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与村庄
妈祖信俗，“一带一路”的中国式故事，国际化表达
车 弓
1、近百年间我们很少讲好“中国故事”
2017年11月在福建省莆田市湄洲岛举办的第二届世界妈祖文化论坛暨第十九届中国．湄洲妈祖文化旅游节活动，是一次货真价实的“一带一路”中西方文化交融、“中国式故事、国际化表达”的范例。涉及到中国民间信俗中含有“原始的、深层次人性力量”与西方社会具有普世价值、区域文化力量的碰撞：展示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一次有意义的实践。四十多个国家与地区，一百零五篇专家与民间的学术论文，在小小的湄州岛进行交流，实在令人叹为观止。
众所周知的是：近百年间西方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隔阂与解读肤浅,究其原因，学术界归纳为二：一是近百年间由于中西方信仰以及观念不同，导致民族文化交融的偏见。二是由于文字翻译上的问题，很难对民族主流文化做出根本性的阐述和介绍。这就涉及到中西方文化观念上的差异、甚至歧视。其实就民族文化的起源与本质——俗文化的传播与共融，在民间的角度从没停止相互交融以及传播，就现象来说更多地表现在民族信俗和衣、食、住、行的日常行为中。121年前李鸿章出使欧洲，带了126个大行李箱震惊巴黎，饭店的英国人和法国外省的客人都跑来看热闹，对他的行李、支付费用以及饮食起居大感兴趣。这位“可爱”的老先生在巴黎北站下车，还在行李箱内带了两只活鸡，装在一只柳条筐内，因为他怕巴黎没有新鲜的鸡蛋吃。法国人感兴趣的，不是这位来自“东方的使者”，到巴黎来干什么？而是他带来凌晨三时就得起床为他做饭的三名厨子，以及超乎他们想象力的饮食起居……
这就是我们东方民族给西方人带去的民俗文化现象，在他们的眼中，来自遥远东方国度的中国人实在不可理解：一个政府官员的出行为何弄得如此复杂和繁琐。诚然，这只是一种俗文化“输出”，并不代表东方民族的主流文化；但表现在代表清政府大臣身上，就不可避免地留下主流文化的痕迹。当然，这只是个例，121年后的中国随着国力的强盛与国门渐趋“开放”，其留给西方人的面目已然大不相同，然而他们仍然不很理解：在经济迅速崛起的东方大国，其地域文化面目究竟如何？这个古老而又神秘的国度，为何持续五千年文明而不绝？他们的衣食住行、民风民俗与西方有何区别？为何表现西方民族文化内涵的“肯德基”、“麦当劳”设立中国的连锁店，不知不觉地加上了油条与豆浆的“国粹”内容。他们自然也不能想象政坛上如郭伯雄、徐才厚这样权高望重的“大员”，私吞这许多钱和金银珠宝有何用？记得十几年前我在京时请一位德国友人喝豆豉，他说他真想不通那种超酸饮料有什么好喝的。当我告诉他这是中国的饮食文化，他听了更感到莫名其妙，说：“贵国的民族文化真奇妙；我在北京住了十来年，对你们博大精深的民族文化仍是一头雾水……就像那些可爱的古城墙与胡同，建了拆，拆了建；也不知设计者是咋想的？现在满街都是西方建筑；像我这般的‘洋人\’都不能体会东方建筑的美了……”
这话说得有些残酷。每当听到此类话题，像我这般的“文化人”还真不知如何回答。是外国友人不懂得中国文化内涵呢？还是我们没有文化自信，或说是我们没讲好“中国故事”？致使外国友人不了解中国人的文化精神。
2、是否真是“崖山之后无中华”？
近百年间，提到以“汉文化”为中心与主要特征的华夏文明，学界有一种颠覆性的观点：“崖山之后无中华”。持此论者有两种根据：一是作为文化主要特征的“汉音”（也就是我们现今的普通话）被北方游牧民族的“胡音”所替代。因为宋前的官方用语接近现在广东福建地区的南方方言。此观点比较容易否定，因为我国原本就是一种多民族的国家，语音的改变并没有推翻上古“仓颉造字”方块字组合，不存在语言性质的根本改变。二是近千年间北方游牧民族对汉民族政权多次颠覆，造成汉民族的精英文化层“断裂”，致使历经数千年的农耕文明失去成长与发展的依托和基础。
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宋元鼎革”是中国历史上一次重大变革。在最后决战——崖山海战中，双方投入军队50余万（其中宋20万，包括攻臣及其眷属、宫廷人员、普通百姓，实际战斗力数万）最终以南宋全军履灭、宰相陆秀夫背负着八岁小皇帝昺投海自尽，七日后浮出海面的尸体达十余万具，以此导致大宋王朝最终灭亡。为此历学界常拿“崖山之后无中华”说辞，认为宋的灭亡标志着汉王朝在文化意义上的“真正亡国”。世界著名学者黑格尔、亚当斯密、甚至连《世界史纲》的作者韦尔斯、汤因比都提出了类似的观点。
“崖山之后无中华”，在古文献中首出于明末文人钱谦益的《后秋兴之十三》：“海角崖山一线斜，从今也不属中华。／更无鱼腹捐躯地，况有龙涎泛海槎？／望断关河非汉帜，吹残日月是胡笳。／嫦娥老大无归处，独倚银轮哭桂花。”诗中“桂花”何指？应为南明桂王呀！此诗以“崖山海战”比喻南明败亡，反映出一代知识份子对民族文化“沦陷”的一种伤感与无奈。
但一个民族的“精英文化层”断裂，只能是“主流文化”的沦丧；并不能说明民族的“原根文化”就此抹去痕迹。
自此千年间，流连庙堂的知识精英阶层与踞守民间的乡绅阶层，共同继承与发展了汉民族的主流文化与民间文化。中国历来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先秦时不就是由“屈居胡邦”、融洽游牧民族文化特征的秦王朝以“善骑射”的武力掠夺，征服中原先进农耕文化而“统一六国”，建立大一统的秦王朝帝国。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不因政体或制度的改变彻底消亡和断裂。而且民族文化特性向来就是以“先进文化”共融或改变“落后文化”得以传承。就当时中原先进农耕文明和相对滞后的游牧文明，具有本质兼并与包容的作用。
马克思、恩格斯都说过：“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在进入元代后，深受中华文化影响的高丽等国仍称元为中国，在《高丽史》中，中国一词共出现129次。余日本在史书中，也多次称元、明、清三朝为中国；学者把蒙古游牧民族纳入“支那”文化（汉文化）范畴。就蒙古人与汉人共同创造的元代文化看，作为汉民族中处于统治地位的“儒学”，得到了进一步的弘扬与发展，孔子被封为“大成之圣文宣王。历元以降，明、清两朝的儒家社会地位不是削弱相反提高。
中国近百年前为何落后？关键不是“崖山之后无中华”的汉民族文化纽带断层，恰恰是长期“闭关锁国”、“独尊儒术”与西方民族优秀文化缺乏沟通和交融所造成的恶果。
3、“妈祖信俗”是东方民族文化自信的民间表达
我们现在的时代，是距离李鸿章带着126个大行李箱出使巴黎121年后的中国，自然旧貌改了新颜。尤其是近四十年间经济的发展，促使了社会的文明与进步，但我们对于民族文化自信仍然缺乏足够的定力。在城市执掌者与知识“精英”阶层的眼中，常出现目光游离和举棋不定。他们并不明白中华传统文明，是以华夏农耕文明与东方原始海洋文明所结合构成的“原根文化”（包含上古神话与民间信俗），偏颇地推出他们认为正宗的儒家主流文化。
这儿有两个问题需要探讨，一是我们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的弘扬与发展，究竟主流文化是什么？是以两千年来以庙堂（政权执掌者）推崇的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主流文化；还是蕴藏在民间地域文化精神？如果是以庙堂（政权执掌者）为主体的民族精神，那末历经两千多年几次政权更迭和近代“五四”运动后的冲击，在与外来文化的交融中，其精华部份确实所剩无几，需要有重新认证涮选的过程。如果以民间地域文化精神为主，那末我们优秀民族精神遗产比比皆是。如妈祖信俗，就是中国东南沿海由华夏农耕文明与原始东方海洋文化相结合，转化为近代海洋文明的一颗璀璨的明珠。二是人类文化精神的共融，需要有民族之间的相互沟通与传播。这种沟通与传播建立在文明与发展的基础上。一个历经两千年而不衰的民族，肯定有其合理的文化内涵可供挖掘与开采。其沟通与传播的手段建立在政治、经济与社会共同体的相互理解与交往的基础上；而不是单纯意向性地传播和输出。
莆田湄洲岛妈祖信俗，是一份发源于东方原始海洋文化、发散传播世界各地、寓儒、释、道一体，弥足珍贵的民间文化遗产。它的意义并不亚于西方“上帝造人”（亚当、夏娃）、“诺亚方舟”人类远古传说；也不亚于“神农氏尝百草”、“大禹治水”与“苍颉造字”等中国神话故事。唯一不同的是，以上传说与神话故事，都由贵族阶层（拥有文字能力的特权人物）以文字形式所记载下来，而“妈祖信俗”却更多地由弱势群体（渔民与市民）中，以“口耳相传”的形式流传开来、继而由文人与民间艺人记载定型，蕴藏在市井与乡绅文化中的民族精神。
对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文化来说，妈祖信俗归类于民俗范畴，即来自民间的地域信俗文化。她从诞生之日始，就有着扎根深植于民间土壤的现实基础。妈祖林默娘是一个出生于北宋初年的民间女子，为了保佑与庇护出海渔民与来往商船不被突发其来、狂虐无情的海浪吞噬，几乎“自学成才”掌握了“测知天气与海洋风暴的规律”，以她的仁慈博爱精神与“弱小”能力，保护出海来往船只的安全。这对当时农耕文明（含海洋狩猎）向原始商业文明进化的人类转型期（值得说明的是两宋间经济文化的发达与繁荣，孕育了原始市民文化的萌芽），无疑是一种寄托着新兴市民阶层对美好未来的憧憬，从而产生东方原始海神崇拜；继而才有历朝皇帝的封敕而成为华夏民族除了“龙图腾”外、有着人格化的航海神而享誉世界；致使凡有华人航海与渔猎处，皆有妈祖神坻庙宇的信俗崇敬。相比于高居庙堂的儒、释、道以及外来的天主教等宗教文化，她的组成成份更为复杂，生命力也就更加顽强，且拥有扎实的平民阶层文化基础。
4、东方民族转型期所产生的“混元”文化现象
就世界文化精神交融来说，许多都是由民族主流文化（即官方提倡）与民间文化（风俗与信俗）基础上结合形成的。两者不能相互排斥，也不能相互混同；有一个去粗存精、相互包容、依赖发展与传播的过程。
妈祖信俗流行千年而不衰，除了扎根于新兴的市民阶层、合理维护社会经济发展外，在创建之始就融洽和包容了流行市井乡间的儒释道混元文化、并充分吸收其合理的内涵；还在于随着时代变迁（人类由农耕文明向海洋商业文明进化中）历朝历代官方提倡以及推崇。这是时代发展的需要，也是世界文化趋向共融的必然。回顾妈祖信俗形成与发展过程，有一点我们不能回避。这就是人类所有信俗图腾，都产生于社会生产力低下的蒙昧时期，对物质世界的憧憬与希冀，寄托着人类改造周边环境的美好愿望。如西方海神波塞冬产生于希腊神话故事。我们东方民族就有龙王传说。几乎世界上所有民族，在其文化精神形成过程中，产生了富有自己特色的原始信俗。而妈祖信俗，却产生于北宋初年而形成在宋末元初的几百年间。究其成因，不但有中国特色的儒学与道家成分，还包涵由印度佛教文化的因素。在妈祖信俗发展和传播过程中，许多地区往往把天后妈祖与佛教观世音菩萨混为一谈。如东海渔民信俗中，妈祖不但识“天体气候”的“天书”为观世音所赐，还有说妈祖就是观世音菩萨在人间的化身……
这需要我们回到本文提出的观点：真是“崖山之后无中华”吗？不对！这儿须得明白我们民族的“原根文化”究竟是什么？众所周知：在宋至元代，传承千年的华夏农耕文明发生了史学界争论不休的两桩变化。一是上文提及的两宋间“穷兵黜武”、社会风气趋向“文弱”；由此造成北方游牧民族乘虚而入而使中原传统文明“断裂”与“分化”；致使南方以古越民“水文化”或称之为东方原始海洋文化“抬头”，与北方游牧民族相互补充（元代的疆域扩大了数倍）达成华夏多元文化的特征。二是中国的封建农耕文明，在两宋时期已经到了“登峰造极”地步，由于宋代推行兴修水利和南北运河的贯通，大片的农田得以灌溉；社会生产力超过中原地区得以发展。如果你有心查一查，南方有名的古水利设施，大多是在那时期开发的。大量的农田开发和南北大运河贯通漕运，促使一部分农民脱离“本业”，转换为新兴的市民阶层并对海外进行商业贸易（在两宋间苏浙、闽广孕育了扬州、宁波、泉州、与广州、交趾等五大港口）。元代承继了两宋“市舶司”通商模式，造成海上、陆上“丝绸之路”商贸的繁荣（这种情况在马可．波罗《传记》中即有反映）。这些新兴市民阶层的产生，急剧需要有自己利益需求与时代特征的信俗崇敬；而妈祖信俗，则顺应了这一时代发展的需要。
据此角度，我们可以得出妈祖信俗源于民间渔民捕捞作业，而符合新兴市民阶层利益需求的基础上孕育、发展和传播开来的。也就是说是华夏民族对外开放、吸取外来文化所产生的一种“混元”文化现象。得以传播的因素是南宋灭亡致使华夏文明主流文化带暂时“休克”，而民间文化仍持续发展、顺应时代要求上升至地域主流文化。这些虽由于明清两朝“海禁”略事“停顿”，随着南北运河“漕运”与“五口通商”后和海外日益见长的商贸活动而勃兴，并向中国内陆与世界发展，形成至今方兴未艾的东方海神——妈祖信俗崇敬……
5、民族地域文化与当前“一带一路”的意义
由此可见：人类文化共融与相互包容促使民间地域文化的发展；正因为妈祖信俗在时代变迁中汲取“外来文化”、形成民族“混元”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相对于与西方缺乏沟通、以儒学为代表的正统主流文化更具有生命力。
就妈祖信俗传播中，我们不但可以看到它形成基础建立在中国民间儒、道两家，内涵却包含佛教文化元素、甚至有与阿拉伯波斯商人沟通的文化基因。它与西方海神波塞冬既有“佑民行善”的共同性，又有明显的区别特征：一是西方诸神皆有“出身”（如波塞冬是希腊神话传说的神坻），享受“庙堂”的荣光，代表着有产者的利益。而妈祖并不是东方神话中的原始神，他“半路得道”代表平民阶层的利益。二是构成妈祖信俗的核心是老子：“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无一害”，弘扬东方民族善良的原始本性。而波塞冬则为了维护有产者利益，更多体现在财富掠夺与“侵略性”。两者相比，西方文明更具开拓性，而东方文明相对兼有包容性。
历史选择“回归”，当经历明、清两朝“闭关锁国”、停止与世界接轨与交流，导致优秀民族精神的“沦丧”，我们遭遇了新的“文化壁垒”与“断层”。在今天世界经济、文化共融发展的大趋势下，党中央提出“一带”（丝绸之路经济带），“一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构想，是中国高层选择与世界经济和文化“握手”的战略决策，对我国现代化建设和屹立于世界东方的领袖地位，无疑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初步估算沿线总人口达44亿，经济总量约21万亿，分别占全球人口63％和经济总量29％。说句不谦虚的话，这将是本世纪最大规模地与世界经济、文化“握手”。将彻底改变东西方对话的经济与文化格局。
这就是妈祖文化精神。它是一种产生于某一特殊地域、形成与发展于某一特殊时期，从没高居“庙堂”之尊，又长期为“庙堂”所用，立足于历史和现实基础、代表民族文化自信的民间信俗，没有完整理论（或说宗教精神）支撑，却能千年不衰、至今在世界上拥有三亿信徒、流传于四十几个国家与地区的文化现象。莆田市政府、莆田学院举办“世界妈祖文化论坛暨中国．湄洲妈祖文化旅游节”，在当今迅猛发展的世界经济、文化共融、“一带一路”发展格局的时代大背景下，无疑具有特殊的历史地位与现实意义。
就世界文化走向说，中华民族文化源渊流长、博大精深。在当今时代变迁、经济文化交融的洪流中，每个地域、每种习俗都有自己的“故事”可讲。问题在于我们如何把这些“中国式故事”，涓水归流地进行“国际化表达”，使更多的人了解与参悟中国文化精神。如果我们把城市故事讲深讲好了，也就把“中国故事”讲深讲好了。而这些，不是靠几个“文化精英”，策划与归纳口号可以解决的。因为“城市故事”蕴藏在每个市民的骨髓里、溶化在血液中。我诚挚地祝贺此次论坛的举办者为民族文化的表述，在世界文化讲坛上争得一个“金话筒”。
世界了解中国，中国也就走向了世界。这就是每个中国人酝酿在心中、身体力行的“中国梦”……
参考书目：
姜彬《吴越民间信仰民俗》
［美］孙隆基《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
［德］黑格尔《历史研究》