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东鲁迅学院
宁波红色记忆
刊于《宁波市水文化》杂志
2020第03期（总第三十期）
缅怀“运河之子”黄源：“此生就为了说真话”（中）
文/车弓
三、人生的真谛，鲁迅教我说真话……
对如何在世间做人？做一个好人。这是我们每个正直向上的人，都在摸索思考的问题。黄源在遇到鲁迅前，思考过，却没有答案。
幸喜遇到了鲁迅，帮他解决了这个人生观上的重大问题。鲁迅没有正面解答，却以平时的一言一行和实际行动回答。而且，在先生活着时，黄源并没体会到这事的重要，直至先生走后多年，他在参加新四军、经历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与建国和平环境的风风雨雨后，他才更真切感受先生品格的高洁。
那就是：先生从来就是“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地活着。从不奴颜卑膝。他是中国在那个历史时期说真话的一个典型。
1929年暑假，黄源从日本回到上海，仍寄住在江湾同安里，此时爱人许粤华已从劳动大学肄业，一家人的花费，都靠他写文章搞翻译谋生。
应该说，这种生活他在日本“勤工俭学”时已经尝试，值得回忆的是他在日本时结识了同乡茅盾，并与之保持了一辈子的友谊。。
黄源说：“在日本，我主要还是读书。茅盾当时化名方保宗，先住神户，来东京由表弟陈喻清通知我。他开始不懂日语，我去看他时主动当翻译，陪他上街买东西。”
这年秋，黄源写的首篇文章《介绍托尔斯泰未发表作品集》在《申报》发表。接着，他翻译了高尔斯华绥的短篇小说《又一次》。次年秋，由他编译的第一部长篇《屠格涅夫生平及其作品》，辗转三家出版社，最后由华通书店出版发行，给了他两百多元稿费。这在那个年代，夫妻每月生活费也就六元钱，该是一笔巨款了。他俩先给法国的陈瑜清汇去一些，余下买了些家具，开始过上了正常的家庭生活。
许多年后，黄源想起当年的著述生涯时，还显得很激动。他说：“当时我写一章，许粤华用墨笔在日本彩色稿纸上誊抄一章。一个暑假下来，书写完了，请丰子恺设计了封面。”
后来，华通书店又约他翻译第二本书《世界童话集》。至1930年，他又翻译出版了美国作家卡尔费顿《结婚的破产》和日本石川三四郎的《西洋社会运动史》。有了这几本书，他才放心踏实地在上海安了家。
也就在这一年，他与许粤华的爱情结晶——长子黄伊凡出生了。
今人对黄源的主要印象，一是上海滩的外国文学翻译家，二是他乃鲁迅的学生和战友。两名相比，后者名声更大一些。两人间这种温暖了几代人亦师亦友的关系，穿越时空，伴随着他漫长的一生，尤其1936年鲁迅逝世后，这种感情显得更加醇烈真切。以至到了晚年，黄老在各种场合讲话更是言必称鲁迅，三句中夹杂一句：“鲁迅那个辰光啊……”
如果把岁月倒推八、九十年，我们眼前就会出现黄源与先生相处的优雅时光。
两人初见，正确说是黄源第一次见到他所崇拜的先生，是1927年10月25日下午，鲁迅应劳动大学所邀到校演讲，那一年，鲁迅46岁，由校长易培基陪同，他走上讲台，开场白就说：“易先生要我到贵校讲几句话，我没有什么可讲，但他要我来，我是不敢不来的。”当时，“三一八”惨案刚过去，先生与易培基一些著名人士与段祺瑞斗争过。他用一口低沉的绍兴官话，分析了当代知识分子的作用和动摇性、软弱性，告诫知识份子要结合工农群众，“为平民说话”，为革命珍惜生命，也要随时准备着将来的牺牲。
黄源在先生那次演讲中担任笔录，结束后送他审阅。他说：“没想到先生说话那么平易近人，没有那种文化名流的腔调。”
他说他与先生在工作上的联系，应是五年后为了出版《士敏土》的事。《士敏土》另译为《水门汀》或《水泥》，是俄人格拉特诃珂写的一部描写苏联经济复兴的长篇小说，由黄源介绍，鲁迅译序并校订，董绍明、蔡咏裳合译。
1932年9月3日下午，鲁迅收到黄源转交的新生命书局所赠的《士敏土》10本样书。在此前的每一次校样，均由黄源送至内山书店转交鲁迅。先生的稿费也是由黄源转交的。
这就是鲁迅与黄源的最初交往。鲁迅一生接触过无数从文的青年，对于他认为上进的青年，总是充满爱意的。而对黄源来说，认识鲁迅，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先生无论在学问、精神还是人格上都对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那是笼罩性的，铭心刻骨的，能够溶入他的血液。在黄源晚年，发生在眼前的许多往事都记不清了，但只要与鲁迅有关，不管多么遥远，时间、地点、细节，都记得清清楚楚。
1933年，《文学》杂志创刊。郑振铎请茅盾当主编，茅盾推托了，说：“我是戴了红帽子的人。”大家商量了一个编委会名单，共有10人。即鲁迅、茅盾、郑振铎、叶圣陶、郁达夫、胡愈之、洪深、陈望道、傅东华、徐调孚，并一致推选傅东华出面当主编，理由是国民党上海市党部鉴于他哥哥（江苏省教育厅长）的关系，审查比较容易通过。
主编和编委定下来后，大家考虑到傅东华单枪匹马的，不好开展工作，决定给他配个助手。为此郑振铎找了胡愈之。胡愈之说：“人倒有一个，是茅盾在东京认识的，叫黄源。我推荐过他为一家小说书店出版过几本青年修养方面的书，还不错。”郑振铎又征求茅盾与傅东华意见，他俩也赞成。为此，茅盾曾在回忆录中写道：“因为振铎与我早就想到，要傅东华这位大少爷处理编辑部日常事务肯定是不行的，必须找一个年轻人来做实际编务工作，乃至跑腿……”
这样，黄源就从金神父路花园坊搬到拉都路敦和里12号。这是单独一幢房子，石库门上钉了蓝瓷白底的一块牌子：文学社。楼下客堂间做了编辑室兼接待室，二楼做卧室，三楼当书房，黄源又推荐了表弟朱体仁当收发兼校对。
胡风在《有关三十年代前期和鲁迅有关的二十二条提问》中回忆道：
“傅东华主编《文学》，住着文学社的两个三楼做书房，实际上是为商务印书馆编国文教科书，闲时约朋友打麻将。《文学》编辑事务几乎丢给黄源（黄源夫妇只住一个亭子间），向什么人约稿，决定用不用。说一声就由黄源去信或回信。于是黄源在作者中间被知名了。”
有一桩事，黄源记得很清晰，《文学》创刊号出版不久，文学社接到通知：美国黑人作家休士从苏联到上海，“左联”拟请文学社、现代杂志社等团体出面开一个座谈会，请他谈谈苏联文坛的近况。黄源赞成开这个座谈会，他请傅东华亲自赴会，自己一同参会。因为这是公开性质的会议，鲁迅没有出席。会后，傅东华用笔名伍实写了《休士在中国》，还译了休士的小说《没有鞋子的人们》在第二号上发表。刊物出来后，照例先给编委寄样书。不料过了没两天，就收到鲁迅致编委会一封措辞严厉的信，内云：“给我以诬蔑和侮辱，是平常的事。我也不以为奇，惯了。但那是小报，是敌人，略具识见的，一看就明白。而《文学》是挂着冠冕堂皇的招牌的，我又是同人之一，为什么无端虚构事迹，大加奚落，至于到这地步呢？莫非缺一个势利卑劣的老人，也在文学的戏台上跳舞一下，以给观众开心，且催呕吐么？我自信还不至于是这样的脚色，我还能够从此跳下这可怕的戏台。那时就无论怎样的诬辱嘲骂，彼此就没有矛盾了。”
信的最后，鲁迅要求公开“伍实”身份，并将此信在《文学》第三卷上发表。黄源先找《文学》一卷二号上傅东华发表的文章，果然，开头有几句闲文：“比之不久前萧翁（萧伯纳）来华的声音，真所谓“不可同日语”，不但码头上没有仕女们的欢迎，就是日报上也不见他的名字。这里面的道理很简单，萧翁是名流，自配他们的名流招待，且唯其名流招待名流，这才使鲁迅先生和梅兰芳博士有千载难逢的机会得聚首于一堂。休士呢，不但不是他们名流心目中的那种名流，且还加上一层肤色上的顾忌。”
怎么办？黄源心中十分着急，立刻带着鲁迅的信去找傅东华。傅东华也着急，写信给去乌镇的茅盾。茅盾回来立即进行了补救措施，不但在下期杂志纠正，还由茅盾出面给鲁迅写信，承认“伍实”就是傅东华，使用此笔名不为放“冷箭”，疏忽则诚有之，恳请鲁迅释然于怀，时时赐以批评。同时，又由茅盾登门解释。但最后，鲁迅还是辞去了编委会委员之职。至第二年初《文学》受到国民党当局检查机构的压迫后，才又给《文学》写稿。
《文学》创办后经历了许多风风雨雨，特别是国民党的对左翼文化的摧残，使得鲁迅、茅盾为首的这批文化人绞尽脑汁、举步维艰。
1933年11月12日，上海艺华公司被毁，次日，良友图书的大玻璃窗被毁，第三天《中国论坛》被捣毁，半月后神州国光社遭袭击。不久，又有人放出风来，说《生活》周刊和《文学》月刊马上要被禁了。
不久，傅东华和负责发行的徐伯昕，便接到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的通知：《文学》从第二卷起，每期稿子要经过他们特派的审查员的检查通过才能付印。
1935年2月，《文学》四卷二号刊登了鲁迅的《病后杂谈》。原稿共有四节，但发表出来只有一节。当时被检查官删后，黄源征求鲁迅意见后，被删剩这节照样发表，第一节中的“一”仍在，按常规有“一”必有“二”，但未见有“二”，暗示原文被删减了。
关于《病后杂谈之余》，鲁迅在《且介亭杂文》后记中，有一段有趣的话：
“……不知为什么？检查官这回却古里古怪了，不说不准登，也不说可登，也不动贵手删削，就是一个支支吾吾，发行人没有法，来找我自己删改了一些，然而听说还是不行，终于由发行人执笔，检查官动口，再删一通，这才能在四卷三号上登出。”
这儿鲁迅所说：“发行人没有法，来找我自己……”其实是徐伯昕让黄源去找他。因找鲁迅删文章，并不是一件光彩的事，故把他给隐去了。多年后，茅盾在回忆这份20世纪三十年代出版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文学期刊时，动情地说：“至于《文学》的日常工作，全靠黄源。他是十分辛苦的，可以说集编辑、校对、通讯员于一身，还要挤时间搞翻译。”
黄源与鲁迅最频繁的接触，是他主编《译文》杂志的时候。
1934年5月底的一天，茅盾和鲁迅谈起文坛现状，感到国民党当局解禁部分书刊后，有几本书的老作家，还可以拿到一些版税，年轻作者辛辛苦苦写点东西，被检查老爷任意抽掉，就要勒紧几天的裤带了。在谈到翻译之艰难和翻译作品遭市场之冷遇时，鲁迅说：“我倒有个想法，办一个专门登载译文的杂志，提一提翻译的身价。而且这杂志，译品要精，质量要高，印刷也要好。”茅盾当即表示赞成。
6月9日，鲁迅约茅盾、黎烈文在家中便餐时，又提及此事，黎烈文也说好，提议杂志名称为《译文》。鲁迅说：“我们三人都不出面，版权页上只署“译文社”并具体提出交给“生活社”去打理。
几天后，鲁迅又问茅盾进展如何？茅盾向他推荐了黄源担任主编。他向黄源写信联络说：
“河清兄……以少数志同道合的力量办一种小刊物，并没有年发它一万二万的大野心，但求少数读者购得后不作时髦的装饰品，而能从头至尾读一遍，这刊物不是一般的读物，只是供给少数真想用功的人作为“他山之石”的……”
黄源专业就是搞文学翻译的，接到此建议后他非常兴奋。不顾当时天气炎热，就找了书店经理徐伯昕，立即行动起来。徐伯昕知译文不好销，说先发三期不发稿费试行。提出版权页署“译文社”，恐怕图书审查机关通不过，要求署上主编名。说好鲁迅、茅盾、黎烈文都不署名的，鲁迅建议署黄源名。说：“对外用他的名义，实际主编我来做。”
这样，年纪轻轻的黄源，就成为大名鼎鼎《译文》的主编。
《译文》的1——3期，由鲁迅身传言教，亲自挑选和编辑稿子。黄源在8月5日在茅盾寓所见到先生，他在回忆录中记录了这次见面：“天气炎热，鲁迅脱去了长衫，挂在客堂门口角落的衣架上，便坐下来谈。他把带来的包袱解开，里面是创刊号稿子和插图的画册本，稿子的次序已排定，每篇题目用几号字体，插图大小，都已一一注明，自前言到后记，几乎一切都已编排妥当。”
黄源收到鲁迅于8月14日写的第一封信。信里说：“我想将《果戈理私观》后面译人的名和《后记》里的署名，都改作邓当世。因为检查诸公，虽若‘并无成见\\\\\’，其实是靠不住的，与其以一个署名，引起他们注意（决定译文社中，必有我在内），以致挑剔，便办事棘手，不如现在小心点的好。”如此，《译文》创刊号里，没有出现鲁迅的名字。9月16日，《译文》出版了，受到读者欢迎，并再版加印了五次。《译文》出到第三期时，鲁迅给未名社李霁野的信里说：“《译文》本是几个人办来玩玩的，一方面也在纠正轻视翻译的眼光。但虽是翻译，检查也很麻烦，抽去或删掉，时时有之，要有精彩，难矣！”
当然，这是鲁迅的自谦之词，从他轻松的语调里，我们可以看出他的喜欢和对《译文》的推广。
编完第三期，鲁迅对黄源说：“下期我不编了。你编吧，你已经毕业了。”于是，从第四期起，黄源就按先生的思路，放开手脚编了。
在编辑《译文》过程中，黄源由衷地感谢先生对自己的信任和关心，他感到自己好似背靠了一棵大树，在恶劣的环境下能茁壮地成长。
1935年底，《译文》出到二卷三期，黄源觉得“稿荒”，便向先生写了一封信“求援”，鲁迅立即回信：“今天为《译文》看了几篇小说，也有好的，但译出来，要防不能用，至于无聊的，则译起来自己先觉得无聊。现在选定了一篇，在有聊与无聊之间，事情是‘洋主仆恋爱\\\\\’，但并不如国货之肉麻，作者是Rumania的M．Sadoveanu，似乎还新鲜。明天当动手来译，约有一万字左右，在六月五号以前必可寄出。”
还没到5号，在3号，先生又来信：“详情并后记已于上午挂号寄上，因为匆匆，也许有错处，但管不得这许多了。下一期我大约可以请假，到第六期，我想译一篇保加利亚的lvanVazov。”
黄源说：“好使我的工作量不至于过分繁重，先生对我约稿，几乎有求必应，仿佛是自己必尽的义务。”
先生对黄源的恩典，不仅仅是对他工作的支持；而把他当作“知已”。黄源不是左翼作家联盟成员，当时他还不是中共党员，他与鲁迅的交往，仅仅是出于崇拜，而鲁迅，则把他当作“小朋友”看待。两人的情感纯真且亲密无间。
一天，黄源去看望鲁迅时，在静安寺路看到一家外文旧书店里，有一部六册的《果戈理》德译本，他知先生正在翻译果戈理的作品，肯定喜欢。就化了十八元钱买了下来，作为礼品孝敬给先生。
十八元，现在看来不多，可在当时已是巨款了。先生说礼品收下，却坚持要付款。黄源再三拒收，说自己是真心诚意敬慕先生，已在首本上写下“鲁迅先生惠存”，还怎能收钱？鲁迅说：“你的诚意我领了，但钱是一定要付的。十八元对我说不算多，对你来说却是一笔大数目。我定当不会接受的”黄源推辞不脱，只得收下十五元。
这件事，在鲁迅1935年11月27日的日记中记着：“下午河清来，并赠德译本《果戈理全集》，一部五本，值十八元，以其太巨，还以十五元也。”
黄源奉上的《果戈理》是六本，咋成五本了呢？原来先生没把他奉送一本记在“书账”上。
《译文》杂志出到第二年，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是年8月，生活书店的老板邹韬奋从国外回上海，发现徐伯昕身体不大好，出于关心，安排他赴莫干山休养，让毕云程代理经理。而在此以前，徐伯昕已把签名的《译文》第二年的合同交给黄源，但毕云程对《译文》商量好出丛书的事并不知情，认为书店已在售郑振铎的“世界文库”，再印“译文丛书”负担过重，于是，邹韬奋便通知黄源暂停编译。而此时，鲁迅仍在计划出版《果戈理选集》。黄源就向生活书店写信说明，说徐伯昕有约在先。邹韬奋始答协商一下，待次日黄源再去获取“回复”时，他直接表示：“生活书店”不准备出这套书了。
黄源无奈，只得将实情禀告先生。当时鲁迅虽不高兴，却无生气，问黄源，“你看怎么办……还有什么书店吗？”黄源一时没回答，想了一会才说：“我和巴金、吴郎西很熟，听说他们的‘文化生活\\\\\’办得很好，不知经济上有没有能力？” 次日，黄源找巴金、吴朗西谈了，两人都很赞成，并表示：“译文丛书”的稿件，一定尽快付排。然而，“生活书店”毕云程不高兴了。认为他拿着“生活社”工资，为外社做事，《译文》销量不尽人意，与他这主编名气不大相关。
两天后，鲁迅在日记中记着：“晚明甫及西谛来，少坐同往新亚公司夜饭，同席共七人。”明甫即茅盾，西谛即郑振铎，另四人就是邹韬奋、毕云程、胡愈之、傅东华。宴会刚开始，毕云程就邀请鲁迅担任《译文》主编，意思是要撤换黄源。这使鲁迅感到突然，感到黄源踏踏实实地在工作，“生活书店”提出撤换没道理。于是，他扳起脸来拂袖而去。
回家见到许广平，他把帽子一丢，生气地说：“闹翻了、闹翻了！”第二天，他约见茅盾、黎烈文和黄源。当着他三人面，把《译文》和徐伯昕签的协议当场撕毁，愤怒地说：“生活书店如要继续出版《译文》，合同须由黄源签字。”说着，他转向茅盾说：“就请你转告生活书店吧。”茅盾点点头，说：“好的”。
由此可见，鲁迅对黄源很重视。黄源晚年对人说：“我从先生身上，首先学会为劳动人民说话的立场；‘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其次是他教我说真话，他身上有一种不妥协的斗争精神。”
黄源不是“左联”成员，鲁迅也从没和他说起过“左联”的事。“左联”解散后，维系着左翼文化阵营的组织没有了，虽然周扬等人还努力建立文化界广泛的“统一战线”；但实际上，这时的“左翼文坛”已无团结可言。1936年6月中国文艺家协会成立时，鲁迅因为它“非常浓厚的含有宗派主义的行帮情形”拒绝参加。巴金、黎烈文、黄源、靳以等拥护鲁迅的主张，也没有参加。
此后不久，鲁迅及他的追随者发表了《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以表明对中国文艺的走向与态度。这事，巴金在回忆中说：“1936年五六月间，文艺家协会成立，发表了宣言。鲁迅先生拒绝参加文艺家协会，他不参加协会的原因在他的书信中讲得很明白。黎烈文、黄源、靳以和我还有别的一些拥护鲁迅主张的人，也都没有参加协会，更没有在宣言上签名。当时鲁迅先生身体不好，外出活动较少，黎烈文和黄源经常去看望鲁迅先生。我向他们谈起，我们也应该发表一个宣言，表示我们对当前民族危机的态度。黎烈文当天从鲁迅家出来，拿出一份由先生亲笔签名的宣言稿找我和靳以，他已经把两份稿（指由巴金和黎烈文同时起草的稿子）合并成一份宣言了，出来交给黄源、胡风等人拿去找人签名。”
在中国文艺家协会成立前一个星期（即6月1日）胡风发表了《人民大众向文学要求什么？》，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与周扬、夏衍等提出的“国防文学”的口号抗衡。在短短的两三个月里，上海文艺界爆发了一场“两个口号”的论争。鲁迅是参与制定第二个口号的。冯雪峰曾经说：“这口号的最后决定者是鲁迅，也就是说，这口号是鲁迅提出来的。”
大浪淘沙，铅华洗尽。四十多年后，黄源回忆这场论争，还心有余悸。认为：“经过‘两个口号\\\\\’的论争，‘左联\\\\\’内部少数人的门户之见反而加深，甚至公开化了。”他说：“当初徐懋庸大骂围绕在鲁迅周围的胡风、巴金与我，而鲁迅为了保护我们则挺身而出。后来，冯雪峰看自己人与自己人打起来了，通过茅盾调停动员后，大家才在两个文件上都签了字。
1936年10月19日，一代文豪鲁迅辞世。身为鲁迅晚年最为信赖的弟子，黄源见证了他的死亡，并伴随他度过了人生最后的时光。黄源亲历先生最后的功德，是他鞠躬尽瘁为亡友瞿秋白出版遗著《海上述林》。
1935年6月18日，瞿秋白被枪杀了。鲁迅得知消息后悲痛不已，马上找郑振铎等人商量集资为亡友出书。他建议先把瞿秋白翻译的外国作品编辑出版，为尽可能完整，他让黄源去现代书局以两百元钱，赎回《高尔基论文艺集》和《现实——马克思主义论文集，从这年10月开始，化了一个多月时间，把三十余万字《海上述林》编就。因瞿秋白幼年时曾用过“瞿霜”的名字，书稿以“诸夏怀霜社”名义出版，在作者栏署名“STR”（即瞿秋白笔名“史铁儿”英文拼音简写。可谓用心良苦。
鲁迅患病的整个过程，黄源都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那段时间，他经常跑先生家里。
9月19日，鲁迅在日记里写道：“晚河清来，并赠松江茶食二种，交《译文》三期稿费十七元。”
黄源清晰地记得：那天他提着两盒松江茶食上楼，鲁迅躺在藤椅上，见他提着点心走进来，抬起身微笑着说：“你送礼来了？”在他的印象中，先生很少和他开玩笑，这是仅有的一次。星期六，黄源常在鲁迅家吃晚饭，但这次他怕浪费先生精神有意回避。先在外头小饭馆里吃了，才买了两盒茶食过来。现经先生开玩笑地这么一说，他竟傻傻地呆在原地不知说什么好了。后来，这茶食在当晚开谈时，还是他与周海婴一起吃光了。
鲁迅病重期间，黄源去得较勤，一天傍晚，黄源到鲁迅家探望，怕惊忧先生不敢上楼，仅在客堂向许广平探问病情。那天是星期六，过一会，周建人也来了，许广平邀他俩上楼。鲁迅看到他们在藤椅上直坐起来，立刻沉下脸对许广平说：“是你阻止不让黄源上楼吧？我老早就听见楼下声音了。”见许广平尴尬，黄源立即解释说：“不，许先生几次邀我上来，我想还是等一下和三先生一同上来。”
饭后，鲁迅依然躺在书桌边的藤椅上，黄源坐在书桌前，周建人坐在另一端书桌边说话。鲁迅有时吸一支纸烟、喝一点茶、吃一点水果，觉得疲劳了就靠着藤椅闭目养神。坐在一旁的周建人和黄源，担心鲁迅精神不济，都不敢提出话题，但鲁迅却话语自如，不到夜深不放他们走的。
六月初鲁迅的书账和日记一度中断，30日鲁迅补记书账后写道：“月初以后病不能作字，遂失记，此乃追补，当有遗漏矣。”追补记中有黄源赠德译《高尔基全集》八本、德译《高尔基选集》三本、《高尔基论文集》一本。其中全集第一卷衬页上写着：“鲁迅先生惠存，敬祝先生著作三十年。黄河清”字样。同一卷封三上，还有一个东京神田稻垣书店的标志。
后来黄源说：“先生病重时连日记都写不了，我却冒失地送他这么笨重的书，深感惭愧。”
10月19日凌晨，黄源与许粤华还在梦里，突然被几下轻轻的敲门声惊醒，打开门，一个穿着藏青色学生装的青年哽咽着说：“鲁迅先生死了。”
“什么？”黄源吼了起来。
一周前（10月10日），鲁迅去上海大戏院看了一部苏联电影，当晚写信给黄源：“今日往上海大戏院观普式庚之Dubrovsky（华名：《复仇遇艳》，闻系检查官所改），觉得很好，快去看一看。”
可惜那几天黄源忙于《译文》付印，恰逢萧军从青岛回来，就没去看电影。14日，黄源与萧军同去见先生，他带了一个小小的高尔基木雕像。鲁迅拿起雕像看了一会，说：“雕得不坏。”这天，萧军谈了许多沿途见闻，又说起了去日本的萧红，竟没给先生写过一封信，也不知情况如何？说着说着，他的声音便高了起来，鲁迅的嗓音也随之提高。黄源怕先生累着，便默坐不说话。后来，鲁迅还问他：“那普式庚的电影看了没有？”
没想到……眼泪从黄源的脸上留了下来。这天，是黄源终生难忘的一天。这天，也是一个时代的结束；因为中国一位“讲真话”的巨人陨落了。
鲁迅逝世十三年后，上海解放，黄源参与接管文化工作，在华东军政委员会担任要职。从紧张繁忙的文化建设工作中，首先想到建立鲁迅故居和鲁迅纪念馆。这是鲁迅逝世后许多人所企盼的，现在终于有了条件：一个人们盼望多年，能说真话的时代到来了。
在黄源等人极力推动下，时任政务院副秘书长的许广平亲自到上海筹建纪念馆。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建立的第一个人物纪念馆。地址选在大陆新村9号鲁迅故居。不久，当地原住户，经黄源上门做工作，都愉快地搬了出去。
与此同时，黄源感觉在万国公墓中鲁迅墓太小了，与纪念馆不相适应，考虑为先生迁墓，在夏衍等人大力支持下，经过实地察看，决定迁至虹口公园。墓址选定后，黄源跑了一趟北京，找到周扬，跟他谈了请毛泽东题写墓碑的想法。周扬当即表示同意，很快找到主席题词后交给还在京等候的黄源。
之后，毛泽东主席题写的“鲁迅先生之墓”六个大字，就刻在了虹口公园鲁迅墓那照壁式的墓碑上。
四、民族危亡时刻，用笔杆子当“枪杆子”用的书生
在黄源多姿多彩的一生中，十三年的战争生涯占了很大的份量。他说：“战争浓缩了我的思维，使我赤裸裸地面对自己的人生。”
“七七”卢沟桥抗战爆发，接着，“八一三”上海抗日战争爆发。使尚还年轻的黄源热血沸腾，使他感觉到没有什么比保家卫国的民族大义更为重要了。在隆隆的炮声中，他去了鲁迅家，先生走了，他的夫人景宋（许广平）先生还在。他说：“我们的人们终于开始‘还击\\\\\’了，可惜站在民族解放战争前哨而苦战一生的先生听不到了。但没关系，有我们学生在。我们一定要继承先生遗志，沿着他指引的道路，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黄源回忆说：“这时由于战争邮路中断。上海许多全国性大刊一律被停止发行。我把妻子（许粤华）和孩子迁回海盐老家，自己和茅盾、巴金、黎烈文四人，整顿原有的《文学》、《文丛》、《中流》和《译文》，先后以《烽火》和《呐喊》为刊名出版发行。”
这时，冯雪峰来“文化生活”找到黄源，要他担负《鲁迅纪念文集》整理、编辑和校对工作。这中间，他为老父辞世，回了一趟海盐老家。看到“国破山河碎”，就义无反顾地走上了抗日战场，成了新四军中光荣的一员。
这是一群与黄源一样的热血青年，以“战地记者”的名义，在浙江金华和中共东南局接上“关系”，由一辆大汽车把他们送到了皖南的新四军军部。时间是1938年底。
黄源在回忆录中写道：“1938年底，我们到皖南新四军的军部，第一天晚上，是个下雨天，东南局的书记兼新四军副军长（实际上是政委）项英同志就在云岭接见我们，谈什么记不起了，但印象很深。当时我们是在军部参观，参观完，项英作元旦政治报告，听完报告后，我就跟他到前线去了。”
“在军部与东南局，有邓子恢、袁国平，宣传部有朱镜我、李一氓……他俩我都熟悉，是前创造社的。项英、袁国平、邓子恢等军事首长，我却是第一次见到。文化人中有夏征农、薛暮桥、聂绀弩、彭柏山、丘东平，这些人也都是熟悉的。但他们都分散在各支队里。”
“在新四军中最初的印象是，这些军政首长都是穿一套灰色的半新不旧、洗得很干净的军装，有的军装上还打着补丁（那时是新同志穿新衣服，老同志穿旧衣服），很朴素。另一个感觉是，由于战争，我们在上海的生活非常紧张，相互关系也复杂。而一到皖南，在共产党的军队里，真正感到温暖，这是一个大家庭。当时招待我住的房子，是一个三开间的民房，破烂不堪，可这是政治部招待所。中间一间是空着的，点的是煤油灯，我住在里边，二支队的政治部主任王必成也住在里面，非常艰苦，但这已是师政治部主任的待遇了。”
他写道：“在一支队待了几天，我看到陈毅和项英谈天，谈工作。当时我不知道也不懂得他们在谈什么？其实他俩在谈新四军的战略发展方向。
在新四军军部留下后，黄源的职位是《抗战》杂志的编委。《抗战》是军部办的刊物。项英1939年元旦的长篇报告就发在这里。一年后他由冯定和彭柏山介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他说他入党时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是做秘密党员，另一种意见是做一般党员。军部领导因考虑我已到了新四军，不可能再秘密，于是我就做了一般党员。
入党后，黄源担任了印刷所负责人。他说：“从1939年底到1941年初，我都在印刷所工作。我工作得很开心，通读了六册《斯大林选集》，并在所里发动工人竞赛运动，我从中受到教育和启发。”
黄源回忆说：皖南事变发生在部队‘北移\\\\\’途中，“我们是晚上出发的，从云岭到章家渡，只有二三十里路，可是走到时已快天亮。那天路上我碰上画家赖少其，他在三支队，从三支队的防区繁昌方向过来，芜湖外围是我们的部队。章家渡的青弋江上搭了一座浮桥，渡江后在茂林停下来。停了一天，再出发。都是黑夜走，打着灯笼秘密行动，白天怕飞机，本来是要往北走，但我们却往南走，走到人家口袋里，到茂林已经和国民党部队接触上了。”
他说了那次突围中死里逃生的过程：“叶挺军长被捕后，向组织上交待了一个清单，把我列入阵亡名单，大家都认为我死了。但我没死，我从国民党的包围圈中突围出来……”
战斗是残酷的。他回忆说：“从茂林出发，目标是一个山的口子，这山口子过去是项英打游击三四十个人通过的地方，叫丕岭。可现在有近万人的大部队要从这儿冲出去。这显然不大可能，部队刚到山脚下，就遭到敌人机枪的扫射，队伍就退下来。”
“……总之，队伍冲散了。我们印刷所跟随政治部行动。天亮队伍集合时，我还听到叶军长动员把教导队拉上去，我也跟着政治部同志上山，可敌人占领了制高点。一阵疯狂的射击，又把队伍打散了。这时天黑下来，山上很混乱，我插在一个不认识的团队里（后来知道是新三团直属队），跟着往下冲。”
“我们终于冲出来了，可是军部和大部队没出来，又往里缩了。这时冲出来的直属队走得很远了，只留下没武器的号兵和医务兵。我突围时军部给我配了警卫员，还有两支驳壳枪。我们用两支驳壳枪抓住了一个俘虏，是国民党四川部队的。这样我们就押着他一起走。因为是晚上，国民党部队远远地听到响声就问‘口令\\\\\’，我们就叫他回答。因为是四川口音，一路上没受到阻拦。”
“天亮时我们到了章家渡，和我一起突围出来的饲养员是本地人，带我们过江。敌人一阵机枪扫来，保护我的警卫员也被撂倒了，俘虏也不见了，我身边只有一个饲养员和小司号员。江边小店不敢留我们，于是我们脱下军装换上老百姓的衣服，由饲养员带着我俩躲进老百姓的家里。”
“因为附近村庄都住满国民党的部队，挨家挨户地搜查。我们在逃亡时和小号兵也走散了，最后只剩下我与饲养员两人，跑到宣城他家里躲了起来。”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