。果然，第二天早晨长脚保长就到学校里，带我到陆埠镇维持会打‘派司\\\\\’（良民证）。有了它，我的行动就方便多了，在敌人眼皮底下活动“合法”化了。
陈伯伯在十五岙呆了不到半年，一学期结束就去大岚山忙筹建革命根据地的事。据余姚党史资料记载：陈伯伯到了大岚，很快就打开局面。当时中共四明地委书记是王文祥（高子清），也是宁绍特委成员之一。县委分工由老赵负责虞南，金丹负责虞东，南山（梁弄）就由陈伯伯具体负责。不久就拉起了一支抗日武装，从而为谭启龙、何克希进军四明山创建根据地打下了基础。
以陈伯伯为主创建的南山县委，地域面积包括余姚、慈溪两县姚江以南部份，曾经是浙东抗日根据地政府首脑机关所在地，浙东区党委、浙东纵队的司、政、后机关也建立在这儿，一批后勤机关如后方医院、鲁迅学院、修械所、被服厂、印刷厂均分布在慈南撞钟山、袁马、杜徐岙、余鲍陈一带。这里除沿江有小片平原外，余均为山地，山峦重叠竹林连片，非常适合部队隐蔽和打游击。如今我回当地时，常会驾车进山去转一转，望着那彼起此伏的山峦和成片成片的毛竹林思绪万千。
这儿早不是以前模样了，沿着山脚有一条婉转悠长的公路通向外面的世界，公路两旁是浓密的林子，这些林子大多是毛竹，也有灌木，春天时野花竞相开放，有许多城里市民来挖竹笋。路边间或出现褐瓦白墙的屋子，隐藏在林子中间。路下则是闪烁着波光粼粼的陆埠水库……
这就是陈伯伯与他的战友们，当年浴血奋战通过艰苦卓绝的斗争，用一腔生命和热血换来的宁静与和谐。
1942年11月，陈伯伯担任了中共姚虞县书记。当时的他才是不到三十岁的毛头小伙子。此前一个月，浙东主力武装渡姚江来到姚南，陈伯伯奉命赶到石门，向谭启龙、何克希两位领导人汇报了四明山区情况。这月14日，我主力部队突遭慈溪县“奋勇队”和特务大队、警察大队等二百多人袭击。这批顽固派部队不抗日、只扰民，当时敌伪在沿江的丈亭、河姆、城山渡等处建立据点，经常到郭姆、车厩、大隐等乡劫掠。他们不敢过河，但凭着灵敏的反共嗅觉，却对我进行突袭。我部被迫反击，从敌伪顽的统治下解放陆埠、袁马、杜徐、芝林等村庄。11月，我军回师三北开展反顽斗争，伪十师一个营乘机占据姚南梁弄镇，构筑工事，企图长期盘踞。直至1943年初，我军再次挺进姚南，4月23日，经过16个小时的战斗，牺牲了16名指战员，终于解放梁弄镇，区党委和司令部即进驻横坎头，从此，梁弄成为浙东抗日根据地的指挥中心。
据陈伯伯回忆：“从1943年11月到翌年9月的反顽自卫战争期间，我们处于极其艰难的斗争环境。我们地方干部始终同群众共呼吸、同命运，咬紧牙关、共同战斗。1944年10月以后，顽军陆续撤离。在此期间，我调四明地委任过组织科长、姚南县委委员、南山县委组织部长兼宣传部长，直至日本投降，我们在比较稳定的环境下从事根据地建设，掌握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三大法宝，做好工作。”
1943年春，中共浙东区党委调陈伯伯负责姚南第三线工作，又称“秘线特派员”。什么叫“秘线”？也就是“隐蔽战线”，换句话说就是以社会上的“合法身份”，隐蔽共产党员身份去做敌军的策反工作。
陈伯伯清楚地记得在兰山（当时叫左溪乡）一间残破的草屋中，谭启龙和罗白桦两位领导找他谈话。谭政委笑着听了他的汇报，接着脸色沉重起来，他为他分析了四明山和浙东的形势后说：“敌伪顽三方勾结，妄图在我四明山立脚不稳时大举进攻，把即将成立的新生政权扼杀。所以，我们必须作好万一的准备，建立第三线工作，把一部份党员做到彻底群众化，采取单线领导。核心是更严密党组织，不使党组织遭到破坏，既使出事，也只是轻微的损失。”他说完后，罗白桦同志提出两种隐蔽办法，一是在车厩山上当和尚。这办法陈伯伯没同意，理由是做和尚有局限性。二是在姚江渡头做撑船的老大。这种方式陈伯伯也没同意，说活动范围太小，不利于开展工作。后来他想了个方案，说倒不如我化装成做小生意的，既容易掩护，活动范围也可以大一些，国民党老爷也有做生意做掩护的。谭、罗两位首长最终同意了他的意见，他就以做生意为掩护做起了“秘线特派员”。
这段时间内，陈伯伯对他的直线领导地委书记陈洪接触比较多。陈洪同志隐蔽在竺家园，租了几间楼房，身边有秘书、警卫员、其他一些工作人员，对外也是以商人出面。群众称他为“大陈先生”，称陈伯伯为“小陈先生”。有一阶段为了长期隐蔽，两人还真的做起笋商来，在竺家园大收龙须笋，借了人家的小屋煮羊尾笋。在买卖时陈洪同志掌秤，陈伯伯戴着近视眼镜记账。
陈伯伯说：“陈洪同志衣着朴素，平易近人；对待群众热情诚恳，群众很喜欢接近他。有一次，陈伯伯与他去马家坪村，地方同志把他俩安排在富裕中农阿盈大炮家里。这个老头蓄着花白的胡须，个子高高的，能说会道，说话嗓门响亮。两人坐在他家的客厅里，陈伯伯感到无话可说；陈洪却像回到自己家一样，既热情又愉快。所以陈伯伯说：“战争年代搞群众关系，得向陈洪同志学习，到哪儿都与人民群众打成一片。”
接着陈伯伯感叹道：“战争年代我们好比是鱼，而革命群众是水。鱼儿离不开水呀！”陈伯伯在“秘线”工作时，与陈洪等同志组织群众，开展“大生产”运动，有力地配合了浙东区党委和主力行动。同时，贯彻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建立基层政权组织，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抗日。发展民兵组织，建立自卫武装；发动群众参军；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扩军运动；建立了县、区、乡三级武装。在三年多武装斗争中，由他领导的南山县，报名参军人数有数百人……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