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东鲁迅学院
宁波红色记忆
刊于《宁波市水文化》杂志
2020第02期（总第二十九期）
缅怀“运河之子”黄源：“此生就为了说真话”(上)
车弓
一、晚年我耳畔常回响着大运河的欸乃橹声
“每个人的生活道路可做出选择，出生年代却无法选择。我有幸也不幸出生在一个动荡的年代。这个年代使我失去很多，但也教会我许多。我一生铭记在心的只有一句话：先生（鲁迅）教我说真话……”
这段话，是黄源老先生在35年前，坐在他在杭州葛岭的家中，听我汇报中篇小说《海地》创作经过后对我说的。
接着，他给我讲了另一段话：
“晚年我耳畔常响着大运河的欸乃橹声……我是从运河岸边海盐小镇走向上海、结识了鲁迅、茅盾、巴金等作家，后来参加了新四军，为了人民的解放事业，沿着运河走向浙东、苏南、苏北、鲁南，最后才定居在杭州。”
许多年过去了，虽然我后来一直没机会，单独拜谒这位文学界前辈，但他这两段话，却一直留在我的脑海中了。
那年，他80岁，我33岁。我俩相差了差不多有半个世纪。
2019年底，我参加浙江部份作家、艺术家“千里走运河”活动后，应宁波市水文化研究会会长沈季民约，借座省广播电视大楼老干部活动室，幸运地见到了黄源先生的四子明明大哥。
黄源在2003年1月、九十八岁时走完漫长的人生，离开这世界。在他导师鲁迅离世后，在人间整整跋涉了67年，才去了仙界去见他崇敬的先生……
我一直相信，在仙界聚集了中华民族的优秀人才，他们在天上飞舞、眺望和保佑着他们的子孙，向着圣人们设定的目标前进。
我明白：现在的年轻人已很少知晓这个名字了；即使在他的家乡海盐县，除了党史、军史和文化界专业人士，也很少有人提及。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他的乡人、同是海盐籍作家的余华，曾在杭州拜会他；两人有过这样一段对话的记录：
“他问我家住在海盐什么地方？我告诉他住在医院宿舍里。他问我医院在哪里？我说在电影院西边。他又问电影院在哪里？我说在海盐中学旁边。他问我海盐中学又在哪里？我们两个人这样的对话进行了很久，他说了一些地名我也不知道。直到我起身告辞时，还是没有找到一个双方都知道的地名。同样一个海盐，在黄源老先生那里，和在我这里成了两个完全不同的记忆。”
这段话，刊登在2013年12月13日《人民日报》（海外版第15版）上。
我与余华是北师大与鲁院合办的文艺学．文学创作研究生班（也叫作家班）同学，浙江有三人，还有廉生（作家、杭州市文联创研室主任）。我们对黄源先生系统地了解，是在读了中国现代文学史后，知道这位鲁迅的“入室弟子”，对中国现代文学和鲁迅研究的贡献。
什么叫“入室弟子”？鲁迅研究专家王锡荣认为：就是在“白色恐怖”的环境中，能够进入先生“私密空间”的青年作家。说得明确一些，鲁迅当时所处的生活环境和政治环境非常恶劣，由于国民党的“追捕”（甚至架上望远镜对准他的卧室监视），他的生活处于半秘密状态，所以一般会客都安排在外面。如内山书店、咖啡馆和茶馆，只有密切的“战友”、学生才可以到他的家去，如果再进一步，还可以到他的楼上、甚至书房、卧室中交流和沟通。
这样的人不多，尤其在先生晚年，屈指算来不超过10人，如冯雪峰、萧军、萧红等，黄源便是其中一位。
所以，在20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文坛，黄源是一个何其了得的名字,他是鲁迅的“关门弟子”，是先生给徐懋庸的公开信为之辩诬的三人之一，也是茅盾“文学研究会”的战友。新中国成立后，他是中共文艺战线的高级干部，筚路蓝缕、呕心沥血，开创了上海、浙江文艺发展的黄金时代。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样一位文弱书生，竟然还有十四年的戎马生涯，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纷飞的炮火中，与叶挺、项英、陈毅、叶飞、陶勇等中共赫赫有名的战将，有过非同寻常的交集和接触，其事迹可以写进党史和军史。
黄源在98岁高龄时离世，《浙江日报》2003年1月4日讣告称：
中国作家协会名誉副主席，浙江省文联名誉主席，浙江省作家协会名誉主席，鲁迅先生的忠实弟子、战友，著名作家、编辑家、翻译家、原省顾问委员会委员黄源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03年1月2日15时10分不幸在杭州逝世，享年98岁。
现在海盐南北湖边有一幢依山傍水的黄源藏书楼，就是为纪念黄源先生建造的里面有几千册先生捐献的书，许多已成“孤本”。
我与沈季民先生、同道的谢耀荣先生，还有“东道主”省广电局退休处长祝银成，与明明大哥交谈得很投机，大有相见恨晚的感觉。
我们聊的主题只有一个，那就是：在一个时代即将逝去时，我们的下一代人还需要不需要那种民族意义上的崇高？如果需要，先生戎马一生和对民族文化的贡献，是不是可以作为万世楷模流传于世间？
这份崇高的含义是什么？按照黄源先生的理解，就是讲真话的力量。你对这世界不隐瞒什么，这世界也会真实地对待你。
与余华一样，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有幸两次叩见黄源先生。一次是单独会见，另一次是群体座谈。
1985年一个初冬的早晨，我由时任省文联书记处书记、《东海》杂志副主编朱明溪老师介绍，特去黄老在葛岭的家中拜访。朱老师没交待什么，只说“黄老看了你的中篇小说《海地》，很想找你聊一聊。”
《海地》是我在这年3月发表在《东海》杂志上的一篇小说，责编是刘源春。后来由中国作协《小说选刊》（第11期）选用。小说讲了新县长韦振邦，实事求是地纠正他的“恩师”老县长秦大泉急于求成、“围海造田”而造成生态失衡的故事。小说结尾有两段话：
韦振邦问驾驶员魏娜：“如果你开车走错了路，怎么办?”
魏娜回答：“调头往回开呗！”
“没有其他办法？”
“没有，只能往回开。否则开得越远，距离越大……”
虽然，小说较浅显，但由于主题突出，在社会上引起不小反响。文艺评论家李下和作家王愿坚，分别在当时的党中央机关刊物《红旗》、和《小说选刊》载文发表评论。
那时黄源是省顾问委员会委员，兼任省文联副主席和省作协主席。听明明大哥说，葛岭那屋子现在还保留着，做了陈列馆对外开放。这是一间挺简单挺朴素的客厅，有些像农家小园，先生坐在一张实木椅上，听我汇报中篇小说《海地》的创作经过。末了，他作了两段“指示”，大意是：
一是文学作品提倡“讲真话”，很好很好……这是我党的一贯传统，什么时候坚持实事求是，我们的党和国家就发展前进了，反之，就倒退。
二是作品中写的浙东“三北”（指镇北、慈北和姚北）地区，我很熟悉。抗战时期我在那儿工作过，发动群众，与日本鬼子和汪伪“皇协军”周旋，还办了鲁迅学院和戏曲培训班等“抗日组织”。
与询问余华一样，他如数家珍地问了我一系列地名，如观海卫、龙头场、密家埭、陆家埠、车厩……
当听到陆家埠是我老家时，他询问我知不知道杜徐岙村？此村应在里山，当时我并不清楚。他有些不高兴，说：“你是搞文学的，应知道那个村庄，我在那儿办过鲁迅学院和戏剧班，为浙东抗战培养了大批文艺战士。像当时的副校长楼适夷、学员翁郁文等都在那儿待过。”
这令我汗颜，居然连老家附近的村落都不清楚。也就在那次，我才知道家乡不仅是革命根据地，还有着一页如此辉煌的红色文化史话。那天，太阳很好，阳光从传统的木格窗里照进来，光灿灿、暖洋洋的，像一只只温暖的猫爪子，抓得人身上痒痒的，黄老坐在一把旧藤椅上，鹤发童颜，精神很好……
还有一次是群体座谈，记得是“作代会”后，省作协组织重点作者与黄老见面。那是一次“大活动”，具体讲了什么，我已经模糊了，只记得他号召我们：“作家要学习和继承鲁迅精神，对人民大众必须讲真话。”这时他应是八十出头了，见到我们脸上露出慈祥的微笑，那双微眯的眼睛里，射出两道深邃的光辉，睿智和宽宏地打量着我们每个人。对了，就在那次座谈中，他好像回忆起他的老家海盐，手掌拍着前额再一次说：“人老了，特别容易回忆；最近我的耳畔常会回响起大运河上‘欸乃’的橹声……”
光阴如箭，往事不堪回首。
黄老晚年，每次与文学后辈讲话，言必称鲁迅，说到动情处，常常泪流满脸，语塞哽咽。他有一句口头禅：“先生不仅教我写文章，更主要的是教会我如何做人。”
在晚年，黄老经常提到自己是“运河之子”。这不仅指他的家乡是离海盐县城几十里远的西塘桥、小镇的西北角有运河穿过，晚上睡觉时可以听到运河南来北往船只的桨声。而且，他参加革命后，在皖南到苏南，自苏南到浙东，又从浙东至苏南、苏北和鲁南，几次往返穿插在运河两岸，为保卫这条有着中华民族灵魂的河，使两岸的人们过上鲁迅先生和他憧憬的新生活，他和他的战友们浴血奋战，以生命和鲜血的代价，使这条有灵魂的河，延续民族的血脉汩汩流淌、永不停留，向着人类共同繁荣昌盛的目标前进。
所以，他说他是“运河之子”。
这话，三十五年前他与我当面说过。他说：“你的老家三北，就在我的家乡海盐对面。好地方呀，河滨交叉……我小时候睡在床上，都可以听到运河上‘欸乃’的橹声……”
类似的话，在《黄源传》作者包能旺的书上也可以看到。
他写道，黄老的家乡：“从地域上说，海盐隶属嘉兴，东临大海，南倚钱江，北负太湖，西接天目之水。晴天时支起耳朵，还能听见西北方向传来运河上的欸乃橹声。”
现在，我们就从这“欸乃”橹声入手，来缅怀黄源先生光辉灿烂的一生。
二、生逢乱世，我不要一眼就能望穿的人生！
黄老出生在古越人聚居、史称“吴头越尾”、兼有吴“泰伯辞让之遗风”与越“夏禹勤俭之余习”的江南水乡——嘉兴府海盐县西塘桥镇。
小镇现今尚存，只是换了人间。
远在秦始皇统一六国时，海盐就已经设县了。如今县境内还有“秦山”的地名，“煮海为盐”曾是当地人赖以生存的活计，海盐也以“海滨广斥、盐田相望”而得名。“大气如海，淳朴似盐”的海盐人，在两千多年的岁月长河里，精心编织自己心中的“江南”。如今，这儿已是中国最为富庶的“长三角经济区”的经济强县。
黄老出生在1906年5月，面对苍茫的世象和门外的大潮，曾考取秀才的父亲黄慕韩，取古诗“海晏河清予日望，与君同作太平人”寓意，为他取名源，字河清。而这一年，现代文学史上明确记载：日后与他关系甚为密切的文坛盟主鲁迅正在日本留学，由于痛心于故国之危机，深深醒悟到拯救民族魂乃当务之急，毅然决定弃医从文。另一位则是茅盾，那时将从隔壁的桐乡县小学毕业。
仿佛上天在冥冥之中自有安排，黄源在他波澜壮阔又多灾多难一生的命运中，注定要与两位文学巨擎相遇。
晚年时，黄老还清晰地记得：他祖父黄承烈是个秀才，清末在潮州做过段时间小官，辛亥革命前回家乡办私塾，改新学后又在西塘桥小学当校长，后去海盐县城东门外寺桥小学担任校长。父亲也是个秀才，倾向搞维新、办新学，也曾想像鲁迅一样，进新派学堂念书或出洋留学，可家里没钱，只得像祖父一样坐馆教书，先在海盐北门外的小镇白寺里教书，后在西门外地藏庵小学当校长。
有几件童年往事，黄源记得很清楚。一是他出生在西门外曲尺弄底老家，是一座大住宅，旁有一条小弄堂，西面通一条河浜，河浜对面就是一个庙——地藏庵。他的祖父和父亲，总是从住宅房的船埠头坐船出去教书，很久才回家一次。他在这屋子里一直住到六岁，对那一声声如诗如歌的橹桨声记忆极深。童年的他躲在蚊帐内呆呆地想：“有朝一日，我也会坐着这种船出去闯世界的。”
第二件事发生在他读初小时，怀才不遇、在白寺里小学教书的父亲，郁郁不得志，不知受了什么刺激，突然疯了。祖父把他弄回曲尺弄大屋子内，用铁链把他锁了起来，关在大厅旁的一间大房间里。这对初涉人世的少年黄源影响极深。他想哪：是谁把他那忠厚老实、沉默寡言的父亲给逼疯的？
也就是从那时开始，少年黄源就立下像运河水一样，“流走天下”的决心。他想：“我不要那种一眼就能望到底的人生。”
父亲“康复”后，靠邻居、亲友帮助，去设在海盐的劝学所，当了一名图书展览馆的管理员，信奉“新学”的父亲，脸上终于有了笑容。在那儿陈列着《新青年》这样的杂志，少年黄源去父亲那儿玩，就看见过那本书。
第三件事，黄源在其《传记》中写道：“初小毕业后，我从西塘桥到县城，转蔚文学校读高小。那是由南京高等师范大学于暑期办的一个实习班，教英语。用的课本是英国人教印度人的。学校要我当班上的‘领头\\\\\’，我还得意了一阵子。想：这是替黄家争脸的事。但我的英语基础不很好（父亲对我的要求不高，只要能看看报纸就行了）。这时，我已有了两个爱好，一是收集香烟画片，二是我的国文却是一流的，喜欢看书。”
他说：“那时，我已养成了看小说的习惯，如《七侠五义》、《施公案》、《彭公传》和《三国演义》这些书，我都看过；为我以后从事文学工作，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黄源说：“少年时期，对我影响最大的人物是张元济。”
张元济（1867——1959），字筱斋，号菊生，海盐武原镇人。他是全国唯一受光绪皇帝单独召见的维新派，在晚年真诚地拥护共产党，参加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先后任华东军政委员会、行政委员会委员。后继任商务印书馆董事会主席。
许多年后，由于黄源的提议，海盐建立了张元济图书馆。他在给中共海盐县委并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的信中说：
“张公元济，乃一时代的俊杰。他一生立志维新，振兴中华。而在中国近百年的激变中，能驾驭时代□□如张公，从亲身参与立宪维新而至晚年热忱迎接人民解放，参与人民政协会议，共建人民共和国，举世无第二人。其间如热忱对待五四运动新文化，运用出版机构，推动时代前进，并世亦无第二人。这诚如鲁迅先生称颂的：“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范。”
除了张元济，海盐还有许多乡贤，对他的成长都起了积极的作用。如徐用仪朱丙寿、冯缵斋、陈大齐、朱希袓、周岭荪等。晚年黄源在其回忆录中写道：“上述海盐籍名人，都或多或少地对我有所影响，特别周岭荪一家，和我关系最为亲切，他是我的堂姑夫，我在南京读书时，得到他们一家的照顾。”
黄老总结自己的人生说：“在我14年的童年和少年时期，除初小在西塘桥读以外，余都在武原镇。年少时不知打基础的重要，只养成了好读小说的习惯。没想到后来专门研究“五四”以来的“新文学运动”，算是文化的一种继承关系吧。”
“智者的人生，是自己选择的。”两千多年前，诗人屈原面对湘江嗟叹道：“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1920年，刚小学毕业的他15岁了，究竟进什么学校？走什么样的路？使青涩的他陷入沉思之中。
我不知他脑子中，有没有出现过屈原的这句诗？但我知道：许多仁人志士在面临人生抉择时，都会想到屈原这句诗。当时海盐没有中学，祖父希望他进嘉兴师范学校，因为不收学费，交钱少，但是他选择的是秀州中学。那时嘉兴只有三所中学，一所是省立中学，国文基础比较好，当代文豪茅盾就是在省立中学毕业的。另一所是嘉兴师范学校；再就是秀州中学了。秀州中学实际上是美国人办的教会学校，主课是英文。
教黄源这届的英文教师叫凯莫尔（Miss Kamer）小姐，是个特别认真的人。还有一个教国文的老师，他已记不起他的名字了，也特别认真，重点讲“五四”以来的文学。这两个教师，都给他留下深刻的影响。
黄老回忆说：“我在这个学校学了不到两年，第一年我对英文发生兴趣，非常重视，第二年可以应付着看小说了。”
黄源的人生第一站，是去上海证券交易所当练习生。那地方是二姑母介绍的，因为二姑夫朱宗良在那里。父亲跑到秀州中学与他商量，说家里经济状况不好。他说：“你在这里请假，到那里去干一段时间，如果认为好，就在那里干，如果认为不好，再回这儿念书。”
既然父亲这么说，黄源就同意了。他由二姑母陪同去上海，因为二姑夫朱宗良住在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家里，他也在他家住下了。他工作地点在证券交易所内《市场》日报编辑部。令黄源欣喜的是：这地方居然有沈雁冰（茅盾）编的《小说月报》；而且1922年全年都在。这给喜爱文学的他带来一种生活的充实，他发现自己找到了力量的源泉。
他回忆说：“我的任务，就是每天早晨向交易所经纪人分发《市场》日报，这任务不到一小时就能完成。但冬天比较辛苦，双手分报感觉很冷。他又说：“当时，虞洽卿是交易所的理事长，陈果夫、陈立夫也都是经纪人，他俩都是大户……”
在这种环境中，少年黄源有时间静下心来，钻进他喜欢的文学里去了。他除了送报外，余暇时就读上海进步报刊。如邵力子编的《民国日报》副刊《觉悟》、《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也看杂志，例如《小说月报》，他就反复研读。还有就是跑书店。当时交易所在四川北路一号，离棋盘街的商务印书馆很近。每天吃过中饭，他都要去四马路跑书店。
他说：“和我在秀州中学不同，这时我开始接受和接触‘五四运动\\\\\’的新文化。”晚年黄老在与文学青年聊天时，会如数家珍一般讲述当年上海滩“群英聚会”，把新文化运动中的人物一一枚举。如“创造社”于1921年7月在日本东京成立，《创造季刊》于1922年在上海出版；郑振铎于1921年5月进商务印书馆；1922年创刊《儿童文学》。他说：“当时我每天看书，看得很多，上海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大大小小的书店，我都摸熟了……‘新文化运动\\\\\’那些作家，如‘创造社\\\\\’、‘文学研究会\\\\\’还有戏剧界的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田汉、沈雁冰、郑振铎、冰心、王统照这些人，我都一清二楚。”
1923年夏，黄源又离开了他工作整两年之久的“交易所”。为何离开？原因很简单，由于在《市场》日报工作出色，他被调到了总务科。这是好事，薪俸也相应提高了；但他不愿意。理由是工作太忙，就没时间“像编辑部那样，分完报纸、可以堂堂正正地把书放在抽屉内看书了。”
所以，他辞职不干了。
去哪儿呢？他从《教育杂志》上看到南京东南大学附中有一些名教授，在搞新派的“陶尔顿”制，便想去碰碰运气。
什么是“陶尔顿”制？就是打开校门，邀请专家上大课。于是，他在父母的支持下，辞去交易所的差事，回家补习功课。
在六朝古都求学的日子里，他在梅园见到了来华访问的泰戈尔和为其当翻译的徐志摩，在暑假的名家学术讲演会上，还听到章太炎、马君武的讲演。
他在南京呆了差不多一年。这时期他除了听名人讲课外，还经常到东南大学的孟禄图书馆看书。这时他已熟练地掌握了英语，如英文版歌德的作品，他很容易地读下来了。但当时，南京是“学衡派”的大本营，梅光迪等文化保守主义很有市场，到处弥漫着“复古气”。新文化和新思想受到抑制。
在一个偶然的机遇，他结识了从上虞春晖中学来的同学张水高。张同学说：“在春晖中学，师生的思想比这儿要解放！”同时，向他介绍了夏丐尊、丰子恺、还有朱自清、朱光潜、匡互生、张孟闻、吴梦非、王任叔等一大批“新文化运动”的“闯将”与文化名人。
为了寻找真理和更好地读他想读的书，他在次年利用放暑假的时间，从上海转车，来到了隐匿于上虞白马湖乡间的春晖中学。
从上虞驿亭车站下车，他就迫不及待地直接来到学校，放下行李，问明地址，前去拜访夏丐尊。夏丐尊是五四时期“浙一师”的“四大金刚”之一，浙江最早的一批共产党员，如宣中华、俞秀松、杨贤江等，都是他的学生。
由于事先没打“招呼”，少年黄源心里“突突突”地跳着，生怕夏老当面拒绝他。夏丐尊倒不见外，他问清情由，笑嘻嘻地双眼眯成一条缝，说：“转学不成问题，交一篇作文看看。现在离开学还早，你先在学校住下，看看书，不要有顾虑，可随意来坐坐谈谈。丰子恺先生住在我隔壁。”
这样，他便在白马湖畔住了下来。
在春晖中学，黄源如饥如渴地投入进步书籍中。他由此知道了马克思说过：“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他经常去夏丐尊、丰子恺的家里，浏览他们的藏书。那时夏丐尊书房除线装书外，多为日本作家的小说和欧美各国小说的日译本丰子恺的书房里挂满了漫画，书架上摆着一些英美名著的日译对照本。这时，他在思想上也受到夏丐尊、朱自清、朱光潜等人的影响，而对他熏陶最深的，还是担任数学教员和训育主任的匡互生。
匡互生曾是“五四运动”中的学生领袖，当年率先冲进赵家楼、火烧曹汝霖住宅、名动朝野。毕业后他回到家乡长沙楚怡小学任教，随后任湖南第一师范教务主任。1924年2月受聘来到春晖。他是一位无政府主义者，提倡对学生实行“感化教育”。
黄源在一篇文章中写道：
“……匡先生是身体力行者，如他讲平等，有教师食堂，他不去，却和学生一道吃饭。他当训育主任，但从不训人，学生在熄灯后点蜡烛看书，他只在寝室门上用手指轻轻点一下，打个招呼，意思说该睡了。”
但是，黄源并没有在春晖中学久住。他天生是一条自由游走的“龙”，哪儿天空蔚蓝辽阔，他就往那儿游动……
“机遇”出自一种观念的冲突。令他不快的是1924年冬天的一个早晨，他在出操时头上戴着一顶本地农民常用的毡帽。这是现在来说不算什么，但在当时却被“保守派”老师认为是“堂堂春晖学子，戴这种下层农民的帽子，简直是不成体统”。此时的春晖因校长经享颐外出筹款，由“保守派”副校长代理校务，称要对他记过或开除的处分。
黄源不服气，去找了匡互生。匡互生立即向学校交涉：不能抹杀学生的自由！但学校还是对他做出了处分。得知结果，匡互生愤怒地辞职，为此全体学生罢课挽留；但校方仍不肯退让，借机开除28名学生，此举引起了公愤，匡互生、朱光潜、朱自清当即带了随身行李离开了春晖。
通过这次事件，年轻的黄源心有触动。几十年后，他在回忆录中写道：
“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受不义的打击，匡先生主张正义，引发了风潮。现在想来，很清楚，那些正统先生们认为中学生应该属于少爷阶层，戴农民的毡帽，有失少爷身份，所以非处分不可。我当时是不自觉的，匡先生则明确认识到这是侮辱农民的一个立场问题。这时他不能容忍的。因此，他愤怒离校了。怪不得后来我回到家里。家里人也说我变了，对劳动人民的态度变了。这大概正是匡先生对我潜移默化的结果，也是我一生走向工农、最初的的启蒙教育。
匡互生等人离开春晖后，和丰子恺等人筹资在上海江湾创办立达学园。黄源获得信息后，立即赶去上海。在那儿，除了在春晖中学他已熟悉的刘熏宇、丰子恺、朱光潜外，还结识了沈瑞先（夏衍）、方光焘、高觉敏、沈亦珍等。同时，还在校外认识了许多当时上海著名的编辑和作家，如郑振铎、叶圣陶、周予同，文艺界人士马宗融、白采、赵景深、画家陈抱一、陶元庆、陈之佛等。
这段时期他也读了许多书，如屠格涅夫的《处女地》英译本、郭沫若的《新时代》中译本、缪塞《一个世纪的忏悔》英译本。
1927年，从江湾立达学园毕业的黄源，由匡互生介绍，与同学许天虹一起到劳动大学编译馆工作。（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